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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新【當言論自由成為祭品——26年《蘋果日報》在港關上最後一盞燈】

「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內部員工表示，24日凌晨12時後，讀者無法再瀏覽網站內容，將留下一句停刊通知。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聚集的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蘋果》的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 （我們撐蘋果）」。

￭香港言論與新聞自由快速萎縮，親自由和民主派媒體首當其衝

黎智英成立的壹傳媒（Next Media Group)（編按：2015年10月更名為Next Digital Limited)，在1990年3月發行雜誌《壹週刊》，在1995年6月20日創立《蘋果日報》，成為香港最暢銷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香港單日最高銷售量有50多萬份。高峰時期在2012年，集團合計約有5,000多名員工。當時它以全港首創的全彩色報紙印刷出版，打著「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的旗號，以大眾化、通俗的語言特色，配以搶眼、煽動的標題，快速拿下香港主流報紙的地位。近年因為黎智英的反共及自由立場，成為香港少數敢於批判北京和港府，同時也鮮明地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的傳統媒體 。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周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12億新台幣）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108億新台幣），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70億新台幣）。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港版《國安法》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搜索《蘋果》編輯室並凍結資金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港警派出上百人警力，對香港《蘋果日報》報館進行大搜查，並援引港版《國安法》下第29條罪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拘捕73歲的黎智英；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上週三（6月17日），港警第二度封鎖蘋果大樓，再次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包括行政總裁張劍虹、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等5名高層，保安局也在同日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港蘋即時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此外，大量蘋果員工即日辭職，旗下網路平台在今（23）日正式宣告停止營運後，蘋果網站裡的各個頻道，包括《壹週刊》、《果籽》等品牌，在Facebook粉專留下告別聲明，內部人員表示，網站內容將在24日凌晨起全數被移除。但在最後一夜，《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違100萬份。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記者、讀者的哀悼，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媒體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關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創調查以來8年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蘋果日報》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文／李雪莉、金蕊；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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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翼棄兵》：妳要好好愛自己，因為「沒有人」會愛妳】

兩天，我就追完Netflix 高分神劇《#后翼棄兵》（The Queen’s Gambit），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這部劇，特別是女人。

它不只是超級爽劇，更是真真正正的「大女主」題材。

事實上，我花上好幾年才徹底清醒：很多國產影劇，他們用「女性成長」做包裝，拍出來的東西實則「倒退女權」，甚至有誤導女人之嫌。

那些女主角，各個開場亮麗，精明幹練，妝感和打扮完美無瑕，重點是，她們都心地善良，表裡如一，人美心美，宛如行走芭比，今年爆款的兩部劇《三十而已》、《艾蜜莉在巴黎》的開局設定都是這種套路。

市面上許多高舉「女性自主」的女主角，她們很少有黑暗面、探索自己的時候。即便有，多半很蒼白；就算黑化，編劇也會為她們冠上「復仇」動機。

過於強調人美心善，莫名成為女性自主的前提，像是刻意忽略每個女人背後的不容易，忽略她們除了抱怨愧疚之外、私下如何自癒的過程。

說實話，很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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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對自己足夠誠實的女人就會明白：

女人是很有手段的，她們的黑暗面可以深沉到令你難以想像；她們會陽奉陰違，會極端固執，會虛偽，善於權術；她們可以將愛情和性當作手段，而不是絕對信奉的價值。

李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女人，她們是最有本事玩弄男人於股掌之間，還會讓男人毫無察覺。

我當他是讚美。

她們是惡之花，是王熙鳳，是郝思嘉，是珍奧斯汀筆下的蘇珊夫人，她們都有力量成為《紙牌屋》的暗黑男主角。

女力其實很多元，卻被影劇塑造成只有單一面向的偉光正模板，才夠資格被稱是「女性自主」，還會加上一些乍聽很正向，細想完全不對勁的台詞。

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你要好好愛自己，因為有人愛著你」、「把自己變好，就會遇上匹配的人」

等一下。

為什麼我愛自己，是因為要別人來愛我呢？

聽起來就像一宗買賣，好像女人非得要變得好優秀好棒棒，她們才有資格得到愛，得到幸福。

我知道，很多女孩就這麼不知不覺被影劇作品洗腦，以為要把自己經營好，才會吸引到很優秀的配偶，根本本末倒置。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過去就是其中一個女孩子，被這樣的影劇價值觀害慘，沈迷霸道總裁、腹黑暖男人設，將劇中男性投射到現實生活，為男人不尊重自己的行為美化開脫，直至被虐個百轉千迴後才驚覺：我竟然成為 PUA 底下的受害者。

我看到很多跟我相同的女孩，用錯誤的起心動念來愛自己，結果離愛自己的道路越來越遠。

導演跟編劇，你們有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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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好自己是真的，但不該以「他者」為驅動力。

當《后翼棄兵》出現時，我看得非常感動與激動，後面 2 集甚至大爆淚，為什麼？

女主角 Harmon，她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別人，她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決定，都是基於自己對周遭人事物的觀察，在心中進行連串的思考衝擊，一次次地自我拷問，反覆檢視現況與自身。

她的設定是一個天才棋手，劇情是女權導向，但沒有刻意聚焦在女權，而是讓我們一路見證 Harmon 的成長過程。

編劇純粹讓觀眾去看，去觀察 Harmon 如何輪番對戰一位又一位的男性棋手，用「實力」為自己賦權，模糊性別意識。

Harmon 打從最初就是一個有殘缺的女主角，表面上裝得很乖巧聽話，私底下會偷竊、有藥癮、有酒癮，會刻意遺忘原生家庭的痛苦記憶。

可相對地，因高材生母親給她的影響， Harmon 自小就明白：世界上，我只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有我才有資格給自己下指導棋。

她提到自己喜歡西洋棋的理由，是 64 方格的可掌控性，我看到有的女權主義者解讀，這是她想要打倒父權。

我認為完全不是。

一個小女孩還小，對父親的印象僅是陰影下的半張臉，哪可能想到什麼打倒父權？

我覺得這是象徵著 Harmon 從小就已經長成「自我」，她想要對一切有所控制，包含她的選擇與人生。

棋盤，是 Harmon 堅定自主的啟蒙，硬要扯到她動機是反抗父權，我覺得太偏了，不符人性。

有趣地是，正因 Harmon 過度相信自己的直覺和掌控欲，導致性格特別剛烈固執，不懂轉彎，整齣劇也會讓觀眾看到 Harmon 如何跟這種銅板兩面的性格奮戰，終至真正覺醒，戒掉酒癮，並懂得適時接受他人幫忙、相信一下別人。

妳本身擁有力量，與他人的欣賞與幫助，是一碼歸一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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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成長？成長就是伴隨陣痛，成長不可能沒有經過黑暗與扭曲，你一定爛過，才知道什麼是好。

成長包含從犯錯中覺醒。

一昧貪圖安逸，你腦子就是停在那裡，一如尼采所言，有人終生就是當駱駝，成不了獅子跟超人。有些駱駝他們有權有勢，就誤以為自己成獅子了，但根本不是。

他們只是披著金銀珠寶，縱然擁有地位，但交出的作品、言談、商戰策略，你很清楚他們已經停滯，就是一隻駱駝。

Harmon 的靈性是持續在成長開發的，無論是性愛、穿衣品味，甚至是對於「愛」的看法，她都是不斷變化，通過一次次出格的叛逆和受傷，一邊反叛，一邊思考，觀察周遭發生的權力不對等，直至找到方向。

她看著昔日風靡學校的校花，曾經大言不慚地說這輩子絕對不去二手商場，卻在結婚生子後走進她最鄙視的地方，還偷買一大堆啤酒；她也看到養母因為懷孕放棄鋼琴家的夢想，在沒有經濟自主的前提下，百般容忍丈夫的冷暴力。

劇中有個概念，我覺得一定要劃重點。

第五集，Harmon 回憶母親對她說，黑暗沒有什麼好怕，任何事情都沒有什麼好怕。世界上最厲害的女人，不是她們多有錢，多有實力，多能兼具家庭跟事業。

「世上最強的女人，是她們適應孤獨的能力。」

Harmon 母親這句話很重要，它是女性自主的真諦。

女人，寧願剛出生就做好孤獨終老、世上無真愛的準備，你才能夠站在一個足夠清醒的角度，去愛你所愛，認同所選。

我們太常被教導要依賴男人，哪怕是挑潛力股，也是希望對方發達之後，自己能過上好日子，說到底，就是還是想仰賴別人嘛！

我想起專訪陶晶瑩時，她對我說的話：「女人的懶散，是父權無法打倒的根源之一。」

為什麼女人會懶？這不能怪女人，要怪百年封建制度、文化作品的灌輸，讓我們真以為自己做不到，勇敢不起來。

我們可以。

我們不是成長在第三世界，這裡是民主自由的台灣，女人是能夠獨自成就自己，不需要靠任何人，更不需要抱著「變強之後就可以『配』到另外一個優秀男人」的思維去努力。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可以發生奇蹟的地方。

因此，妳要好好愛自己，因為沒有人會永遠愛妳，他們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可以幫助妳瞭解自己，但，他們不是妳要追逐的重點。

我希望女人能有如此自覺，我相信《后翼棄兵》能幫助妳們找到屬於「自覺」與「成長」的答案。

這真的是很棒的劇，滿分。

Netflix

［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