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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上）：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時間：2021年6月10日21:00~22:10
主持：邱顯智
與談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台灣年輕藥師協會鄭文柏藥師
　
邱顯智：各位網友晚安！我是顯智。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直播。今天直播的題目是「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首先是台大公衛系教授，也是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詹長權詹教授。教授好！
　
詹長權：顯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邱顯智：詹教授是國內公共衛生專業的權威。大家可以看到這段期間以來，從去年到現在，針對Covid-19，很多媒體的報導都常常可以看到引用教授的見解或刊登教授的投書。今天非常感謝能邀請詹教授來分享您的專業。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希望您來為各位網友解答。
　
再來螢幕上這位年輕人，是鄭文柏藥師，藥師好！
　
鄭文柏：委員好。
　
邱顯智：小鄭是87年次，非常年輕，但是已經在新北開設藥局。同時也是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的成員。那也投入了高診次的居家藥事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等等。那今天我們邀請小鄭來，除了政策方面之外，也要請小鄭跟我們分享，未來長照跟社區現場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先向各網友報告。前幾天我在立法院質詢居家快篩試劑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教授非常關心的。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已經正式回應。在鼓勵社區篩檢政策裡面的其中一項，已經看到宣佈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其實這是台灣疫苗大規模施打前很重要的一步，我們也在這肯定衛福部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聽到社會各界的需要而從善如流，這個也是詹長權教授過去到現在一直在主張的。希望在這樣的態度之下一起成為臺灣防疫的力量。
　
邱顯智：首先，我們先請教老師，您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依你的專業與過往的經驗來看，過去一年來，臺灣在處理疫情的方式和態度，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面對現在，比如說疫情的調查、面對快篩、面對檢驗的能量，其實就是老師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就曾經提過。
　
韓國因為推動大規模的篩檢，去年四月的時候，所以投入快篩檢測劑的研發，後來也很多國家向韓國購買快篩試劑。那臺灣這個部分似乎沒有這麼大量的投入。
　
就這部分，老師去年也同樣呼籲政府，這次的疫情應該把它當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國安的工作不能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時期的研發。
　
這部分其實當時老師有建議，臺灣政府應該盤整相關法規跟歐美看齊，否則臺灣空有好的生產能力卻無用武之地。這部分現在回頭過來看，確實是一種超前佈署。就這部分，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到底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值得檢討或將來更精進的地方。
　
#以病毒作為共同敵人的世界大戰
　
詹長權：這一次疫情到今天差不多是一年半，十八個月。一開始我就說這是一次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敵人是病毒，是mRNA病毒，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民。
　
二次戰後的一代，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壇或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領導人，大概沒有人經歷過世界大戰。所以沒有辦法體會，在一個像世界大戰那樣的情境下，怎麼領導一個社會團結對抗敵人，更何況這一次的病毒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跟前兩次不一樣。　
　
前兩次用軍事產生的戰爭。敵我很清楚、結盟很清楚，有中立國。這一次的大戰，因為共同的敵人是我們看不見的病毒。所以呢，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在戰爭。你幾乎很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中立的，也就是說沒有喘息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一開始，我們很多國家都不曉得怎麼去因應，我一開始當初就跟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因為他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就跟他建議。

#從SARS作戰經驗而來的邊境管制
　
詹長權：所以，12月31日2019年，臺灣採取了SARS時候，2003年對付另一個敵人叫SARS的經驗：登機去做篩檢、發燒等等。從此，我們就採取堅壁清野的邊境管制方式。
　
我們不知道敵人、病毒在哪裡，那我們把任何一個要進到臺灣的人當成敵人，其實是假設的敵人。就把它邊境管制，把它堵在那裡。
　
可是，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敵人，我們常常要等他發病了，然後就說我們去檢測他。檢測什麼呢？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核酸檢測，核酸就是病毒的屍體。它可能在轉變的過程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去找到它，可能這個敵人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不積極的想把這個病毒這個敵人找出來。我們只是說把這個人檢疫14天，我們就假設他沒有事，我們也不檢測就讓他出去。這是臺灣在那一個時候所執行的。

#速度是台灣去年的成功關鍵　

詹長權：那為什麼臺灣會成功呢？因為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邊境管制要有效，要在非常早期，漏進來的病毒很少的時候就採取行動。
　
所以，當全世界都沒有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對武漢來的飛機，我們對什麼呢？我們對湖北，後來對全中國，因為我們把它框的很大，我們覺得說所有都可能，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到二月、三月才想到要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一個多月做。這造成速度給我們很好的緩衝時間。
　
幾乎一整年12個月，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一個情形。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地，從義大利、紐約，輪流的都在發生比中國當初發生的還大的疫情。在我們的周邊，我們也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這個中間都有一波一波還不算小的社區感染爆發。
　
#抗疫戰爭一定要主動出擊

詹長權：雖然這樣，我們就忘了，忘了還是那個四個字，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我們的心態就認為我們是例外。我們指揮去做防疫的也好，一般的人民，就是在過去裡面，已經忘了我們在大戰當中。那大戰要做什麼，敵人一直在啊，就是那個病毒。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病毒？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說就是要哨兵。哨兵就是要去敵營、去刺探，你要知道有沒有人要偷偷的跑來。那我們要怎麼探呢？我們就要篩檢才能探查。否則我們坐著，我們就坐在那裡，我們永遠只有防守。
　
一定要攻擊，攻擊就要去刺探，刺探就要去篩檢。大部分國家都用這樣的原理，就是要去知道病毒在社會裡面的哪一個角落。
　
#篩檢是刺探敵情的武器

詹長權：為了這樣，就要研發很多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各種篩檢的工具。所以一開始大家沒有，當中國公佈了這一個病毒序列以後，以人類過去20幾年來所研發的，所有的我們稱生物科技或是分子生物學的能力，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找到怎樣去測它的工具。
　
這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差不多一、二個禮拜就做出來了。全世界就這樣開始做檢測，後來很多的國家的廠商都加入，他就可以去研發這個。
　
所以，在那樣一整年裡面，因為參與的國家不下四、五十個國家，都不斷的在研發想要去刺探敵營的工具。我們沒有啊，我們就停在邊境管制就好了。把每一個人關14天，我們就認為安全了，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會例外的。再怎麼嚴格的管制，都會漏掉。
　
邱顯智：所以在去年教授不斷發表文章，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包括韓國，事實上對於快篩這個部分都已經有非常多的部署。
　
剛剛聽了教授的說明之後，我的理解是說，就好像要透過，有個概念叫做戰爭迷霧，舉個例子就說我們要怎麼打戰略遊戲的話，一開始地圖一片迷霧，戰場長怎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是要一直要派斥侯去查探，透過資訊、情報展開來理解戰場的全貌。我這樣理解，教授可以同意嗎？
　
詹長權：當然，就差不多是這樣。你如果不試探，就有一個假設，它不存在，或是它存在的現象是腦子裡面的，可是永遠沒有去求證。結果一測了，就是說，如果這一次不這樣測，你怎麼知道萬華跟板橋是這麼嚴重？你可能就不知道。
　
邱顯智：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一些國家，就其它國家的經驗在面對Covid-19疫情流行的措施，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不管是說疫苗或是篩檢的措施。臺灣現在的疫情是走到那個階段？適合用什麼樣的手段？
　
詹長權：有很多國家在不同的流行階段，都有很好的借鏡。

#韓國的檢測撲滅戰術
　
詹長權：我們最喜歡比的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他也都沒有很強烈的封城，他一直是用軟性封城的方式，也就是說勸你不要出來。
　
可是，他發展了很多的檢測、篩檢的技術。每次有發生，譬如說韓國很常常發生Club的聚會，然後就開始爆發，然後就可能在首爾裡面某一個區，他就把整個區封起來，然後每一個人都測，他就用這種方式。結果為了要這樣，他就要研發越測越快、越方便用。
　
他的策略就是：檢測撲滅、檢測撲滅。他用這樣的方式，所以他不斷的使用，這樣的過程裡面，他就研發出很多快速篩檢的技術跟能量，自己用也輸出。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從韓國到美國的篩檢麥當勞化

詹長權：結果，美國紐約跟美國加州都開始發生流行的時候，他們就跟韓國取經。
　
韓國怎麼測的？譬如韓國創造了一個，就是說醫護人員不夠的時候，以前都是到醫院去測，到醫院去測很麻煩，很怕被測的人帶病毒去影響醫院，又很怕醫院的醫生跟護士被他感染，他就要換很多次的口罩跟衣服。後來韓國說，我們發明得來速的，被測的人不要下車，到的時候窗戶下來，你坐在駕駛座過，他們又發明了一些隔板，就用很快的方式去做。後來這個得來速，甚至說那就自己採，採樣的東西，開車先在一個關卡拿起來，他有一個影帶教你，你自己弄一弄放好，交給這個也不一定是醫師，他就在那邊收就好。
　
透過很多我們現代的作業流程裡面比較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可以這樣，從一條線的，好像我們到麥當勞買東西的得來速一樣，一下變成十條線，把停車場變成這樣的方式。
　
那美國就是大的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就把他改成這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從一天可以做幾千人到幾萬人，到後來一天都可以做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所要大量檢測的目標就一個一個提昇了。韓國就是用檢測，為了來撲滅社區傳染，一直在精進的一個歷史。

#英國的社區篩檢與居家快篩包
　
詹長權：英國也一樣，後來英國流行得很嚴重，它也大概都用、大家都用這個方式。
　
英國他跟我們比較像，人口比較密集，也不是那麼多人開車，它就要發展另外一個方式。所以英國大概做的方式，都是在全民健保之下，讓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到診所、到開業醫去取得檢測。他們也是靠著大量的檢測，然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行，後來就是在藥局，甚至就郵寄到家裡去給他們在家裡檢測。每個國家因為他的需求、對檢測的需求，就會發展出他的模式。

#居家篩檢在德國復學的應用　

詹長權：那像德國，他開始流行結束、流行結束。很多邦為了要讓學生回去，它想一想說，我一定要發明在家檢測，讓學生上課前我先測一次，如果陽性就在家裡，然後幾天後再測一次，如果是陰性那就可能比較放心，如果繼續陽性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陽性，你就是居家隔離或是要觀察你有沒有惡化，然後可能要去就醫等等的。這個是他們的方式。

#在疫情中提升篩檢武器的新加坡
　
詹長權：我們周邊的新加坡，他的最大的一波就是移工。移工爆發之前，他也有幾波的爆發，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一樣都是措手不及，也沒有很多的檢測能力。
　
可是他就開始逐步，他知道他整個新加坡的國民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包括白領的移工跟藍領的移工他通通要照顧。他準備好這個，結果在這個移工的大爆發的時候還是不夠。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到移工居住的場所，作為整個普篩的場所，一個一個檢測。檢測抗原、檢測PCR、檢測抗體。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練習，讓整個檢測的能力大幅的提升。為什麼？因為他天天要測，那個時候每一個人一個禮拜至少要測兩次至三次。測到陰性的才可以、幾次陰性以後才可以回到建築工地去當工人、可以去到一些工廠裡面工作。
　
所以，社會有那個需求，需要我們要對抗這個病毒，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不要走向封城，大家都不能工作、不能上學的這個前提下，每個社會都因為需要檢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大概差不多到六月七月，去年的六月七月，這些技術都很成熟了。
　
#疫苗戰線的軍備競賽
　
詹長權：同一個時候，差不多一月底，有遠見的國家都已經投入疫苗。因為基因定序出來以後，其實就可以靠那個去製造疫苗的雛形，很多的經費就投入。現在你看到的輝瑞BNT，都是一月二十幾號疫苗就做出來，那開始要找機會去測試，要找怎麼樣去找到實驗室跟那個實地的場所，想要去做這個研發。
　
二月份，更多的疫苗都開始做了。所以這個的原因就是說，當疫情用公共衛生的手段防守到一個階段，最後一定要使用攻擊的武器。攻擊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疫苗。
　
所以，科學防疫上，一開始就開始在準備。這個事情就是人類史上是最難得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到十二個月，幾乎差不多十到十一個月，第一支疫苗就是從，差不多已經在第三期人體試驗，已經做到快完成。不叫完成，就是他資料已經累積夠很多了。所以到十二月的時候，去年十二月的時後，就提前解盲，就知道有效。

#美國的疫苗開發大投資
　
詹長權：一個疫苗的開發可以這麼快。那怎麼成功的呢？就是美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所以他大概每一支疫苗都投資在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他很大的錢，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去做，所以他同時投資了差不多六到十支。他不能保證都會成功的，每支都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
　
就是你就知道說，一個有用科學引導的指揮系統、防疫的指揮系統，他會看很遠。雖然他在那個過程裡面死傷累累，對不對，美國感染者死亡者都不少，可是他有一條主軸線，就是說他一定要找到打敗這個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疫苗，他就去投資。所以美國這個大投資這樣走，所以美國為主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小支的，就是以英國跟瑞典為主，從牛津大學開始的AZ疫苗。美國是大宗其他主要的。那我們比較不熟悉的、資訊比較少的俄羅斯跟中國，一樣都這樣在開始做。
　
所以那樣的科學的防疫，是在去年一月就開始，那就是一個武器的競賽，看誰最能夠生產出來最好的、量最多的。大戰裡面，你要打贏對方，就是你的槍砲飛機戰艦都要比人家多，而且好之外要能夠量產。那些布局所動用的，都是在一個戰爭時代的工業生產。
　
每個國家，幾乎都動用到他的國防生產法案，那個都是在一次二次大戰以後，你要去戰爭的時候，你可以用國家法律授權給你緊急狀況下，去徵招私人企業來做你的事情，去控制重要戰略物資。那樣的過程是很有戰略性。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不斷提醒政府，這是一個世界大戰，一定要這樣布局。你如果不這樣布局，你就可能會打敗。
　
#新加坡的結盟投資之道
　
詹長權：那小國怎麼辦呢？這些科技經濟的大國這樣做，經濟跟科技沒有那麼大的國家，就要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怎麼樣去結盟的角色。那我們就拿四個國家，來看看他們怎麼去結盟。
　
新加坡：錢很多、土地很小，也沒甚麼武器。所以他想的辦法是我拿錢去跟人家合作。所以我剛剛講的，一月開始以後，新加坡二月多就組成對抗COVID的特別委員會，由九個人左右，來自於各部會跟幾個大學，四十歲左右。他們都可以做非常重大的決定，去跟人家發展疫苗的檢測試劑，直接談判、拿錢做先期的投資，看到最原始的資料。然後他們做的報告，經過這樣評估以後，新加坡最有利的方式就是投資這個疫苗。
　
邱顯智：投資疫苗跟檢測試劑。
　
詹長權：對。他還沒有二期就已經看到，然後他就從那時候開始投資，變成合夥人。所以他當然拿得到疫苗阿。他的合夥的條件就是生產出來。
　
邱顯智：教授不好意思，他是投資美國的像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詹長權：他是投資BNT。他就跟BNT講好，我會給你研發的錢，我事先跟你講。因為他已經判斷過成功的機率很大。

#日本韓國的代工路徑
　
詹長權：像韓國跟日本，他們一樣就跟人家講我來幫你代工。他還用很好的生產條件，來說你總是需要我們合作才能做成。
　
像莫德納這個疫苗，大概要有五千種化學物質，各種不同，林林總總，在他整個過程是相當繁複的。你的關鍵材料那麼多的時候，你的供應鏈一定是經濟工業的強國才有。那他們就能生產一些需要的，互補有無的時候，那工廠的規模又大，他就可以去代工。否則之前最早這些好的疫苗，都是在美國跟歐陸。因為好的廠，例如比利時法國荷蘭，有一些廠都跟輝瑞等等合作，為什麼？還有瑞士等等。因為原來藥廠很大的一些國家它才有。
　
可是亞洲這幾個，像日本跟韓國，特別是日本，他的藥界也是蠻強的，韓國也慢慢跟上了，他就這樣做。

#用健康資料談判取得疫苗的以色列　

詹長權：另外一個國家像是以色列，他也是起步沒那麼早，可是他一起步，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他的總理就去跟人家講。後來大家看到那個故事，就是他打了15通電話給輝瑞的總裁跟他談。他談就是用他的健保資料庫，讓這個疫苗到他那邊用的時候，可以取得疫苗臨床試驗的第四期。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就是說廣泛使用之後所發現的副作用跟效果。所以他用健康資料去跟人家談判，然後用高價買了以後，他就可以做。
　
所以布局看得遠，為什麼有那個決策的機制可以這樣做？不要忘了，每一個我提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資訊透明程序完備才能團結國民
　
詹長權：這幾個國家，他們做這樣決定的過程，都非常充分地受到國會的監督。所以美國要投資的每一個事情、為何這樣決定，等他投資完，一定會被美國的國會叫去做聽證會。所以美國白宮的最高顧問佛奇，他的疾管署署長，他管疫苗採購的，每一個人都要到國會去接受國會議員的聽證。那個講出來的話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他們一整天的聽證會，即使疫情那麼嚴重，一定要對，在民主體制裡面，對整個民意機構做很負責任的對話，這樣才會透明。一樣，以色列，都是受到國會的，不能說是制衡，就是說在疫情下，只有透過這樣才能夠團結，因為資訊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走的一些路徑。就是說，他們的準備與民主與治理，在一個戰爭時期，因為要有速度又要有責任。
　
這是我看我們台灣要怎麼借鏡，看看我們那些地方做科學的防疫、政府長期投資的決策，跟國會課責的負責任的雙向互動，是不是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都比較不足。那不足之後，就會比較無法眾志成城，比較容易有紛爭。在碰到危機或是疫情爆發的時候，常常就會是對立跟社會的撕裂，這個都是給病毒最好的機會來打擊我們。
　
所以，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告訴大家，檢測也好疫苗也好，這兩個在社區大流行一定要用的工具，我們沒有好好地提前佈署，是蠻可惜的。

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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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