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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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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新民黨 港島新年花車巡遊

預祝新年順景 社會和諧

新民黨今天（7 日）舉行港島新年花車巡遊，祝願香港2018 年更美好！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南區區議員陳家珮女士，以花車巡遊港島區，分別於五個地點與市民見面，與多位嘉賓，包括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匯賢智庫理事會副主席史泰祖醫生、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立法會議員、副主席潘國山議員，與及多位地區人士分享新年願景。

巡遊活動於早上10時30分開始，先在灣仔舉行起步禮，然後車隊先後到達香港仔、西環、太古城及小西灣站，共有五個集合點，與五區地區人士及市民問好，及送上新年祝賀。

灣仔起步 祝願香港「空氣清新 人人健康」

在早上的起步禮中，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先發言：「很高興在今天2018年首個週日向各位市民拜年，今天下微雨，祝願香港新一年風調雨順，經濟暢旺，市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立法會工作暢順。我們的團隊陳家珮議員，與市民風雨同路，服務社區多年，加上我們多位年輕區議員今天都有到來支持，如李文龍、傅曉琳、甘文鋒，及黃卓健議員等。」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亦向各位贈言，祝賀市民新年進步，並鼓勵年輕人如陳家珮議員，投身服務香港。新民黨副主席潘國山為各位參加者打氣，祝福市民工作順利，他又稱陳家珮作為年輕女性區議員，做事細心，亦為不同年齡街坊服務，具同理心，期望未來對議會有更大貢獻。

南區區議員陳家珮女士，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港島區花車巡遊，她稱非常感激新民黨及主席葉劉淑儀一直以來對她的栽培，讓她學習服務社區，由最初的社區發展主任，一直到現在成為區議員，有賴各位的支持。而她眼見近年香港的紛爭越來越多，作為母親，她像每位市民一樣愛香港這個城市，希望在新的一年，香港更上一層樓，社會更趨和諧。而新民黨將繼續堅持理性務實，團結一致，為市民發聲，期望各位港島區市民繼續支持她與新民黨的服務。

多位灣仔區議員及地區團體代表出席起步禮表示支持，包括灣仔區議會周潔冰副主席、李文龍議員、李均儀議員、伍婉婷議員，還有各地區團體代表，包括吳國榮主席、蕭麗娜女士、黃俊康主席、姚征博士、李鳳琼女士、方俊文主席、柯達權主席、劉珮珊主席、胡池常務副會長、林其龍副會長兼秘書長、余奕雄副會長、鄧紹坤會董及陳巧莉主席等。各灣仔區議員將代表「空氣清新、人人健康」的願景交予陳家珮議員，期望一同為社區改善相關問題。儀式完成後，正式開始花車巡遊，由灣仔駛往第二站的香港仔，向沿途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香港仔站 期望完善南區公共交通規劃

中午約12時，車隊到達香港仔站，同樣由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南區區議員陳家珮女士向市民送上新年祝福。

多位南區地區人士都有在場表示支持，包括南區區議會陳富明副主席贈言，表達南區市民期望港鐵南港島線西段盡快開通，他稱區議會將全力支持項目，便利市民；另外，陳南坡會長、吳承海主席及陳約瑟校長亦先後贈言，其他出席的議員及地區領袖還包括：朱立威議員、林玉珍議員、張錫容議員、謝巧玲議員、陳李佩英議員、任葆琳議員、孫智敏主任及多位地區知名人士陳榮恩、黃才立及彭兆基等。

最後再由幾位南區區議員將他們對完善港島鐵路規劃，提升巴士的士服務質素的願景交給陳家珮議員，期望各位共同實踐。

西環站 祝願人人安居

西環是車隊遊行的第三站，約中午1時到達。同樣由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先致辭，向市民拜年。另外，中西區張國鈞立法會議員，及陳財喜議員先後贈言；陳家珮議員亦向各位中西區市民祝上新年祝福。而多位中西區區議員及地區團體亦在場表示支持，包括：陳學峰議員、楊學明議員、楊開永議員、盧懿杏議員、陳捷貴議員、李志恆議員，及香港島婦女聯會張雅麗主席等。

再由各出席的中西區議員將他們的願景，即是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至7：3，平抑樓價人人安居，送予陳家珮議員，期望共同達到相關目標。完成願景併貼後，車隊再開往下一站。

太古城站 冀保障市民優質生活環境

下午3時，花車到達太古城站，與港島東區市民見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發言後，副主席容海恩立法會議員亦向東區居民送上新年祝賀，她稱今天很多市民出席支持新民黨的活動，對我們非常鼓舞，她的願景，是關注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希望新一年青年有更多機會有更多元化的發展，提升生活幸福感，亦寄望新一年各位市民家庭美滿。

之後由匯賢智庫理事會副主席史泰祖醫生祝賀市民新年快樂！他稱陳家珮作為年輕區議員，樂意不斷為社區服務，他對此非常感激。史醫生表示認識陳議員多年，認為她為人很有愛心，對不同背景人士有很大包容性，是難得的人才，寄望她未來繼續為香港服務！

另外，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及地區領袖蘇千墅副會長、馬浩文常務副主席、朱浴龍會長、蔡素玉議員，及馮翠屏女士亦到場打氣及發表贈言，向市民送上新年祝賀。多位少數族裔組織代表等，亦有在場表達對新民黨是次遊行活動的支持。各議員向陳家珮議員送上反對興建海濱高樓，保障優質生活環境的願景，期望各位共同為市民達成，儀式過後，車隊駛往最後一站。

終站小西灣 冀維護一國兩制 信自己 信香港

下午約4時30分，車隊到達最後一站小西灣，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南區區議員陳家珮女士向當區市民問好，葉太感謝當區多位區議員協助，支持今天活動，包括民建聯東區支部主席洪連杉議員、丁江浩議員、劉慶揚議員、林心廉議員、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先生、東區之友馮國主席，及朱日安先生等。

多位當區區議員向陳家珮議員送上維護一國兩制，信自己，信香港的願景，期望共同達成。新民黨2018港島新年花車巡遊活動至此圓滿結束，祝願港島各區達成不同的願景，市民在新一年安居樂業，生活美滿，社會和諧！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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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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