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的八卦，PTT、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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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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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ＲＯＣ」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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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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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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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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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框架，蔡英文２０１６年才訪問過巴拿馬，２０１８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ＲＯＣ），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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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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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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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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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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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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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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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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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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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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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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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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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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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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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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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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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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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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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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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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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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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５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２９２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５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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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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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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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１４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１４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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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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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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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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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９３.２４％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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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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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８１９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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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１９９１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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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１４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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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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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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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１４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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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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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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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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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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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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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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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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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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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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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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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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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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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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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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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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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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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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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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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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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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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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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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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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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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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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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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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６９票對３５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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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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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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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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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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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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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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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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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２００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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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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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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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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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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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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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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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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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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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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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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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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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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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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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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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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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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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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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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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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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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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展開獨立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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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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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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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強投誠自由世界，基本上在台灣算是炸了鍋，對岸跟台灣的某些單位，昨晚口徑一致的稱王是詐欺犯。

從王本人的口白中得知，五月時就決定投誠了，因為中共要求，執行台灣大選的操作，雖然某些報導提到：「王本人是看到香港的慘況，不願意台灣步入相同結局，所以選擇背叛」。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中共要求王本人回到中國的這個舉動，讓王心生戒心。

中共一直以來，利用職務高升、任務交接、親人名義，把海外共諜騙回國內，最後給共諜一個痛快，從此秘密隨著屍體石沉大海。

這也讓我們回想起，今年以來中共的舉動，禁自由行、交護照、華為要求海外員工回國，基本上不是因為貿易戰，也不是因為要報復台灣，最大可能性，是中共的情報網，不能有漏洞。

如同中共對待豬瘟、鼠疫一樣，消息封鎖住了，就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該忘記的事就不該讓它被想起來。

共諜案爆發的時間點，恰好是香港跟台灣選舉時刻，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陣營正在對親中勢力發出警訊。

一旦上了媒體，表示情治單位已經蒐證完畢，媒體既然拿到了這個大料，絕沒有只播一集，就靜待司法調查的道理。

然而，觀察檯面上人物的言行舉止，就成了相當有趣的一件事，為了掩蓋事實，匪諜的行為會有所轉變，以防自己的軌跡，被清晰的解譯出來。

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如果美國同盟跟台灣政府，不留點心眼，玩點手段，凡事大聲嚷嚷，動不動就決一死戰，那麼鬥的過以間諜聞名的共產黨嗎？

忘了說，當年國民黨對日抗戰前，利用輿論要國民黨不顧一切往前衝，對日宣戰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幸好老蔣是理性的，知道需要時間準備，更知道盲動出擊，敵強我弱如同以卵擊石。

而那個抗日喊得震天響的共產黨，抗日的指導方針可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讓日本人跟國民黨拚個你死我活，戰後我們才能拿下整個中國」。

孫子兵法云：「謀定而後動，知止而有得」

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勢必得深思熟慮，架構起防護網，即便過程中被誤解、被攻訐，但當匪諜警覺過來時，已逃不出我們架構起的法律網了。

還記得F16V跟M1A2B嗎？

還記得國安五法讓郭冠英當了縮頭烏龜嗎？

還記得今年是中共建政七十週年，卻沒有一個退將敢去慶賀嗎？

還記得國家機密保護法，讓馬前總統不能前往大陸，而怒不可遏嗎？

還記得那個要簽和平協議的政黨，就算過半，也得經過國會同意，跟全民公投才能簽署嗎？

感謝默默耕耘的立法委員們，即便你們沒有版面，你們還是為台灣做了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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