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規劃，國土的規劃，行政的劃分，環環相扣。
在民主、但是中央集權的國家，首都通常會集中巨大資源及人口。比如說東京，比如說台北。
以台灣為例，全國大專院校共159間，北北基就佔了49間，頂尖大學更是幾乎集中在北市。人才在大學畢業之後，繼續留在當地就業，這種磁吸，讓資源人才更是集中在首都。
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比如說美國、德國、瑞士，他們國家的首都，並不會有過度龐大的壓力。華盛頓DC就是一例，優秀大學在東、西、南、中部都有分布。MIT在東部，加州理工學院在西部，哈佛在東部，史丹佛在西部 ; 芝加哥大學在中部，德州農工、德州大學在南部。矽谷在加州，而紐約、華府、芝加哥、休士頓等，各有自己城市的生存發展模式。
在不民主，但是分權的國家，商業中心也不會全部放在一地。中國有北京、上海、廣州，各自有其特殊且具競爭性之產業，而中國有名的大學更是分散在華北、東北、華南、華中等地。
當然，上述所提的國家，都是幅員廣大的大國。
那我們談談瑞士，蘇黎世為經濟商業中心，而日內瓦，則是世界國際組織交流的政治重鎮。
我們常常提到新創，創新，但是在民主、中央集權的國家，很多事情都必須要一體適用。在民主體系之下，一旦要一體適用，各種團體都會提出不同意見，協調、溝通成本更是巨大。
創新是需要擔負風險的，包含教育、科技創新的實驗區，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整個台灣全部適用，造成的結果、風險通常都是過於巨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包含財務、稅務、以及整個國土的規劃，都需要檢討。
只有分權、分責，才能分擔風險。對於敢創新，敢於嘗試新的區域，將作為試點，成功之後，其他各區域再來模仿。倘如失敗，其他區域也可以避免重蹈。
現在的政務官損耗極大，過去17年來，我們已經損耗300多個部長，13個院長，縣市首長無法像是美國的州長一樣，掌握完整的權力以及責任，縣市首長管理的事務過於零碎，治理的區域也過於零碎。比如說縣市有教育局，但是大學資源來自於科技部、教育部，在各地區的大學，集了人才四年，但是永遠無法有效留才。科學園區也不歸縣市首長管，甚至還有通電的圍牆隔離園區以及區外。權利、權力、責任不劃分清楚，人才也無法進行完整的歷練。
過去有的從學界來的政務官，只有掌握過一個系的管理，但是一到部會，卻要面臨龐大的官僚。有些地方選出首長，相對較好，因為需要跨局處去協調，但是卻因為我國的中央集權制度，無法接觸經濟產業、國際、教育、貿易、警消救災部門的完整決策訓練，這也非常可惜。
在美國，至少有17位的總統當過州長，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儘管在阿肯薩斯，算是小州當過州長，但是他必須做出跨部會的決策，自理財政，自己訂定施政目標。台灣現在六都三市十一縣，能夠自理財政？能夠自己訂定施政目標？教育、經濟、稅收、科技、甚至警政、消防都是零碎的。
在南投，城市規劃的單位只有30人，但在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高達800多人，還不包括約聘。30多人要規劃4106平方公里，800+規劃200平方公里。然而在現在的資源的配置、公務員的級別分化，就算是台北的科長也不願意去當南投的的處長。
換言之，大家的格局將會只有200平方公里的首都，也就是所謂的台北看天下。
在這種架構之下，一般政治人物、公務員，第一時間只能感知首都的物價、首都的房價、首都的薪資、首都的基礎建設、以及首都的所有資源配置。對於地方的所有建設，將會失去敏銳，無法回應。君不見台灣的新聞資源都集中在台北，其他縣市大該就只有行車監視器、置入性廣告、或者各類不太需要成本的社會新聞取材？
然而，如果將區域分成六大塊，職等、資源、人力，甚至是任務導向，將會超過單純「縣」的層級，日本時代的六州、或者是許多倡議人士所談的，「六個新加坡」劃分，是一個重要的治理模式。把中央的權力、責任下放，重新整理，重新洗牌 ; 將稅制、行政、資源、區域重新劃分，是台灣內部總體整理的一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