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30日，蘇建和等三人涉嫌集體殺人案終於判決無罪確定，從17年前死刑定讞到今天無罪定讞，這個纏訟20年的重大刑案，給當事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煎熬，也給政府與社會提供了一個深刻反省的機會。
英美法當中，有個原則叫做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懷疑之前）” 也就是排除合理懷疑之前，或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一個人犯罪以前，這個人就是清白的。這也就是我國刑事訴訟法（154條）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簡單的說，蘇建和案三嫌犯無罪定讞，就是這個原則的實踐：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們是兇手，因此被判無罪確定。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當最高法院宣判死刑定讞，實務上案卷就會移送檢察總長，如果他不提非常上訴，案卷就轉送法務部長，如果法務部長核准執行，核准公文送達監獄後72小時內就必須執行死刑。
民國84年2月，在我法務部長任內，蘇建和等三人死刑判決確定。有一天檢察總長陳涵突然問我對蘇建和判死刑案的意見。我說還沒看到案卷。我反問他的看法如何？槍斃他們心安不安？他說不安，我就說你應該知道該怎麼辦吧！
當時陳總長提出這個問題，讓我頗感意外。因為法務部長在行政上固然是檢察總長的長官，但我一向尊重檢察總長對非常上訴個案的見解，從來不會干預，因為這畢竟是他的職權與專業，陳總長也從來沒問過我對非常上訴的意見。我當時就推測，陳總長主動問我，一定是對判決頗有意見。經過深思之後，陳總長提出了非常上訴，我同時暫停蘇案三人死刑的執行。不久，非常上訴就被最高法院駁回。陳總長無奈地跟我說：案卷送過來請部長決定吧！當時輿論界並無反應。
我收到蘇建和案卷宗後，先依刑事訴訟法第461條規定，請法務部檢察司同仁仔細把全卷看一遍並認真檢討，他們提出了一些意見給我，然後我花了一個禮拜把判決書、偵訊筆錄、重要照片仔細看完，還做了筆記，也找出了2個疑點，併同檢察司的意見，送回檢察總長斟酌，他再加了一些意見後，提出第二次非常上訴，幾個月後又被駁回。這時媒體開始注意本案了，因為這是我國司法史上檢察總長兩度提出非常上訴被駁回的首例。民間團體也開始出現援救的活動。陳檢察總長不久又提出對蘇案的第三次非常上訴，最後還是被駁回了。陳總長來找我，說他不會再提了，無奈之情，溢於言表。我只好說，我們再想想應該怎麼做。這時已是85年，沒多久，內閣改組，我離開了法務部。陳總長也在86年退休，繼任的四位法務部長都未執行死刑，後來的檢察總長未再提非常上訴，案子一直擱著。被告的律師改採聲請再審的程序，案子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間來回十多年，高院一次判無罪，一次判有罪，在速審法的要求下，最高法院在日前作出了無罪的終局判決。
其實，我當年停止死刑的執行，並不表示我認定這必然是一宗冤案，而是認為還有一些疑點必須釐清，我們還沒有做到“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即使如此，我的決定讓我受到來自法院方面的強烈質疑，有人甚至批評我自以為是「第四審」。事實上，我的決定有法律的依據（刑訴461條），現在證明，當年陳總長跟我的懷疑不是沒有理由。這也顯示，當年我們對死刑案件，態度相當審慎。畢竟人命關天，如有錯誤，一旦執行，無法挽回。此外，陳涵總長的法學素養與道德勇氣，令人激賞。而身為檢察系統龍頭的他，卻能沒有本位主義，毅然否定初審檢察官的見解，適切地凸顯我國檢察官應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與不利情形的義務（刑訴第2條），以及為被告利益上訴的權利（刑訴第344條）。換言之，檢察官不只是追訴罪犯的政府律師，也是保障人權的司法官。
當年吳銘漢夫妻的慘案，人神共憤，也震驚全台。我一方面對作案歹徒極為痛恨，對遇害的吳氏夫婦非常同情，對他們一對稚齡兒女尤其關心。在非常上訴期間，我曾到汐止去探望吳銘漢先生的母親與孫子女。吳老太太本來有兒、媳照顧，含飴弄孫，十分幸福。慘案發生，家破人亡，有如晴天霹靂，生活陡然變調，她完全無法接受，終日以淚洗面。尤其失去兒媳供養後，迫於生活壓力，她必須到附近醫院燒飯來養育孫兒，看到我來，她下跪哭問：你為什麼不槍斃殺我兒子媳婦的壞人？幾十位檢察官、法官審過的案子，怎麼還會冤枉？她尖銳的質疑，不易說明；她哀痛的哭聲，令人鼻酸，我十多年來難以忘懷。吳氏夫婦的女兒當年12歲、兒子才5歲，更不幸的是，兒子在慘案發生後，罹患肌肉萎縮症，須靠電動輪椅代步，生活起居都由他人照料，又有誰能還他公道呢；因此多年來我也始終關懷、照顧他的生活，最近也還有聯絡。他們的困境讓我不斷深自反省：孰令致之？如何不再重演？
21年來，此案對家屬造成慘痛巨大的傷害，永難弭平，我也深信，正義該被伸張。然而正義，絕對不該建立在「不當取供」的基礎上。當年基層的警察與檢察官如能更為細心謹慎、重視人權，也許就不會有這麼長期的纏訟與煎熬。因此我擔任台北市長時，就要求所有警察分局及大部分的派出所設置現代化的偵訊室，裝置單向指認玻璃、防撞牆、與無間斷（跳秒）的錄影設備，在偵訊犯罪嫌疑人時使用，不是只錄音而已；目前全國已設置現代化偵訊室的警察單位有1,385個，還要建139個，但錄影設備都已普遍設置。近年刑求的指控已極為罕見，即使提出，也很難成立，因為偵訊的過程都已透明化。這就是保障人權、避免冤獄的基本作法。其實，我在法務部服務時，調查局已率先設立現代化的偵訊室，杜絕刑求的成效卓著。
蘇案的落幕，給警界、司法界一個很大的警惕和反思，大家應該一起來深入檢討這個案子所代表的意義，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也不能再出現任何刑求或不當取供。歷史教訓永遠不能遺忘、社會的悲劇絕對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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