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王朝的八卦，MOBILE01、PTT、DCARD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文茜的世界周報》

【大清帝國275年歷史 雍正應是最勤政的皇帝 重分配.打造健全財政制度 身後事卻葬在低調的西陵 但曖曖內含光中卻有精雕細琢的鬼斧神工 為工匠工藝留下歷史見證】

聖天子孝行天下，首重山陵，清朝自皇太極建立以來歷經275年，先後開闢了三處皇家陵園，關外三陵，清東陵和清西陵，清西陵位於河北省易縣永寧山下，包括雍正，嘉慶，道光，光緒4位皇帝，9位皇后，56個嬪妃以及王公，公主等，共80多人都長眠於此，坊間關於雍正皇帝打破子隨父葬，祖輩衍繼制度，另擇清西陵的傳言甚多。

事實上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時，他派遣了最信任的弟弟怡親王前往東陵選址，無奈相中的九鳳朝陽山因地質不佳，最後另擇"山脈水法，條理詳明"的上吉之壤，也就是今天距離京城120多公里的易縣，雍正皇帝耗費八年時間修建的泰陵，是西陵第一座，也是建築體制最完備的陵寢。

泰陵所用金磚，與北京紫禁城三大殿一樣，它並非用黃金製成，而是用江蘇蘇州的一種優質黏土製成，這種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拉坯陰乾後，入窯用糠草薰一個月，片柴燒一個月，棵柴燒一個月，松枝柴燒40天最後窨水出窯。

鋪磚時要求磨磚對縫，極為講究，修建石橋石碑等所用的巨大石料，大多採自北京房山，當時沒有機械設備，全靠人工畜力，運輸時事先需要修橋補路，沿途打井，冬季時在路上潑水凍冰，夏天則鋪麥桔，以減少運輸時的摩擦阻力，巨大的聖德神功碑石料，運輸時為了防止碰損，尤其小心謹慎，從採石場到陵區，100公里左右的路程，運輸石料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經過民國之後那段混亂的時期，許多皇家陵園多少都遭盜墓賊光顧，唯獨雍正皇帝的泰陵仍保存完整，外界至今仍不知地宮下的秘密。

「我們腳下現在這個院子就叫作啞巴院，它其實就是地宮入口處的一個標誌，據傳說是清朝的時候，是由啞巴來負責這道工序的建設的，實際上這種說法只是一個傳說，啞巴是中國古建築裡邊特有的一個名詞，為什麼冠以啞巴的稱呼呢，是古建築裡邊對於我們處於隱蔽位置，我們從外邊一眼看不到位置的那個建築部位，就冠以啞巴的名稱，在泰陵開放之前，在影壁牆的前面，也就是現在我站的這個位置，地上曾經有一個盜洞的遺跡，相傳這個地宮早已經被盜掘了，經過國家批准，在1980年4月份的時候，就動手開始挖泰陵地宮，當時考古的工作人員也是從這個盜洞開始的，可是呢經過清理發現 這個盜洞只挖了一米多深，後來確認泰陵地宮，確實沒有被盜過，那麼按照我們現在國家的文物保護政策，沒有被盜掘的古代帝陵，我們一般是不去主動挖掘它的，然後泰陵地宮又全部恢復成原樣，」河北省易縣清西稜文物管理處研究員邢宏偉說。

有著近400年歷史的泰陵，凝結著古人的智慧，透著工匠們的血汗，仍以巍峨的雄姿展現在世人眼前。與泰陵的恢弘形成反差的當屬道光皇帝的慕陵，它是所有帝陵中最精簡的一座。

道光皇帝在為自己設計慕陵時，特意簡化了清代帝陵應有的一些規制，清代帝陵常見的聖德神功碑樓，華表，石像生，方城，明樓等建築，在慕陵的設計之初就被取消了。"慕陵"含有仰慕列祖列宗之意，然而專家發現這座陵寢規模雖不大，內部卻十分講究，這面看似普通的圍牆就暗藏玄機。

「慕陵圍牆的顏色是淡灰色的，不同於其他皇宮或皇陵的牆，都是那種朱紅的牆垣，通常的圍牆都是用糙砌的手法，就是一層磚，一層灰，這樣抹上去，然後表面非常粗糙，往外要抹上紅色的塗料加以遮蓋，那麼慕陵的這種牆是最高級的，最講究的一種工藝，叫作乾擺牆，所有的成磚運來之後呢，要進行細緻地打磨，一邊厚，一邊薄，這種磚得乾著一塊一塊的擺起來，薄的那塊靠裡邊，那麼厚的就沖外面，那麼我們一想，這牆一壘上去中間會出現一個凹槽，再往中間的凹槽灌上灰漿，這種圍牆不僅費工，費時，而且對材料的要求，對磚的質量要求非常非常高，它跟那種朱紅色的圍牆相比，它的價值或者說它的工藝，它所耗費的銀兩數，要超出不只幾倍，」邢宏偉說。

除了工藝，道光皇帝對於建材的要求也極為嚴苛。而更令人驚嘆的則是慕陵的隆恩殿，遠遠望去大殿的木結構部分，都是木料原本的顏色，既沒有塗朱紅色的油漆，也沒有雕梁畫棟的彩繪，整個大殿看上去質樸，但仔細觀察會發現，大殿使用的木料全部是名貴的金絲楠木，金絲楠木是極為珍稀的樹種，其紋理順美，不易變形，能千年不腐不蛀，就是在紫禁城裡，也找不到一間全部使用楠木的宮殿，而道光帝的慕陵就連柱子，梁坊等全是獨根楠木，這不能不令人震驚。

隆恩殿800餘塊天花板全部以龍頭裝飾，龍頭採用高浮雕與透雕結合的工藝，龍頭凸出平面，極具立體感，此外，在龍恩殿的門窗，格扇和雀替上，還以淺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相結合的方式，雕刻著許多上行龍，下行龍和蟠龍。

據統計，隆恩殿三殿共雕刻木龍1316條，每條龍都雕刻得栩栩如生，龍頭上的龍鬚，眉毛，龍眼都清晰可見，因為大殿全部採用上等楠木，殿內長年充溢著楠木的芳香，好像是這些龍在張口吐香，道光皇帝命人在慕陵龍恩殿天花板上，雕刻了許多龍頭，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道光皇帝認為地宮滲水是群龍鑽穴，龍口噴水所致，所以他命人在隆恩殿高處雕刻木龍，寓意龍在高處，爭天上之水，就不會再往地宮裡吐水了，道光皇帝異想天開的想法，為人們留下了慕陵隆恩殿裡精湛的木雕奇觀。

原來依照乾隆皇帝留下父子分葬的祖訓，道光皇帝應該在清東陵選址，但工匠苦心修繕的陵寢不到一年，就出現地宮滲水的不吉之兆，道光皇帝才會違背祖制選擇西陵，今天的慕陵滄桑依舊，關於大清王朝的一切也早已化為歷史塵埃，留與後人說。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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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帝國的錢都去哪兒了？（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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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終，清政府都沒有動員起全部力量，徵用到足夠的錢款。

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作為一個領土廣袤，資源富足的龐大帝國，清帝國的滅亡與以往的封建王朝相比，也蘊藏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在王朝末期，新的經濟因素不斷出現，激增的財政收入如同一劑美味的毒藥，既加速了近代化進程，也刺激著軍閥政客的野心，為清朝的覆滅埋下了隱患。在此讓我們以史為鑑，回顧這個龐大帝國的財富都去哪裡了?

1 早期清代財政體制

首先必須要提到清代的幾大賦稅來源，清初的主要稅賦項目有田賦、鹽課、漕銀、雜賦幾項，還有一些臨時性收入，例如捐輸和報效銀，即國家需要錢財時來自豪強巨賈的捐贈。

清朝前期財政收支主要以量入為出為準則，總體而言盈餘較多。嘉慶道光之前，財政僅在支出時分為起運與留存，收入則統一。可以說並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財政，中央地方府衙經費均納入國庫系統，經戶部核准支用，事後以奏銷審核。但這樣一個看似井然有序的財政體制，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一切都改變了。

2 鴉片戰爭後的財政危機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既賠了錢，又賠了面子。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成陰暗。但頑固的滿清統治者仍然自信的認為，這點賠款不足以動搖國本，直到他們終於意識到一個棘手的難題——沒錢了。

隨著中國大門的打開，鴉片瘋狂湧入，英國對華貿易只用短短幾年便扭轉了逆差，與之相伴的則是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中國本就缺銀，作為硬通貨的白銀淨流出，無疑會造成市場秩序極大紊亂。使得銀貴錢賤的趨勢不斷加深，1835年一兩銀合制錢1420文，1850年即漲至2230.3文，使得國內工商凋敝，稅收銳減。

屋漏偏逢連夜雨，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讓本就拮据的財政更加雪上加霜。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切斷了供給京師的大動脈——漕運，其後又轉戰各地，嚴重破壞了清廷的經濟基礎。浩繁的軍費開支終於讓清政府難以為繼，開始想法籌錢了。

3 廣開財路

為籌措錢糧，清政府想盡辦法。看得見的手段有加派田賦、漕糧、鹽課，或者是勒令捐輸，又或者是加徵新稅，如鴉片菸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徵收釐金，這是清政府斂財的一大發明。1853年，為籌措鎮壓太平軍軍餉，清王朝在揚州設局勸捐，因其具有因地制宜的便利性和高效的斂財效率，此後釐金制度迅速風行於全國。釐金最初一般分行釐（活釐）和坐釐（板釐）。前者為通過稅，徵於轉運中的貨物，抽之於行商；後者為交易稅，在產地或銷地徵收，抽之於坐賈。捐局系統龐雜，且釐捐名目繁多，見貨即徵，不問鉅細，「舉凡一切貧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對工商業造成極大抑制，嚴重摧殘了商品經濟發展。

看不見的手段就更是五花八門，比如徵收賦稅時以銀代實物，又比如發紙鈔，製大錢，規定以含銅較低的大錢兌換更多制錢。其主要的目的就從市場上搜刮更多財富，其結果就是市場上銀貴錢賤的趨勢進一步加深，物價飛漲，百業凋敝，人民生活更為困頓。

但清政府實際上卻很難收到足夠的賦稅，其主要原因即在於地方做大，中央難以控制。太平天國雖被鎮壓，但以湘淮系為主導的地方督撫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其顯著表現即是財權向地方的轉移。戰時為便宜行事，清廷准許統兵大員自行籌餉募兵，曾國藩首先自設糧台，庶務皆出將帥一人意旨，之後個例漸為常例，臨時變成常設，善後局、報銷局、籌款局、支應局等一併出現。以獨立的財權和兵權為倚仗，地方勢力羽翼漸豐，深刻的影響了中國近代政治格局。

4 財政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但即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清政府的財政支出節節攀升，特別是軍費，甲午之後，清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建設新式陸軍。庚子之後，清政府軍費更是進一步猛增，籌建陸海軍，都是相當燒錢的。戰前的軍費預算是3600萬兩，到宣統三年已達到1.37億兩。

其次便是賠款，甲午戰爭賠款2億兩白銀，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加上一些其他條約賠款，中國應償付本息總額巨大。清政府雖曾多次下令「開源節流」，可實際上「開源」愈廣，「節流」卻是難見。

為堵上這麼大的口子，清政府曾三次大規模發行公債，分別是光緒二十年的息借商款，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和宣統三年的愛國公債；分別是為了籌集甲午戰爭軍費、支付對日賠款及鎮壓辛亥革命。清政府試圖仿效近代西方國家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但實際上老百姓並不買賬。一次次的戰敗和無休止的盤剝早已將百姓對政府的信任降至冰點，政府有時還會強行要求官民認購，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捐輸，再加上沒有遍及各地的基層金融機構，老百姓買了也難以兌現，種種原因使發行公債收效甚微。

發行公債不利就只能從各國銀行團手中大舉外債。初期還是以短期小額為主，都是地方官員為鎮壓各地起義而舉債；越往後期限越長，金額越大。從甲午戰後到清政府滅亡，共計款項122筆，總金額達12億餘兩。大舉外債無異於飲鴆止渴，各地分攤款項節節攀升，使地方更加不願上繳收入，奏銷制度漸漸失去作用，原本的京餉協餉被以各種理由拖欠，中央與地方財權之爭愈演愈烈。清末最後十年間，清政府每年要支付本息1800萬以上，為帝國主義借助經濟手段控制中國提供了便利。

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其危險，大聲疾呼不可大舉外債。但梁啟超認為單純抵制並無意義，抵制只是手段，對待外資「必能抵制而後能利用，抵制經也，利用權也」。他同樣清醒的意識到外債是把雙刃劍。「外資之性質極為危險，可以不借則不借為妙，當然一國資本未豐時，稍籍外債以潤澤之，有時亦收奇效，所視者，其用之途如何耳。若用之於不生產之業，則其害滋重。用之於生產之業，其利亦至溥。」而清政府所借外債主要是用於賠款，用於投資實業之處寥寥無幾，自然無益於經濟。

5 財政比重的改變

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外國經濟勢力的不斷入侵，關稅成為了清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鐵路等新興交通方式的出現，也為清政府帶來了滾滾財源。各國為了保證在華利益，對華大量借貸，以維持其經濟權益及政治權益。清政府在漫長的外交角逐中也逐漸學會了近代財政制度的運行規律，開始懂得利用國債聚斂民眾財富，並且借助外國對華借貸，將自己與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綁在同一個戰車上。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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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唐宋詩詞，世人較少談及清代的作品。這個末代王朝其實出過不少著名詞家，作品豐盛，其中，陶傑最欣賞的是才子龔自珍。龔自珍生於乾隆年間，經歷嘉慶、道光三代，見證國運由盛轉衰，以其精妙的文辭刻畫感時憂國之情。

今集「陶話廊」，陶傑就與大家品味這位奇才早年的詞作，看看他筆下的西湖如何別於歷代文人，展露蘇東坡也寫不出的少年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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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派遣陸賈來廣州向南越王趙佗勸降，陸賈就在今天的西場駐紮，開始經營這一名勝。他在駐地附近，沿溪灣經營種植荔枝，開闢蓮塘，這便是荔枝灣的由來。屈大均《廣東新語》：“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址在西郊十裡，地名西場。”“予之生，實在其地。所居前對龜峰，後枕花田，白鵝潭吞吐其西，白雲山盤旋其東，園曰茂林，有荔枝灣、花塢、藕塘之饒，蓋陸賈之所經營也。”其後經過2000多年人工與天工的巧妙結合，成為廣州著名的景區。
由於灣內河湧縱橫，主要溪流兩岸，種滿荔枝樹，多池塘、菜畦，便有了著名的特產“泮塘五秀”——蓮藕、菱角、茭白（即筊筍）、荸薺（俗稱馬蹄）、茨菇。每當盛夏，紅荔白荷，交相輝映，香隨風送，沁人心脾。因此歷代多有大官钜賈在此興建園林。在唐代，建有著名的“荔園”。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引譚宗浚說：當年唐荔園建在“半塘（今作泮塘）之墨硯洲上”。南漢建了皇家園林“昌華苑”，變成南漢王劉氏王朝的禦花園，後人稱“劉王花塢”。其所經營的宮苑，範圍很廣，西起荔枝灣，北至流花橋，其中還有芳華園和顯德園等，其中心花園（花塢）就在荔枝灣。今泮溪酒家對面的雲津閣畔，曾有“古之花塢”的石牌坊。荔熟時，皇帝便在花塢裡大擺禦宴與後宮享樂，飲酒啖荔，名曰“紅雲宴”。阮元《廣東通志》引黃佐說：“昌華苑，一名顯德園，亦偽劉故址也，在荔枝灣。”
宋滅南漢，昌華苑宮殿被焚毀殆盡，但西園地區（今泮塘、荔枝灣一帶）並沒有變成一片廢墟，在整個宋代，荔枝灣仍然是風景區。元代，荔枝灣作為“禦果園”，除遍種荔枝外，還栽種裡木樹（檸檬樹）800多株。屈大均《廣東新語》：“元時，於廣州荔枝灣作禦果園，栽種裡木樹，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吳萊詩：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下熟宜檬子，百花釀作甘露漿，南園烹成赤龍髓。”就是說裡木樹成熟後榨汁煎糖，製成舍裡別（蒙古語，即解渴水）進貢，深得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鐵穆耳喜愛。
至明代，荔枝灣不但千樹荔紅，白荷玉立，五秀飄香，更由於水系不斷拓展，昔日橫亙蜿蜒的小溪小河已成縱橫交錯的河湧網脈，河湧直通往白鵝潭江面，漁民們白天出河捕魚，晚上回灣停泊。水鄉澤國的風情更為荔枝灣增添另一番景致。“荔灣漁唱”成為明代羊城八景之一。
清代至民國抗戰前，荔枝灣達到了最鼎盛高峰。無論是荔枝種類、覆蓋面積，都達到了歷代之最；另一方面，荔枝灣人氣之旺也達到極致，文人騷客對酒當歌、吟詩作畫，富賈钜賈則在此圈地，建起了一座座別墅。“卓轉清溪宛若耶，樓船掩映樹周遮。一灣荷葉碧于水，兩岸荔枝紅似花。”八橋畫舫，楊柳輕拂，碧波蕩漾，輕舟飄泛。夏至蟬聲如潮，叢叢荔枝含丹怒放。唐荔園為清代道光初年丘熙在西關構築的一處著名的園林，它與後來建起的海山仙館、小田園、景蘇園合稱為清代西關“四大名園”。稍後，還有葉氏小田園、停讕堂水榭，以後從海山仙館的舊址上新建的園林，先後有彭光湛的彭園和陳花邨的荔香園，附近又有黃氏的“小畫舫齋”等名園別墅。
陳濟棠主粵時期，荔枝灣甚為繁盛。原有的荔枝灣的灣流很長，民初以後，遊荔枝灣的遊客，都是在多寶橋下（即今之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右側）雇艇“遊河”，畫舫、舢板都集中這裡接客。遊荔枝灣的畫舫，都是劃到江面去，這附近有西郊、海角紅樓兩個泳場，江面有酒菜艇，有販賣海蝦、海鮮的小艇，還出租唱機唱片、叫賣香煙、糖果餅食的，有賣唱的，有賣荔枝和生果的。都集中在這大段的江面上。

本集主題：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專訪：蔡耀慶 研究員
　　
　　台灣地區繪畫發展，四十九年後渡海來台的書畫家帶來不同於以往閩、浙的氣象，這群書畫家中，溥心畬先生獨具面目，影響後世甚遠。溥先生逝世至今逾半世紀，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別精選館內典藏及徵集海內外藏品二百六十件，匯集先生所作詩、文、書、畫作品，以「遺民之懷」為題，辦理溥心畬藝術特展，回顧其藝術成果。
　　溥儒，字心畬。民前16年（1896年）出生於北平，民國52年（1963年）逝世於台北。這位著名的書畫家、詩人、文人，誕生於恭王府，曾祖父為清宣宗道光皇帝，祖父是恭親王奕訢的舊王孫，堂兄為宣統皇帝溥儀。自幼在皇宮中勤讀詩書，奠定其深厚文學修養基礎，筆下所揮灑、體會的世界，足堪玩味。在清王朝風雨飄搖時期，不待王孫夢醒，恭王家族特權便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一去不復返。從其一方常用印，印文曰：「舊王孫」，幽默中雜以辛酸，自豪中帶點自嘲，足以想見其人生經歷的波瀾起伏。
　　所幸先生不在意家道破落，潛心學習詩文、書法、文學藝術，隱居於北京西山戒檀寺，讀書習畫，寄情於山水之間。期間又以詩文、書法為功底，悠閒平靜地臨摹了不少宮廷和王府珍藏的收藏，詩、文、書、畫等四藝均能有所發展。由於對歷代名家都能學習與尊重；對技法的深研與繼承；對文化核心價值的融會與昇華，先生各種畫科都能兼備發展。山水、花卉、人物、草蟲、仕女、鞍馬、走獸、神怪、菩薩、翎毛，無不精擅，亦足為當世之宗主。這樣的創作，不是以批判傳統、斷裂過往為代價，乃是在熟稔傳統後，匯集個人的理解加上生活的滋養，逐漸演化、蛻變成的個人面貌。來台之後，先生並未擔任官方職務，而是應當時師大美術系系主任黃君璧的聘請，講授國畫課程，開始設帳授徒及售畫維生。他古文學造詣極深，有詩集與四書經義集體，毛詩經等十餘種學術專著行世，其中《寒玉堂書畫論》正是他研究繪畫的感悟，
　　此次特展以「遺民之懷」四字為題，取自先生在台時期寫給友朋的信箋詩稿，不難想像此四字應該有著特殊的意義。「遺民」二字，起源甚早，周代，武王克殷之後，有伯夷、叔齊，因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宋朝養士最厚，南宋滅亡後，許多讀書人不仕，以侍奉蒙古人為恥。明代知識份子階層亦是以重氣節為人格標準，許多明代學者亦以侍奉滿清為奇恥大辱。對古之後裔、亡國之民，原鄉與他鄉之間，究竟「何處是故鄉」？既是前朝的皇家子民，又是離開故土的飄盪之身，對先生而言，或許傳授經學書畫，延續此精緻文化，不以世俗之利為求，才是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