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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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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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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寫我的這篇文章已經連續幾天在FT中文網上排行榜前五名。該網中國國內可以看到，目前還未被刪除。

以下是我和許知遠的共同朋友陳奕廷，對許知遠對我的評論的評論，轉發過來與大家分享：

許知遠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第二篇寫王丹的溫柔的流亡者，讓我感到特別感動。

知遠寫了那麼多香港與台灣的人物，雖然每一位人物的描述他同樣地都加入了個人的感受，但旁觀者的立場始終清晰。我原本以為，他寫的王丹，會不跳脫這個模式，但是金融時報刊登的第一篇，我就覺得有點不同…..

第一篇溫柔的流亡者，許知遠真的讓我感到特別的是，他主動了談及個人的六四記憶，他甚至可以代表一群人的精神狀態，那年他六年級，他清楚地描述了隔年進入了初中之後，這個國家體制怎樣在學校展開了清除六四記憶的活動……

沿著這個脈絡，許知遠在寫第二篇王丹的時候，將自己更捲入於此，他描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雖然跟著余杰在北大的宿舍偷看過六四的紀錄片，但功成名就與美好未來，仍然對他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感覺短暫、沒激起我繼續探究的興趣。我對未來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門不僅意味著危險、也代表著往昔，如今比爾•蓋茨、哈佛商學院、全球化才代表著我要努力的方向。對於王丹、劉曉波或是天安門母親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種下意識的同情，卻也認定他們代表著被翻過的歷史一頁。在官方全面遮蔽了這段歷史後，我也與很多同學一樣，選擇了主動自我遮蔽。」

看到這裡，我感覺許知遠似乎要正面的面對自己，想要說出甚麼了。

他用他溫柔的筆調與王丹對於他們六四一代人的看法，帶出了他的人道主義，他內文寫著：

「在一連串的逃亡、被捕、入獄、流亡後，這曾經吸引了整個世界註意的“天安門一代”也似乎沒形成一個鮮明有力的政治反對力量。這一代人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組織，但往往是在明確和穩定的表達與行動之前，就很快陷入了內部紛爭。一些學生領袖在屠殺周年紀念時，仍會面對著鏡頭表態，但他們已普遍創造出新的身份了——風險投資人、牧師、商人、電台主持人，而不再是個職業反對派，他們似乎背叛了昔日的理想。

王丹從不批評自己的同代人，包括也同樣生活在台灣、當年和他同樣富有盛名的吾爾開希——“你想想看，開希已有24年沒見過父母，這對人是多大的折磨”。對於當年在廣場上過分激動、如今投身商業世界的柴玲，他也更願意把她的道路視作再正常不過的選擇——她成為廣場總指揮是個偶然，她也有權尋找新的身份。這種同情或許也是對他這一整代人的，是啊，當他們被推到舞臺中央時，他們不過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沒有深入的思考、更缺乏實際的政治歷練。如今，批評者們忘記把矛頭指向鎮壓者，反而常把這群年輕人作為標靶。」

是阿，這恰恰就是我認識王丹後的感受。

我曾經聽到許多，一些所謂資深記者或者學者對於王丹的批評，他們認為王丹沒有進步，他們認為王丹不認識當前的中國…………

這些批評除了可笑之外，我深深感到一種人性中最惡、最蒼涼的一面。

身為學者 記者，我們的評論的筆鋒不針對鎮壓者，卻將矛頭轉向受害者，稱他們不識時務，不理解屠殺者現在已經多麼有成就。但，鎮壓者的本質有改變過嗎？你又怎樣能夠批評王丹，批評這一代人，然後希望他們扮演著客觀分析現在中國成就的角色。

這樣的要求，恰恰代表了對於自己角色的混亂，沒有身為一個讀書人的基本價值。

許知遠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菁英，獲得綜合面向的成就，他雖然自我中心與自我驕傲特別強烈，但是請不要忘記，他在中國、他有所成就，他並不是異議者，也不是流亡者，在一個面向來說，他享受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因為世界看到了中國，他有機會看到世界，然後展開了一切可能………

他曾經躲避，因為未來如此美好，歷史讓他過去，他心中肯定有是非，但黑與白之間同樣有交集，他可以自我說服。

但我深深的感受，當他將王丹成為寫書之旅的最後一位人物的時候，確有明顯的改變，許知遠也將自己如同其他的受訪者一樣，展開了一部分真實的面貌，像是一種自我救贖。

這位中國菁英選擇了中國政治最禁忌的六四、王丹、那一代人。刊登的地方，是中國大陸可以看到的金融時報中文網。

許知遠在文章說：「他們24年前在天安門靜坐、請願、絕食時，從未有取而代之的意願。他們的訴求如今看來溫和得不能再溫和，不過是為了重新評估胡耀邦的地位、反貪腐、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爭取言論自由、校園民主……王丹是其中最讓人尊敬的一位，他不是一次坐牢，而是兩次坐牢。在第一次釋放後，他出於對六四死難者的愧疚與未竟之志，留在政治與社會氣氛已經大變的國內繼續他的鬥爭，因此被判11年重刑。流亡美國後，他也從未自我放棄，除去參加正常的政治活動外，還在哈佛獲取了博士學位。」


我最近看了竊聽風暴與時代啟示錄。

竊聽風暴裡面，信仰社會主義的東德特工在竊聽藝術家的時候，同時也保護了藝術家。他換來的是政治與經濟上一切的貶抑。我不認為這位特工因為竊聽而改變了信仰，只是做為一個人內心裡對於基本美好事物的不忍破壞，想要保護，而做出了抉擇…..

時代啟示錄裡面，一位西方典型的資本家代表，帶著電影團隊到玻利維亞拍攝史詩片，選擇波利維亞純粹是因為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拍出最好效果的電影，背後的本質仍然是商業，或者說不斷地重演這個世界上演的剝削。

他不會覺得這樣子有所問題，恰恰的是盡了他的工作職責。但在最後，波利維亞陷入暴動，他選擇丟下電影團隊，一個人開車帶著當地婦女在槍林彈雨之中營救他的女兒，只因為，那位婦女哭著對他說，「我把你當成我的朋友，只有你可以救我女兒。」

這位西方資本家的代表，對於充滿人道情感的導演說，我必須這麼做，雖然你反對，但如果不幫助他，我會一輩子都會後悔。

有的時候，這種甚麼都模糊之間，聽從自己聲音的選擇，會比大是大非的表態還要困難得多。

我祝福我的好友，希望他一切都好，我相信他未來能夠成為一位時代會記得的作家。

各位 這是1月23日 我在公館誠品的講座內容 其實那天吃螺絲情況頗多(本人的人生大進擊日啊)主要是想講給跟我一樣 長大仍覺得自己是卡謬筆下的異鄉人聽 要感謝網友Lala 幫我整理出逐字稿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有擔任採訪工作 知道要打一萬字以上的逐字稿有多累 肩膀大概會痛兩天 真的很感謝她!!)希望我下次能講得更好 如果對那天講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可以抽空看一下!!感謝大家!!

【馬欣 2015.1.23《反派的力量》新書分享會於誠品台大】

錄音稿我有微修，大概快一萬字 XD 懶得看的也可以下載錄音檔：http://ppt.cc/Biuy

－－－－－正文開始－－－－－

剛看完諾蘭的黑暗騎士的時候，其實我只覺得諾蘭對人性的切入面讓我覺得很驚喜，可是真正讓我後來再繼續發酵的是小丑，這個人給我一記回馬槍的感覺，因為他代表一個群相，我覺得他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他是一群人，一群被我們以「進步」的名義被甩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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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有一個台詞是傑克尼克遜講的，他說，我們現在活的是什麼樣的世界，企圖要解構我們現在活的是什麼樣的世界，這幾年我的感觸是，我們在一個過熱的火車頭前面，一直打著進步的旗號，好像有點像《群》那本小說（由德國作家法蘭克•薛慶所著，於2004年出版的科幻驚悚小說）裡面講的，我們一直在甩尾後面小數據的人，小數點的人幾乎都被我們甩掉，為了要進步，要維持那個速度，會繼續以進步的名義甩掉更多後面跟不上、假設跟不上的人，那群人之後就會變成小丑的群相，那會讓我感到非常難過、非常想寫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心疼，在一個地緣化概念裡面，將來被甩尾掉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從《21世紀資本論》或是各種報導裡面，可以感覺得出來，未來世紀的火車頭會繼續像發燒一樣地往前狂奔，那後面小數點的人會繼續不停地被甩尾掉。現在是目前大家認為的一個中心點，如果不在這個時機點寫小丑或《反派的力量》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從我們的世界裡面找到一些自己可能可以定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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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邊有很多影迷啊，我覺得這幾年整個世界跟電影一樣，比方說，成功、幸福或快樂，或者是任何我們在追求的人生大目標，其實都已經被商業跟資本主義定義成一個慾望的清單，那成功好像只有一種模式，幸福好像是可以獲利的一種遠在天邊的東西，它似乎在商業操控下失去了它原有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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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一個五年級生，一個大概五年級末段的人，我算是《猜火車》那個電影世代長大的，那個時候最經典的台詞就是，我有了電視、收音機、洗衣機，然後這個題目一直接續下去的話，這世界一直餵養我們各種慾望清單，然後告訴我們這是人生要追求的，往往我們就進入一個super market的狀況，變成不停地從super market中找到我們人生中的定位，比方說我們買海苔醬，但因為旁邊櫥櫃裡放的是魚子醬，然後不停地覺得自己的定位或價值感不夠，可是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商業的幻影術，自我定義的焦慮感會造成「虛無時代」的開始，我會想寫是因為以一個從小看《麥田捕手》和卡繆《異鄉人》長大的五年級生，跟我的人生經驗把它傳遞下去，就是說如果你們身為一個異鄉人，或是在這個社會裡面對主流價值不是那麼認同的時候，你們還有人可以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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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反派的力量》就是在反思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自己是不是有像之前詹宏志講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定義出來在人生中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哈…講的好得好像很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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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這樣講吧…不曉得大家對我的童年有沒有興趣？我大概在小學三年級以前，其實沒有在跟同學溝通的，可是我通常會慢慢地觀察很多事情，小時候我媽媽對我的要求還蠻高的，把我送到一個蠻知名的貴族學校，自己一直很拚命把我送到那個地方，那時候我並不知道說為什麼我會在那裡？變得把我放在一個小的社會裡面，因為我沒有跟老師溝通，所以常常變成老師處罰的對象，或者叫我去後面罰站，都是我，他會覺得這孩子有問題，要一直問她問題，然後我又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在聽課，然後就被驅之別院，然後就被罰站，所以我幼稚園三年幾乎都在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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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裡面我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樂趣就是，觀察校園的生態，其實那時候並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在觀察，那個花草樹木旁的一群螞蟻，牠們的行走速度或是一些群聚的過程，好有趣喔！還有遠遠看到外面走路的人，其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和螞蟻的處境其實也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那個時候學校的社會結構已經出來了，當有黑頭車或名牌車出現的時候，老師都會露出一種很複雜的表情，又很高興，又很探頭探腦，又很猶豫，又有一種討厭的感覺，就是他可能以後沒有辦法控制這些學生或是怎樣。那時候很小，可能自己也沒有覺得說，為什麼大人會有這麼多複雜的表情，他好像一個壓縮檔，他又沒有辦法解壓縮的感覺，那時候就覺得老師這個大人的結構好複雜，開始判斷同學可能會依附老師的意見啦，或有一些衝突的關係。忽然間，怎麼在上學以外的時間變成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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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來到了小學一、二年級吧，可能因為自己都不講話，所以發生一些被霸凌的情況，那時候變成必需找一個社會化的方式，我必需開出一個社會化的頻道，要有一個比較社會化的表情，要不然我以前都自己發呆的樣子。我媽去，老師都會說妳的孩子好像自閉症，自閉症在那個時代是很丟臉的事情，所以我媽根本沒有把我送去做檢查，就讓我這樣自顧自地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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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級的時候，有同學不知道為什麼被摔下交通車，後面的人都說是我做的，我根本沒有做任何事情，前面的男生就摔倒了，因為我平常都不講話，一旦我說不是我做的，沒有人會相信我。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老師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但他必需要去買單多數人的意見。因為我有一個頻道是自我獨處的頻道，所以這好像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情況，雖然那時候好像很慘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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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很有趣的是，因為我外公是很喜歡讀書的人，他牆壁上都是書櫃，我記得我拿起來的是《蒼蠅王》，在我小學一、二年級看完的時候，突然覺得一切都豁然開朗這樣（笑），原來社會入門課程是這樣，我必需進入一個班級，像大家一樣，誰是意見領袖啦，可能要是旁邊身上要有怪獸的那個人啦，要會發佈像廣播情報這樣的人啦，然後有些會是比較聽從別人意見的人……，分析完我就開始進入那個體系裡面，就開始比較熟這樣子，這方式讓我覺得我自己可以保持自己的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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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目的對不對？我為了要獨處，所以我要合群。還好我長這個樣子，所以人家會覺得我很無害，有點卡通這樣，我就巧妙地混進那個環境，考試只要考到十幾或二十幾，老師或同學就不會注意到你，這是最安全的名次，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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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要保持自己的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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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老師要我們寫一個自由發揮的作文，什麼題目都可以，突然之間，我從幼齡到小學二年級之間腦袋儲藏的資料跟data都被釋放出來，像抽屜一樣分門別類，突然我可以打開任何一個抽屜。我記得那時候我寫的是一個老木橋跟河流的對話，它們怎麼相處、怎麼互相依存的，很奇怪吧？你在寫文章的時候，有點像披上一個隱形斗篷，有點像蘇格拉底以前有說自己是神賜給雅典的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牛虻」。

（蘇格拉底說因為城邦就像一隻身體龐大的動物，充滿惰性且總是睡眼惺忪，要使這頭巨獸在該動的時候動起來，就需要有一隻專事叮咬的牛虻來喚醒它。蘇格拉底用提問的方式挑戰人們的成見，讓人們意識到自己沒有知識，有的只是盲目無根據的偶得信念。他只提問，讓對方回答，順著對方的思路繼續提問，直到對方陷入自相矛盾自己發現自己的無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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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寫作跟發表言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在於，我可以在市集裡面做一隻吸血蟲，我可以看所有事情的動態，寫作對我來講也是這樣，類似一種生活狀態，它是一個我選擇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披上那個隱形斗篷出入在各個場合，我有一個頻道是我可以自己獨立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要保持我的合群狀態。那時候當然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我當然希望可以健康地過學生生活，可是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必然跟自己直覺性的選擇，我無時無刻不在獨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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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岑跟我一樣在一月份有出書，他是我非常景仰的一個作家，他這本書標題叫《如何獨處》，其實不是這樣（笑），他裡面有寫說，基本上會閱讀的人，第一種是爸媽是白領階級，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學問淵博這樣，會幫你開書單；第二種就是社交障礙者，法蘭岑說他是第二個，我也是第二個，必需要找一個逃生出口，天上那麼多東西，地上那麼多人，我必需要挖一個地道，到地道裡面去閱讀跟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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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出版社瓊如說，其實我很像土撥鼠…我這段應該是要分享閱讀跟寫作的美好，希望大家能領略…（笑）我像一個土撥鼠在地裡面寫作和閱讀，到了春天的時候我就爬出來很忙碌地蒐集資料跟屯積糧食，到了什麼時候，我就把資料跟糧食抱回我的地洞裡面，然後就過著我的雙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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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分享這個是因為我覺得「獨處」這個東西，對現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到我寫的《鬼店》，傑克‧托倫斯的後半輩子，其實傑克‧托倫斯最大的悲劇是缺少母親的關注，如果以臉書的狀態來形容就是「不再追蹤他了」，他在臉書上沒有任何朋友，他這輩子都活在監視與被監視中，跟我們的社群網站觀念很像，那你也知道，我們社群網站的世界已經比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還要大了，它好像是一個無遠弗屆、可以一直供你奔跑的桃花源，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冷酷的挑戰，你必需把自己舞台化，不可能沒有發現這個事情，無時無刻不能獨處的狀態沒有什麼不好，就像鬼店，我隨時都可以打開ballroom，前面都是人，都可以開party，可是當你進入這樣一個假設，把自己進入一個網路，變成一個舞台化的情況的話，你很容易就變成鬼店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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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傑克‧托倫斯的問題是，他沒有辦法建立獨處的習慣，他非常非常渴望獨處。我不曉得在場的人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因為它是很久遠的電影，它就是小時候被家暴的孩子，爸爸把他重摔在地上也不能哭的那種，媽媽被家暴了也不敢提告，這樣的小孩會一直想要躲起來，或找一個讓我靜一靜的場合，在精神上面沒辦法建立獨處的習慣。其實他反應了現代的文明病，我們現在真的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在「獨處」的精神狀態中？我們有沒有一個精神上的獨處？或者是在人群擁擠的狀況下，我們是不是有辦法確立自己的獨處？為什麼獨處很重要？這好像在幫法蘭岑打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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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現在的價值操控，就像我剛剛講的，所有的幸福快樂通通都被商業價值綁架了，如何逃出火車頭過熱的列車，自己清楚地走向月台，看清楚路線圖？當我們一群人都在一台貨運列車裡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行進的方向，以及未來會到達的地方，只是覺得往人很多的地方去就對了，可是今天如果你不下這個月台，你找不到那個路徑圖，你也跳不出來自己到底在哪裡，這是我為什麼會寫反派的原因，是因為要以反派的立場思考，因為現在分辨善惡都是以多數決或模仿好人的方式，學校教我們的都是「好人事實上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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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對善不加以思索，對惡就會更不加以思索，我們一直模仿好人，就會像漢娜鄂蘭講的「邪惡的平庸」是一樣的，為什麼「邪惡的平庸」是很嚴重的問題？並不是說它有沒有為害到別人，你不思考將會成為你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反叛，如果你不思考，一直模仿，大概到三十幾歲會開始有「受害者情節」，你會不停地覺得說自己被辜負了，可能會覺得身上有不公平的事，或加害者情節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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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很平視角的動物，我們沒辦法看出今天做了很像天使的事情，但我們可能同時傷害了別人。我們同時可能會是別人的天使，跟另一個人的惡魔。因為我們立場的關係，以致我們沒辦法去思考善惡這件事，如果不思考，你的思考就會進入一個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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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一個雜文集，他在研究「奥姆真理教」，裡面有那麼多高級知識份子，進入奥姆真理教都很忠貞、不肯走，他有做一些調查，發現那群人平常都沒有閱讀小說的習慣，連電影都沒有在看，他們的思考變成是閉鎖式的思考，沒有辦法看到小說或電影裡呈現的故事的迷宮，你就沒有辦法開鎖，以為自己一直困在頂樓或某個房間，所以那時候，有個教徒帶了一本他的小說進去，那段其實是講說文學對於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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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一個比喻好了，它沒有收錄的《紙牌屋》，我在寫《紙牌屋》的時候，我想到的是《糖果屋》那個童話故事，商業大神有點像在路上撒著餅乾屑，在我們幼年撒這些餅乾屑，長大之後就可以循著這些餅乾屑找到我們的幸福或成功，於是我們就循著餅乾屑到達一個糖果屋，糖果屋變成一所超市，裡面什麼都有，可是我永遠都集點不到，變成整個世界是一個糖果屋，我們再也離不開那裡，離不開慾望的天堂。我想寫紙牌屋的原因是，裡面所有的反派都呼應了糖果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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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天才雷普利》也是，我們或許不是活在一個最虛榮的世界，不過我們活在一個最虛構的世界。如果世界就這麼多謊言的話，我們怎麼活得更真實一點？還是我們要用更多的語言藏在裡面，那種活在虛構世界裡餵養人民的，是一種恐懼，我怕我不夠好，我不夠像某種人、我不夠成功或不夠怎樣，變成每種東西都標籤化，我們必需活在各種謊言裡面，覺得很冷，怎麼樣可以活得真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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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我們的世界，主要都被虛構化了，如何真實一點，還是要靠獨處這件事，我覺得獨處，還有音樂、書籍、文化，它會變成我們的逃生口，會變成幫助我們獨立思考的路徑，我們怎樣跟著音樂、文學的路徑逃到另一個地方或精神方面去？那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一點，不會被價值觀綁架，它才會達到一個比較自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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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點了？（大家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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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做OKAPI訪問的時候，訪問者問我說，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都寫給8、9年級的人看的，我說對，因為身為五年級的人，我覺得有點虧欠，因為我們這個年代還來不及為你們鋪什麼路，我覺得8、9年級的人很辛苦，看到前面的人路已經走到盡頭，必需要轉彎了，可是前面卻沒有任何示範，其實我們在五年級後段已經預見到這樣的結局，我們那時候在五年級後段班和六年級就有人幫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叫「失落的一代」，我們在一個經濟發燒的時候長大，我們擁有各種資源，長大以後發現所有價值都被空泛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所謂成功的價值都被架空了，就像國王的新衣，所有人都只能在流水線上做出國王的新衣，做出美夢的鋪設，可是那個美夢越來越淺，你睡得越來越不酣，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感覺到了，真的跟著資本大神做出一個美夢，每個人都可以共同做的夢，四年級的時候還可以，可是長大之後，資本大神的美夢已經跟我們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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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五年級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大觀園可能被拆毀，紅樓夢的賈府就要被拉下來，因為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非常嚴格的時代，沒有平庸的年代，將來機器人可能會取代，或貧窮兩極化是一定的事情，那感覺就像大觀園的氣數將盡，前人的成功模式已經不穩了，公式也不靈了，我們那時候也知道，可是我們還是套著四年級和五年級前段班的公式在走，就變成留下給你們的這個攤子，這攤子不能說爛，因為表面上還是一個資源旺盛的地方，你們已經沒有一個成功的公式可以套了，必需另外走一條路，或是在精神上尋求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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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在40幾歲的時候寫這本書？我本來做編輯，我沒有想過有一天要走到人前去，我是一個守備位置的人，我不是打擊手，我跟採訪者說，我對7、8、9的人有虧欠，我必需要從我的人生經驗裡告訴他們，如果前面沒有人紮營的話，你們可能要往另一個方向走了，因為社會並沒有給你們那麼多的機會，我不是說你們可能不富裕或吃不飽，而是，你們如果一直循著前人模式的話，可能會沒有辦法建立起自己人生的價值，我寫這本書不是在鼓勵壞人，我是在一個反思，我們自己的幸福、成功、快樂，是我們自己要去定義的，不能像四年級以上的人可以靠社會的定義來定義，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分水嶺，如果你還要跟著前面的人走的話，就會像滾輪上的白老鼠，哪裡都去不了。成功的模式已經被改寫了，但它還是主宰在少數人的手上，你自己的定位會慢慢隨著滾輪失去，變成只是運作，無法成就自己的價值與靈魂。你就像在一個太空梭裡面，可是波士頓的基地卻沒有任何回應，久了會覺得自我存在感焦慮或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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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年青人身上都會感覺到他們自我存在感虛無，或不知道如何定義自己的座標，這部分其實那時候我們自己也有，我發現我們全部人都是用一種被恐嚇的方式被告訴該怎麼做，生存考驗是很嚴苛的，你必需建立自己的宇宙圖，不是說我憑著一點線索就可以活得更好，而是你比需要非常地用功，必需不停地閱讀、找尋關於你自己的線索，我們通常都向外求，把那些東西都貼在自己身上，貼得像耶誕樹一樣，可是那些東西都不是我們，等過了中年，無法再過耶誕樹那種功能的時候，再回頭已經是不堪負荷，你必需要從裡面開始壯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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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要不停地找尋自己的線索，而不是跟著資本主義大神去揀他的餅乾屑，然後到了一個糖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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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裡面的反派讓我很心疼的原因是因為，其實他們都很想被社會接納，他們很想社會化，可是他們落空了，他們就只是不符合這個社會的需要，或進入社會化的過程仍然覺得格格不入。就像《鬥陣俱樂部》，他已經進到社會化的敘事者，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感受到自己在那裡，所以後來他必需藉由所有的型錄，買齊所有北歐家具，把自己的生活妝點得非常像社會化的人，可是他沒有辦法在自己的樣品屋裡面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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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化的過程，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被融入社會、可以在社會裡自在進入，如果是這樣子，你就必需找尋自己的線索，而不能跟著多數人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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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本書裡面還有寫一些女生的反派，這是我很想講的，女生更微妙，大家都很流行說「出櫃」，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櫃子啦，就像榮格說的第二人格學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櫃子，沒有社會化的部分就要藏在那個櫃子裡面，可是女生還有一個大衣櫃，我們從小，大概國中吧，就開始感覺到羚羊在呵氣、開始要遷徙，青春期要來了，妳就開始發現整個社會都在跟妳下訂單，會有各種琳瑯滿目的心理測驗，妳要成為林志玲呢？還是蔡依林呢？還是郭雪芙呢？你就變成不斷地在對號入座，我們是個被下訂單的性別，因為那時候年紀太小，茫茫然一直在對焦這些訂單，如果不吻合這些訂單，我們就可能被退貨，我們是這種被強烈暗示要角色扮演的性別，我們就變成似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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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生來講，我覺得女生常用自己的身體來明志，會把自己的身體廢墟化，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循著訂單這樣走了，可是還是沒辦法到達美麗的人生，她就把身體廢墟化，對幸福好像有強迫症，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個樣品屋，女生被商業化的樣子是更明顯的，醫美那麼多、打扮的方式那麼多，你根本就沒有不美的權利，其實我們時時刻刻都被暗示「妳沒有不美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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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美」是什麼？美麗早就被定好是那四、五種標籤，它的類別是非常清楚的，妳在自己的衣櫥裡是角色扮演，以為在角色扮演中就可以獲得成功或幸福，其實這是一個把自己虛構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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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生像《渴望》的藤島加奈子和《魔女嘉莉》，嘉莉媽媽是虔敬的清教徒，想燒掉整個大衣櫃，兩性有「社會化的兩性」跟原始創造的兩性，她等於是抽離到社會化的女性，徹底斬妖除魔，她把社會化女性的特質完全拿掉，因為她覺得是墮落的象徵，其實社會化女性的問題就只是「思想的操控」，她媽媽也是進入角色扮演，為了逃脫社會火眼金睛的掌控，就將身體廢墟化，女兒也因為沒有經過社會化女生的扮裝過程而被霸凌。這個情況在女生身上非常嚴重，當你沒有扮演好你的角色扮演時，你就要有非常強大的心智去面對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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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1，談社會化的兩性，舉英國作家狄更斯名著《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談社會化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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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覺得自己過得很開心，當我沒有活在別人價值裡的時候，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重要性，我大概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定下志向我要以寫作維生，我自身實驗到現在這個歲數，證實是可以行得通的，我們可以不用完全角色扮演地混入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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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難保不會成為別人的影子嗎？變成影子的時候要怎麼自救呢？反派是人生中的另一種選擇，不是學他們作奸犯科，如果我們不符合社會化的訂單，如果我們無法如期出貨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過得更好？精神保壘要做得很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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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超商的海苔，你永遠都在夢想魚子醬的生活，因為就是比鄰嘛，那樣的社會最殘酷的就是魚子醬跟海苔就放在兩條巷子的旁邊，讓你覺得貧窮跟階級就是這麼近，非常地近啊！你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得到魚子醬每天的生活，你身為一個海苔，你完全忘記身為海苔的價值存在，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子，問為什麼是海苔，但這根本就是假議題，因為你根本就是海苔～（眾笑）都困在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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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書就是要戳破很多假議題，社會定義的兩性是不是真正的兩性？社會定義的兩性是不是一個海市蜃樓的假議題？是不是也被催眠了？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戳破那些標籤了，其實大家也不要夢想去戳破，但也不要夢想去戳破睡美人啦、白雪公主啦，或者一定要成功的辣妹什麼的，那些標籤都已經跟我無關了，因為這些標籤對成功已經沒有想像力了，因為商業的操控下，我們對成功、對幸福都毫無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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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幸福這件事是非常主觀的事情，但是為什麼我們對幸福一定要被主觀價值洗腦？比如說要在幾歲生小孩啦、婚姻要是什麼樣子、沒有辦法結婚我就栽細啊……我覺得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被所有假議題所操控，跟我們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林志玲跟我們沒有關係、蔡依林專輯賣多少跟我們沒有關係，哪個音樂進入排行榜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這個人的幸福才跟我們有關係。
沒有想像力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當你沒有想像力，你對幸福這件事毫無輪廓可言，就變成下個月我是不是要再買個什麼、我明年是不是要去歐洲啊，大家就像趕集一樣，像跳舞過熱症，彼此累積幸福集點，像在超商累積了幾百個集點，最後匆匆忙忙地去換貨，但還是換不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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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在集點什麼？你到底在集點是自己的幸福，還是別人的人生，還是你在模仿別人的人生？這個東西其實很弔詭，這裡面26個反派，所有人都犯了同一個錯誤就是──咦？你到底在集點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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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雷普利在集點狄基的人生，你把自己塵埃化了，換成另外一個混到這個世界上來，他才覺得他有一點落地的重量，原來他覺得自己像塵埃一樣，連飄到地上的資格都沒有，他是一個被經濟地位消除掉的人。他是在做服務業，工作都是為了讓顧客舒服而做，所以他是以一個消失的姿態出現在大家面前，比如說按摩師、waiter，每一個都是以消失的姿態出現在大家面前，他只有看到別人的人生，所以他就集點最棒的人生去模仿，但其實大家都是雷普利啊，很多人都會犯雷普利的問題──為什麼他可以？他這個方式我是不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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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些都是假議題，我們怎麼會像他？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他，我們連自己都不了解，我們怎麼可能會了解那個人，你不了解的人，那你怎麼可能會像他呢？那這不是一個假線索嗎？那你不就白走一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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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吊詭的事情，他只是要竊取他的生活位置，到後來他已經催眠自己到不想被看見了，他就活在類似狄基的人生，雷普利的東西全部一筆勾消，他就已經樂於被消失，等於以消失的姿態活在這世上是最好的，是自我的人格屠殺。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喔，當你無法獲得某個位置、無法獲得什麼，你可能為了存活或看起來像某個人，而不斷用自我消去法，讓自己像某個人或某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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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用人體實驗的角度來看他們，如果你今天處在他們的遭遇下，你會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你會不會有更好的選擇？或在他的人生價值裡，你是不是可以創造出一個不讓社會捆綁的價值，自己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除了這樣的方式，其實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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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覺得教父麥可‧克里昂有強烈的特質，一般看到人變壞是因為權力、財富或美色等世俗誘惑，但麥可變壞是因為親情，有人要暗殺他爸爸，從遇到家裡的巨變，親情讓他變成黑社會，麥可曾說「我認為我自己是個罪犯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如果一般人遇到相同情況，每個人的選擇會跟他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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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開始其實是為了保護家庭，可是做到後來無法踩煞車的時候，其實是他自己的問題，他有點類似《終極追殺令》裡的史丹對抗殺手里昂，他們都有點人格性的潔癖，只要有一點髒就要擦拭。你有看過麥可‧克里昂的前半生嗎？他其實是根本不想沾邊的，他以一種精神的潔癖在對抗他們家族的惡勢力，所以當他怎麼擦都擦不乾淨，像黑螞蟻一直湧出來的時候，就會想全部把它弄掉，變成黑的好了，道德強迫症已經到了他精神上無法負荷的程度，就索性整個崩塌了。人性就是有所謂墜落的快感，一直想要抓住道德的指標，那個最遠的山崖上的白雪，但一直勾不著，也一直無法清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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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一直想要清潔化他家族裡的冤孽，他想要劃清界限，後來又跑到西西里島結婚，做了很多宣誓性的動作，都是要黑暗不要淹過來，但當不停有黑螞蟻湧出來的時候，墮落的時候，就會掉到無底的深淵，因為之前撐得太辛苦了，等於墜落是一種快感，他被精神性的潔癖給打倒了。其實這兩個人的人格都是「除惡務盡」的角色，他會這麼地疲倦，髮額永遠是濕的，他周圍毒梟跟除不盡的毒品，精神上的潔癖及強迫症已經先將他打倒了，要不然他可以終結克里昂家族，可以讓家族就這樣結束了，他可以放手，可是他的精神性潔癖，如果有一點不乾淨，就寧可全部都髒掉，那是非常赤子情懷、非常愛家庭，跟非常想要過度理想化的世界，但世界不可能有麥可‧克里昂這個人，他誕生在本來就不屬於他的世界，因為他想像的不是這個世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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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欣臉書的補述】：

昨天因為太緊張 演說有跳針的情況 謝謝大家的包容與體諒 今天起床 想到一些沒有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昨天其實很想跟大家分享寫作與思考的重要性 自己雖然不是什麼達人 但面對現在3c產品出現後 很多東西都在攔截我們的思考與心流的普世情況 如果要從這些天羅地網的雜訊中脫逃 寫作會是個好方法 如果有興趣寫文章的人 或許可以從一個有趣的步驟做起 就是讀書之外 也可以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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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人表情的陳年壓縮檔中 細細觀察他眼角走漏的訊息 或嘴上未說的弦外之音 從動作 背影中觀察 大量存檔 先不要下結論 但當你開始落筆中 他們的身影 與心事就會大量湧現在你的記憶庫中 讓你變得想書寫 如果很想書寫的人 或許可以從這有趣的步驟開始 生活也會變得鮮活許多 起碼比一直在意自己人生的獨腳戲要有趣很多 (僅供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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