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安法通過當日，做了一個HK01的訪問。說了很多次：香港的前景很灰暗，香港人的前景很光明。編輯的題，也許有點令人誤解，其實意思說了十年：「移民」不是一個現代概念，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分法，無論住在甚麼地方、在哪裏受教育和工作、持甚麼護照的香港人，在過去一段長時間，同樣都一同守護香港價值；無論走還是留，都可以繼續行下去，香港人成為diasporic identity，才能繼續壯大。在這個破立時代，事已至此，與其天天放負，為甚麼不積極想像下一步？
其實約了半年，因為種種原因拖延至今，既然一齊進入「新香港」，就詳細分享一下吧。訪問很長，應該還有下半部。
//用「國際關係學者」，似乎不足以概括沈旭暉的身份。既是學者，又是KOL，又是生意人，有好一段時間，他被視為中間派、面面俱圓的標誌人物。修例風波發生前，他接受《大公報》訪問鼓勵青年去大灣區創業；但元朗7.21襲擊後，他受訪指中間派再無空間，自此經常在社交網、YouTube發表批判政府的評論。
香港過去一年的社會亂局，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和面貌，「港區國安法」本周剛通過，社會強烈震盪無可避免，政局揭開新一頁，「移民」一如預期再度成為熱搜詞。身處多元社會和劇變時代，透過沈旭暉的訪談，或能了解相當部分傳統中產菁英的看法。
沈旭暉表示，作為一個本身對政治無甚興趣的人，之所以會踴躍發表意見，因為感受到香港過去十年，有些一直相信的核心價值受到破壞，底線被越過，不希望香港出現一些極為惡劣的情況；對於移民，他認為談這個話題並無意義，寄語香港人不需要有一些不必要的恐懼，墮入某些人的圈套，而是如常生活、儲存實力，助香港共渡大時代。個人而言，周遊列國的他，未來反而會有更多時間留在香港，更加以香港為家。
由對政治無興趣 到「2012年之變」
沈旭暉在本地輿論界的知名度，始於約十年前起在報章、網上發表文章。但他認為，自己並不算熱衷於本地時政，「我本身不是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會觸碰政治的人，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他指，真正令他發現香港將出現重大變化的，是2012年特首選舉。
「當時的特首選舉，令我想起很多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諸如此類（的問題）。（選舉）結果大家都知道，當時我也認為，香港未來將會很不一樣。一個以前講求菁英共識政治的model（模式），不會再回來。取而代之是一種比較confrontation（對抗）的model（模式）。過去十年（的發展）的確正正是這樣。」
沈旭暉解釋，在他成長的時代，政治會相對「responsive」（有反應），他和很多一般人所理解的中產、傳統菁英，遇到一些事情看不過眼，會先和政府、建制內部溝通，談不來才會有聯署之類的活動，都是相當溫和，彼此間也會建立一定的信任。
「每一次的行動，我們都會『扣很多血』。因為我們在體制內有一定的位置，機構大多都不喜歡我們表太多態。每一次都要用很多時間去justify（解釋）。」但終究，即使政制不民主，以前的政府也會聽取民意，當民意很清晰地反對某件事，政府是不會強來，公眾會覺得「連佢哋（菁英階層）都出聲」，政府總會回應，民間也會覺得未至於沒有商量餘地。
「人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沈旭暉指自2012年後，這種有傾有講的政治秩序一去不返，政府傾向以對抗取代共識。「到了2019年，這種情況嚴重到不能回頭。」沈旭暉所指的，正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他認為在條例爭議過程中，本來有不少機會可和平處理，但大家會發現已用盡所有體制內的溝通方式，仍是無果。再加上，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香港對立的情況空前嚴重。
基於這些背景，沈旭暉表示自己和身邊的中產、傳統菁英，有一些底線被越過：「其實我們身邊很多人所要的，不一定是一些很政治性的事物，而是一些核心價值，不希望一些免於恐懼的自由被喪失。如果我們下一代都無法自由想事物、表述意見，這是越過我們的底線，特別是當我們自己都成為家長時。」
沈旭暉指，有幾個情況非常不想在日後的香港見到，包括社會充斥文革式批鬥、互相篤灰告發、各行各業瀰漫互不信任和猜疑的氣氛，他形容為「相當違反人性」的情況；又或連一個小小的飾物都可以引來罵戰。「香港過去幾十年賴以成功的小政府大市場，是包括一個有互信的公民社會。」他指，香港天然資源不多，最大的資產就是人才，港人的特性就是既重視法治規矩，又保留一定的靈活彈性，未至於太官僚。守規則令我們的金融體系可靠，保留彈性令我們比新加坡更有優勢。如果這些優勢被扼殺掉，香港就再沒有競爭力和可持續性。
「人是不會輕易改變的，變的是社會客觀環境，令人覺得再不發聲，就會去到一個不能接受的地步。」自2012年開始不吐不快的沈旭暉如是說，所以外界指他變得積極發聲是「轉軚」，他並不能完全同意。「沒有人想做一些會令自己很麻煩的事，但香港過去一年發生的事，以我理解，是超越了許多中產和傳統菁英的底線。
談移民並無意義 「恐懼才是中計」
自去年6月後，本港政局動盪不休，今年5月中央決定訂立國安法的消息出爐，香港政局更是迎來一個全新局面。民主派陣營內隨之興起一的說法：在「移民、順民、暴民」之間，應如何抉擇？
沈旭暉覺得「移民」的討論並無意義。
「我很不希望社會的反應，是歇斯底里的恐慌。」他指，如果香港人是擔心主權的母體（即中國）法治狀況欠佳，這種恐懼不會始於今日，即使未有國安法前都存在，一直都有。「我有一些朋友，在內地做研究時，因為某些事件被『約談』，這些事情並不罕見。」
他提到：「大家之所以有恐慌，是因為有uncertainty（不確定性），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想像，去加劇憂慮感。但這正正是政府所希望做到的，如果每個人都有一種白色恐怖，連給個like都不敢，那是很不健康。」他舉例指：「即使是冷戰期間的鐵幕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當時的人都未有如此恐慌，你現在已怕到那個地步，其實這是counter-productive（適得其反），這是跟著對方的劇本走，但agenda（議程）是應該由自己控制。」
或會住在香港更長時間 永遠視香港為家
「我認同每個人都應該有不同的back-up plan（後備計劃），也很認同人生不同的地方都有base（根據地），特別是2012年後我會刻意找其他地方建立根據地，如新加坡、台灣。我從來也不是一個長住香港的人，但經過過去一年的事，我們對這地方的感情會深厚很多，這不是移民可以解決，反而可能會住在香港長一點時間，當然我也會經常飛來飛去。但我認為不應該去到一個放棄的地步，見到這種uncertainty，就完全不在這個地方住，徹底放棄。」他指，「家」並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思想上的認同感，站在這一個角度，他永遠視香港為家。
再進一步想，沈旭暉預期香港未來兩年會進入一個管治模式重構的階段，「威權管治會成為主旋律」。然而他表示不會過於悲觀：「任何制度推倒重來，過渡期一定是痛苦的。兩年之後香港會是如何，無人知道，因為這牽涉有什麼勢力參與建構這個新系統。所以這兩年會是一個很混亂的過渡，我們會看見一些很不想見到的東西。」不過他認為，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口，香港人都要思考未來需要的制度是怎樣。
沈旭暉希望，港人於這段時間內，盡可能由基本做起，建立本土經濟，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即使是在海外的港人，也可以通過建立實業。「如果很多香港人都有這個（經濟）能力，大家總體的實力自然會提升」。這也呼應前文他對移民的看法：「我們以前所說的移民，就是去外地退休，事業就等於dead-end（走到盡頭）。」他相信，這對於日後的香港可以帶來非常重要的貢獻。
至於這種「儲存實力」的想法，是否代表日後另有目標？沈旭暉重申，對政治沒有興趣。「較功利的人，想的就會是選舉、奪權、鬥爭，這是今日香港環境下，很多人會想的東西，但其實那（政治）是一片泥濘，也沒有建設性。」他指，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是一個「eco-system」（生態系統），一個可以妥善分配資源、運作暢順的環境。「這個生態系統的貢獻，遠遠大過一些拗來拗去，但通常沒有好結果的純政治爭議。」
最後，他寄語香港人：「我會希望香港人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折關頭──過去一年大家都會有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共同體是應該共患難、共富貴，不應該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候有太多不必要的恐懼。我相信大家在任何的崗位，大家都應該繼續去defend（守護）我們的地方，如果你連這個希望都沒有了，人生就會是只剩下物質層的生物，那我們都不想成為這個樣子，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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