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Q給台灣的提案41-47:這票投給我,我跟你一起打造未來】
距離投票只剩下不到24小時,我要把3Q的提案都跟大家報告完畢,#你的每一票都至關重要。
和那些坐著輪椅從國外被推回來的族群不同,如果你三十歲,你還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五十年以上。
你的這票,是投給你自己,是投給未來的你,和你的下一代。
【3Q給台灣的提案41:投給自己的未來】
23年前,香港人迎來了保證「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中國,那時,他們沒有選擇。
23年後,當時的年輕人步入中年,面臨房價高昂、醫療擁擠、言論自由縮減的社會。
23年前剛出生的嬰兒,現在則在街上吃催淚彈,被毆打,被強姦,被自殺。
他們或有悔恨,但別無選擇,但是你有。
1年前,有個承諾「全台首富發大財」的煽動家,選上高雄市長,承諾他做好做滿絕不溜之大吉。
1年後,什麼承諾都沒做到的他,在凱道上煽動更多人民,接受他毫無根據的謊言。
他帶著指導解放軍作戰的吳斯懷們,帶著殺警犯、販毒犯,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號角,一起進攻我們的民主殿堂。
還好,你們如果後悔,現在還有改變的機會,拿起盾牌,站好陣線,用手中的選票就能守護台灣。
年輕的台灣人啊,我們還有選擇的機會,不要擔憂,不要恐懼,不用再在意動員造勢的人數,不用在乎這兩天的耳語,明天睡得飽飽,1月11日,和你的手足,和你的朋友,投下手中這張選票。
1個半月前,平常不關心政治的香港年輕人都站出來了,他們翻轉了區議會,雖然不能下架共產黨,但展現了香港的意志。
後天,只要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也都出來,小英可能小贏變大勝,中二選區也可以翻盤,這就會決定選舉的結果!
不要擔憂,勇敢自信,投票前行,2020,台灣會贏。
【3Q給台灣的提案42:安心當父母】
今天的首投族,到了退休時,65歲以上老人人數將接近青壯年人數,而台灣人口也將下降到1700萬人左右,少子化、高齡化、勞動力缺乏怎麼辦? 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近年紛紛強調婦女友善的政策改革,原因在於女性長期負擔照顧老幼的家庭責任,無法工作,造成高教育、低生育、低就業的矛盾局面。而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世界上長期偏低,鄰近國家中只微幅高過日本,更急需改革!
以北歐政策而言,簡而言之是以女性為中心的經建政策,透過普及平等公托,提升雙薪家庭比率,也大力提升婦女補助,並透過國家資源投入達到再分配與去普羅化,讓勞工達到中產階級生活水準。
以人類發展指數而言,指數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在指數超過0.9以後,反而呈現反轉趨勢。這些高生育率國家有相當大部分是北歐福利國,如丹麥2008年時2歲以下全時托育率就達88%,瑞典達62%,挪威58%。如學者Korpi就指出「2歲以下正式托育是支持雙薪家庭的指標」。
因而丹、瑞、挪等國,婦女就業率比台灣高出30~35%!!人口減少時代提升台灣競爭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推動以婦女為中心的福利支出。包含育嬰支援、公共托育、長照配套、和強化單親補助等婦女友善政策,讓長期在職場上被壓抑的女性可以安心就業!
在選戰中,郭台銘先生曾推出0-6歲國家養支票,但無視自己在生涯中多次養育兒女的經驗,攻擊洪慈庸委員在任期中生育,這就是無視「友善職場女性」的最惡劣案例。相比之下,蔡英文總統雖沒有漫天喊價式的浮誇政策,卻在不斷改進下,修正了公托公幼補助方式,我會在國會裡面,支持蔡總統更積極的推動照顧新手父母,友善職業婦女的政策,讓生育不再成為青年恐懼的生活負擔。
【3Q給台灣的提案43:公共托育】
公共托育一直是台灣基進關注的政策,我希望在四年內,我們能做到「公托與公幼免抽籤」的目標。
當然,我們很難將公托公幼國有化,義務化,但可以透過「準公共化」,讓父母有平等的補助基礎和多元選擇,並透過政府稽核和調查聯合抬價行為,維持市場公平性,減少「市場失靈」方式。因此,國家介入除了直接補助外,尚有維持公益調節市場的作用。亦即Richard Thaler所謂「推力」理論的地位。
另外,要透過對於民間社會的動員,促進參與和理解,並釋出多餘勞動力。並透過「政府有效投資」,減少公托的運作成本。舉例而言,所謂「青銀共照」、「二次就業」,都是嘗試釋放部分中、高齡就業者/同時照顧/被照顧者進入照顧體系,減少勞力負擔。
而在宅照顧、大家庭、社區合作社等制度,都是民間吸納照顧壓力的方式。可以透過制度設計的獎助制度來達成。而透過政府釋出閒置空間、鼓勵私營照顧服務型新創,這些都是減少市場營運成本的方式。
更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在強化公托同時,必須帶入公共運輸、公共住宅政策,並鼓勵微型創業的市場機制提供解決方案,減少父母負擔、也增加青年就業。
在0-2歲部分,以「居家型保母」和「機構型托嬰為主」,推動公正的保母推薦、管理辦法;並推動「公共社區保母」,也就是和公宅結合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在2-6歲部分,「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應以修繕活化舊校舍等現有閒置空間,達到法規安全等標準。並結合大眾運輸導向開發和公共住宅政策,在車站節點設立和社區結合的幼兒園,讓最多人能夠利用。
另外,我們可鼓勵民間提出托育和長照的新解決方案,例如法國老人院自1990年代開始推動青銀共照人力分享的制度,讓托兒所與老人院比鄰。而日本新創企業推出和媽媽工作場所結合的托嬰/工作空間。這些都能提升服務效率。
如此一來,透過政策工具,來扶助民間力量、引導市場運作,形成一個吸納足夠民意的緩衝區,逐年提升公托比例,達成女性充分就業,解決所謂的「老化、青貧、少子化,人口三位一體」問題,才是讓台灣「平等而富有」的最好方式!
【3Q給台灣的提案44:多元教育】
我們的教育,應該不僅是教育孩子而已,在許多時候,孩子遇到課業問題,不只是學習困難,而是遇到社交、情感、家庭上的其他困難,甚至身心健康問題。
因此,包含學校的心理輔導、社工、甚至語言治療師等制度,必須加強配置人數,在偏鄉學校,也需要有在幾所學校聯合起來輪駐。
以芬蘭而言,就設有「多學科小組」,由不同職類專業人員定期和班導師討論學生整體「身而為人」的需求,仍後思考學生面臨什麼問題,能得到什麼幫助。把「心理健康和福祉」看作和學業成績一樣重要,是芬蘭教育的一大優勢,然而,台灣卻因為成本問題無法這樣做。不過,如果學生中輟,或是因情緒問題,濫用物質,無法在社會上謀生,我們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將遠大於這些支出。
我認為,要達到「社會平等」,避免「青少年犯罪」,去特別關注那些落後的孩子,透過補救教學、心裡健康與社會資源協助,找出可以解決的問題,減少階級優勢帶來的不平等差異,這會對我們社會的融合有很大幫助,也將省下龐大的監獄監禁、毒品戒治等成本,畢竟投資教育,回報還是大多了!
【3Q給台灣的提案45:就職教育】
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人人都能上大學,許多人批評大學系統與技職教育的混淆,也注意到了許多類別研究所就業的困難。
許多人認為高等教育有崇高的價值,然而,在通識與基礎人文課程以外,「就職」所需的技能,幾乎還是學子進入大學最關心的事。但大學與產業界的脈動,卻不一定緊密連結。
就拿地理位置來說,以台中為例,台中擁有台灣最重要的航太工業製造基地,但大學的航太相關系所,並不在台中。同樣的,高雄市台灣最大的造船基地,但造船設計能量與大專學系,卻集中在台北,這些都是不利地區發展的因素,不要小看地理因素,人際網路交流構成的互動,常常是促進競爭與人才流動的催化劑。
因此,科學園區結合大學研究機構的集約式規劃,或是大學復歸市區,讓大學成為帶動知識經濟轉型的樞紐,在許多國家的都會與產學規劃中逐漸成為趨勢。
台中具有國立中興大學以及許多實力堅強的老牌學校,我認為,教育部應更開放地,鼓勵地方產官學溝通,以研究型大學為樞紐,結合其他法人研究機構與廠商的研發部門,發展一地的技術特長,也能讓學生在學或畢業時,對於就業脈絡更好掌握!
【3Q給台灣的提案46:照顧青年】
青年不敢生育,除了剛才提過的育兒負擔,當然和低薪高房價也脫離不了關係。
因此,我還是強調,解決北漂與高房價問題的方法,除了進一步稅負調整之外,更重要的是讓產業與工作機會移回中南部,讓青年人口移回中南部,同時在新發展區域做好計劃,控制房屋供給,提供社會住宅,杜絕游資炒作,從供需面媒合解決問題,實惠且衝擊小。
現有的《國土三法》與配套法案,著眼於管制與保護的多,而未來開創的少。我認為應參考日本《國土形成計畫法》與定期檢討的 #全國總和開發計畫 之精神,以提升地方圈競爭力為目標,以子法或子計畫規範設置機能自足的廣域國際交流圈,並以「#西部都會走廊、#東部生態走廊、與環繞全國的 #海洋資源走廊」串連,用全國性的觀點,思考機場、高鐵、鐵公路網的建構,產業的戰略佈局與差異性法規鬆綁,並在各生活圈發展「#差異化吸引」魅力,讓年輕人有台北以外的多重選擇!
而當年輕人回到故鄉,我們應該優先推出公托、公運、公宅結合創業補助的一站到位政策,讓年輕人的生活、就業、育兒都沒有負擔,全力追逐自己的夢想!
【3Q給台灣的提案47:長照3.0】
蔡英文總統推動長照升級的步伐,是歷任總統最用心的,而我們也看到,經過不道4年,長照BC級據點大量成立,深入社區,加上受益族群範圍擴大,也提供了長輩更多的資源。
以預防醫學三段五級的模式而言,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減緩失能」,而是增加前段的「健康促進」,來省下未來龐大的支出。在公共議題中我們必須納入相對弱勢者的聲音,才能改變我們社區的空間與生活方式。創造對所有年齡層友善的環境,並改革城市的發展,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誠然,社區、區域到城市,會有不同的尺度,也需要不同的架構來創造改變,建立一個全人健康,全齡幸福的城市。
在高齡者繼續增加下,未來長照2.0的框架,和財物支出,終究仍會受到挑戰。我認為,我們必須及早思考,進一步減少老人失能速度,ˇ以及降低照服員需求成長量的健康促進政策。我認為,長照ABC都是以「據點」出發,我們進一步衍生出「長照ABCD」時,就要用「在地整體照顧」,把地區改造成老年人可以持續生活在此的環境,透過居民間照護意識的提升,結合「到宅醫療」、「遠距醫療」、「智慧協助醫療」,貼近居民的生活,增加社區的信任與活力。因此比C據點更貼近人的,就是「家」。長照3.0便是以每個人的住宅為據點,社區為支援環境的整體營照,也會是長照政策永續發展之道!
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 在 林淑芬 Facebook 八卦
【意見書】2020年10月26日召開「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換發中天新聞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案」聽證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作為鑑定人之意見書
意見書主筆:台灣人權促進會 副會長 沈伯洋
利益揭露:本會有其他執行委員以個人名義擔任NCC廣電諮詢委員,特此揭露,以昭公信。
依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換照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換照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評分基準有各種不同之項目。本鑑定意見以其中兩項目作為審查基準如下。
▌頻道規劃的多元保障
本鑑定意見認為,新聞自由需受保障,因此重點不在於報導內容是否親近特定國家,而是處理與編排新聞之方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新聞報導有事實與意見兩個面向,關於事實有查核原則之限制,關於意見亦有公平原則之限制,此為衛星廣播電視法所明訂。
關於事實查核一事較無爭議,因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相同,皆有追求真理、保障多元文化、促進民主等目的,此亦為我國大法官所肯認,而新聞自由亦為達到言論自由的重要工具。因此,在違反目的的情況之下,新聞與言論自由仍須受到管制,例如惡意的誹謗言論即不在保障範圍之內,甚至需受到法律懲罰。
至於意見之自由,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多元、如何取得平衡,則有不同見解。本鑑定意見闡述如下。
以保障多元觀點與促進民主出發,乃屬於換照辦法十一條「頻道規劃」之範圍。亦即,頻道規劃若能保障多元觀點,則符合新聞與言論自由保障之目的。所謂多元觀點,可包含弱勢族群保障(不同語言與民族的加入)、人權侵害的討論、環境污染與破壞等等。
論者可能援引單一的聲音可以藉由其他電視台的競爭而緩和,進入「意見自由競爭」,然而,意見市場的自由競爭,最後將會造成以財力作為言論自由的界線,因為有資本才能進入言論自由的市場,弱勢族群不具備此一條件。如此一來,所謂「不同頻道各持不同觀點」的競爭,無助於保障多元觀點,此亦為代理人理論與民主理論所肯認(促進民主);反之,真正有助於多元觀點之方式,應為各電視台在內部節目規劃上置入多元觀點,方能達到新聞自由追求之目的[1]。
綜觀歷年電視台的頻道規劃,顯然較為缺少多元觀點[2];而前期獨立審查人之條件不履行亦惡化此一現況。近年假新聞崛起之時,亦不見與中立查核單位合作訓練,或與各人權團體之對話,相關的員工訓練,例如107年7月26日員工訓練內容為新聞報導與個資保護;7月31日員工訓練內容是兒少保護,結果107年8月18日新聞內容即被裁罰兒少個資洩漏。108年2月21日員工訓練為新聞查證,過五天,2月25日即出現「韓流助攻最佳動畫短片包子奪回小金人」,2月28日「星國大使忙碌低頭回報」的新聞因為違反查證義務裁罰60萬,3月8日因為柚農新聞裁罰100萬,3月14日被發函改進聳動標題;3月27日即因誤導民眾中天因為關西機場被處罰,裁罰80萬;28日也因為誤導民眾以為中天因為報導韓國瑜而被受罰,違反事實查證,裁罰80萬,同日亦出現農漁產滯銷新聞被裁罰違反事實查證,內控機制似需加強。
尤有甚者,新聞亦出現了多次的誤導事件(如誤導民眾以為中天因為報導韓國瑜而受罰)此種報導方式無異會加深仇恨與對立。意見自由競爭在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下,會造成彼此更不容易溝通之現象,而意見自由競爭支持者並未考慮網路時代的問題。如果在頻道中保有多元觀點,則受眾即使意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都能夠輕易地保留瞭解對方與對話的空間。
以新聞自由為名,卻侵害了多元保護的人權發展,新聞自由即不可無限上綱;此時新聞自由應有一定之限制,問題僅在於需要形式限制[3],還是實質限制(針對內容審查)。
本鑑定意見認為,新聞自由乃重要之權利,內容審查將形成寒蟬效應,但是至少需有形式之審查(例如節目本身的配置、報導本身的比例等等),方可保障多元自由之發展。否則當新聞自由幾乎沒有成本可言,則容易變成攻擊之工具,形成以自由之名,反對自由之實的結果。
故,所謂言論市場的極大化,需要讓各種聲音有場所與時間表達,並兼顧多元觀點。若依賴自由競爭,無異於將言論市場的公共性私有化,將新聞自由變成財團之禁臠。對此,長期多元觀點的缺乏,應為換照審查「頻道規劃」時需考量之重要因素。對此,此一標準亦應為未來其他頻道換照之考量。
▌組織內部的制度保障
協助公民監督政府是媒體的責任,其非代表財團立場,而需代表公眾的言論立場。然而不能忽視的是,現今媒體背後多為財團,因此如何以內部設計,一方面達到前述之多元保障,一方面保護新聞從業者的責任不受干擾,即為重要之課題。此亦與第十一條「內部控管與內容編審」一項息息相關。雖可不涉及內容的實質審查(除非違反查證),但至少應有形式的制度保障。
即便具備前述多元觀點之限制,仍無法解決資金與言論自由的矛盾,對財團而言,賺錢的自由凌駕於言論自由時,新聞自由的目的即無從企及。唯有組織內部適當的設計(例如編審不受控制等等),方能保障新聞自由。前述節目的配置與規劃,乃為外部限制;而所謂組織內部之制度,乃內部限制;而其目的均相同,乃保障多元並預防言論市場的單一化。而釋字509所課予的亦非絕對查證之義務,而是相對查證之程序。確保程序不受干擾,是組織內部制度保障所必須。
從組織內部設計看來,2014年審查換照時將獨立審查人之觀念導入,並要求增加1名專職編審人員,僅僅是以程序之要求保障新聞自由。然而在執行上,獨立審查人遲至2019才納聘,而編審問題亦遲遲未解決。若以程序保障一事難以達成,更遑論實質保障新聞自由一事。
獨立審查人若要對新聞有審查能量,其亦需專職專責,並且即時監看;但目前之獨立審查人業務極為繁忙,僅為兼職,以資料看來亦無法得知其意見被採納之程度,或者開會之時程等等。亦即,即使有獨立審查之形,NCC亦應審查有無獨立審查之實。
另從組織架構看來,集團以法人代表入主董事會,隨時可以撤換之下,從上到下的意志即難以有結構性的抵擋;亦即,若新聞從業形成了一個容易上命下從的結構,再搭配財團本身的立場,則無異於更進一步形成前述之禁臠。若有惡意國家之介入,則將更進一步惡化問題。例如,人權在特定國家被迫害之情形,即屬多元保障之範疇,但目前的組織結構卻讓此種保障方式消失於無形。
媒體自律之要求,首重結構上的保障,否則自律即難以形成。以本鑑定人自己蒐集之案例為例,電視台即曾經將中國製造之爭議訊息,直接複製中國官方與農場標題作為新聞標題,如2019年6月5日,中國評論網先是從香港發出「在最壞情況下,台灣會成唯一輸家」的內容後,海峽飛虹等做成農場標題:「美:台灣會成唯一輸家」,電視台即隨即跟進,直接變成直播新聞下的大標題,但主播的內容卻跟標題沒有直接連結。本問題並不在於中國訊息報導之疑慮,因為在新聞自由之下,將中國觀點加以報導也在保障範圍,問題在於直接抄襲農場標題,亦未引用,表示在新聞倫理上的不遵守已經變成慣習。而這種不遵守在並非特例的情況下,媒體即變成一個單純的傳聲筒,失去了協助公民監督的意義。
其他的一些內部控制機制亦有令人不解之處,例如,關於客服與申訴的問題,電視台主張2019年申訴僅有164件,不知計算基礎為何?是否是將民眾申訴改列為意見反應?由於申訴數據與外界之觀察有嚴重落差。而此亦為換照應考量之因素。至於事後的監督,以108年倫理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看來,亦處於十分被動的狀況,前述問題大多存而不論。
所謂的制度設計,一方面是讓員工有遵循之依據,一方面是以揭露取代內容之審查:讓上下其手的情形無所遁形。如果在程序上的設計與揭露都無法達成,則遑論實質對員工之保障。
以比例原則而言,此乃典型限期改善之事項,然而,六年的限期改善若無法落實,則應該更進一步考慮其他的行政處分,否則前述之處分將變的毫無意義。
對此,詳加考慮未盡程序與實質結構性保障一事,並參酌比例原則之考量,本鑑定建議不予換照。
[1] 所謂的second order diversity也並不會揚棄first order diversity,亦即,不同頻道完全持有不同觀點一事,必須建立在每個頻道仍保障少數立場。另外,當diversity是在宣傳一個更有力、更大的資本擁有者之意識形態時,更難援引所謂的second order diversity作為理論依據。
[2] 此觀點並非內容上的觀點多元,而是發言權的多元。言論自由本身跟平等權有所衝突時,即應有此考量。
[3] 例如刑事中新聞自由與名譽衝突時,要求更高的查證義務,而在行政規制中,新聞自由與其他利益衝突時,要求更高的新聞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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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 】「一國兩制3.0」系列:毀滅企業自由的「國家法團主義」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 在 淺論言論自由|法律學研究所林子儀特聘研究員 - YouTube 的八卦
以該判決為 基礎 ,並穿插臺灣民主發展過程中, ... 言論自由 、什麼是 言論自由 所保障的「言論」、以及 言論自由 的一些基本原則,希望藉此能增進對 言論自由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