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美好，都有它準備腐敗的禮物 ：回憶二戰後西方的美好時光文/陳文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好時光開始了嗎？
答案往往出乎預料之外。
二戰後，由於沒有戰亂、屠殺「消滅人口」，戰後的一、二十年間，全球各地爆發出生潮。
在這段美好時光出生的人，有了一個歷史名詞： 「戰後嬰兒潮」。
1965 年至 1970 年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率是為 5.0 個孩子。這樣的速度與數量，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以法國為例，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司數據，1948 年法國的人口數約 4100 萬，到了 1968 年增加至 4991 萬。20 年間增加長 800 萬人以上，戰後嬰兒潮佔了全部人口近 16%。
其中，大學生的成長更加明顯。1958 年法國的大學生只有 17.5 萬名，到了 1968 年已經達到了53 萬名。成長幅度三倍。
不光是全球人口暴增，戰後西歐各國皆快速恢復經濟成長，自 1945 年到 1975 年，法國歷經了一波非常長的經濟增長期，並且正式進入消費社會。
這段期間的法國，歷史上被描述為 「光輝三十年」。
但是所有的美好，都有它準備腐敗的禮物。
首先：劇烈成長的人口，各國政府凡社會、教育、住宅、大學政策皆應接不暇。
法國的大學系統因為過度超載的大學生，面臨許多問題，包括校園不夠用、資源不足，傳統的教學與體制已無法跟上時代遽變。美好時光的大學生，感受不了光輝，只有一肚子怨氣。
我喜歡閱讀歷史，但有些時候會以為自己閱讀的是當代，有點時空錯亂。
例如 1966 年，史特拉斯堡的大學生發表了一篇論文《論學生生活的貧苦》（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在法國，除了教士和警察，學生是遭受到輕視的存在。大學曾經受到尊敬，大學生曾經是法蘭西驕傲的孩子，但現在他們錯過了那個時代。現在的教育系統目標是培養機械化、培養專門人才：現代經濟體制只是要求大規模無教養、也不具備思考能力的學生。」
這樣的宣言，52 年後，是否可以再次朗誦，一字皆不需更動？
當時的年輕人，現在俱老矣，他們對於時代不只沒有客觀「光輝的共鳴」，而且和當代年輕世代一樣抱怨不已。
是的，他們擁有上一代所沒有的機會、物質生活及生命保障，但他們並不開心。自由主義的、左翼的、前衛的思潮在各個角落共發起號角。
儘管大學生各擁其主，甚至有毛派（毛澤東），托派（托洛斯基）之爭，他們對相關主義也僅知其皮毛；但是他們堅信：這個世界必須改變，法國必須再創造一場偉大的革命。
即使對如何改變世界，他們有著不同派別，但卻有個共識：現在的社會及體制皆太糟，那些盡是二戰前的產物，我們必須改變。
美國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在名作《代溝》中闡述：傳統老一代鞏固社會知識結構的建制，已經被認為過時了。到了 1960 年代，知識和生活模式不斷地更新，年輕人感受了社會變化，老一輩則被認為裹足不前。
他們，該滾了。
隨著知識易主，權力也必須易主。
當時年輕的他們自稱自己出生於「烏托邦時代」 ，要求 「只懂得逃難恐懼的老年人，交出棒子」 ，老人必須讓位。
1968 年在法國、在美國，這些訴求分散、缺乏目標、甚至盲目擁毛的社會運動，自然注定只會給歷史留下青春的回響。
「反對、反對」，「造反、佔領」。然後呢？
拿什麼取而代之？誰又準備了負責取代且可行的方案？
這些都成了飄蕩於空中的風，聲音大，卻沒有痕跡。烏托邦只繪圖輪廓，他們不負責完成實體。
60 年代的運動留下了對音樂、藝術、建築、文學深遠影響，政治上間接踢走了戴高樂，但從來沒有踢走政客。
沒有多久體制回來了，新的權力分配集團誕生了⋯⋯10 年後四人幫暴政的真相，賞了他們好幾個巴掌⋯⋯某些人，自己也忘了烏托邦，加入了分配集團。
於是 50 年後，另一批年輕人，比他們更不滿、更無助，只是少了當時的浪漫味。那個時候，年輕人可是在貝多芬協奏曲下佔領校園的。
現在，直接且更強烈：「老頭兒！」
換當年叫别人滾蛋的你、滾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