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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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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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ROC」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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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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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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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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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Republic of China)」框架,蔡英文2016年才訪問過巴拿馬,2018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President of Taiwan(ROC),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Taiwan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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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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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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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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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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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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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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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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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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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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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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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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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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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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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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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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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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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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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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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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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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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5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292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5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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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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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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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14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14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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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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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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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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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93.24%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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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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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819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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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1991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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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14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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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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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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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14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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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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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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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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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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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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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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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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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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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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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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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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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1996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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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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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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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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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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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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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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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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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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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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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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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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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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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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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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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69票對35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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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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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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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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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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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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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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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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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200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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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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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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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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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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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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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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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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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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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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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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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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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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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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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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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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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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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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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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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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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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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展開獨立人鏈】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羅 輯 思維 第 四 季 在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Facebook 八卦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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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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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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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羅 輯 思維 第 四 季 在 SandeeChan.陳珊妮 公主粉絲團 Facebook 八卦
「你豈止偶像歌手」
/ 馬世芳
陳珊妮所有舊作終於上了數位平台,新生代的聽眾可以一口氣補課了。那裡面,也有我的青春血汗啊。
第一次聽到陳珊妮的歌是1994年,那年她24歲,我23歲。總統是李登輝,台北捷運還沒通車,我們經歷了第一次台北市長直選,兩年後才將首次總統直選。那一年,台灣最暢銷的專輯是劉德華的《忘情水》和巫啟賢的《太傻》。
我坐在左營一輛軍車裡,聽到收音機播「茫然」,那個新人狠狠唱著「時間零零落落 / 事情繁繁瑣瑣 / 日子該怎麼過 / 到底想要什麼......」我如雷轟頂,從此成為粉絲。
後來只要她有演出,我都排除萬難到場,所以有幸親聆了許多只存在了一夜的版本,和從來沒有錄成唱片的歌。那是如今後生們google不到的,僅僅留在九十年代空氣裡絲絲縷縷的記憶痕跡。
在天后天王輩出、專輯動輒百萬銷量的九十年代,珊妮是歌壇邊緣人,一個模樣怪怪、MV怪怪、歌也怪怪的小歌星。那樣也好,我們一小小撮聽眾遂能心安理得把她當成一則共享的祕密。
第一次看她pub演出,大概是1995年,看客不多,珊妮穿一件印著超人logo的T恤,一副中二少女的造型。後來最常看她是在「女巫店」,再過幾年才有了小河岸。我曾衝過一場新公園音樂台「友善的狗」旗下歌手的拼盤演出,還是歌手的李李仁發行首張專輯, 一面唱一面向台下扔贈品海報,底下女孩們搶成一團。珊妮接著上台唱〈忽略〉:「偉大的愛情像納不完的稅 / 誰想滿足誰的嘴」,大家怔怔地看,不知道拿她怎麼辦才好。
她在第二張專輯《乘噴射機離去》(1995)把夏宇的九百字長詩譜成連唸帶唱的八分鐘長曲,我看過好幾次這首歌的實況,每次編曲都推倒重來,最近一次是今年在高雄衛武營,只用一把木吉他伴奏,仍然酣暢淋漓。她從不需要提詞機,一個字都不會唱漏。第三張專輯《四季末的唱遊》(1996)是我心目中台灣最最暢快過癮的女聲搖滾專輯,在我屈指可數的KTV經驗裡最難忘的一次便是點了〈抽煙〉和當時女友後來的妻一起嘶吼著唱「你~~抽完最後一支煙 / 喔喔我~~流一條黑色的眼淚黑色的眼淚黑色的眼淚......」。
1997年「女巫店」創辦才第二年,史無前例讓珊妮包下連續兩個月、每週兩個晚上讓她演出新歌,最後從這批幾十小時的錄音選出最好的版本,輯錄成現場專輯《當壞人還沒變壞的晚上在女巫店》。這是中文流行樂史空前絕後的企劃,竟敢以現場實況發表整張全新作品。開場曲〈不做夢〉唱著「這是整個世紀最淒涼的青春 / 只愛無關痛癢的憂傷情歌 / 不做夢」,我一聽眼淚就掉下來──當時我們都還很年輕,卻都很有世紀末繁華落盡的蒼涼之歎哪。
很長一段時間,〈不做夢〉是我衷心最最私愛的歌。我看過好幾個風格殊異的現場版〈不做夢〉,最記得一次小河岸她和吉他手徐千秀同台,珊妮舉著一只「大聲公」擴音器唱,秀秀把吉他噪音催到天崩地裂,那是足堪粉碎一切悲壯妄想的末日景象,但願我那天帶了錄音機,可惜沒有。沒趕上那年頭的聽眾,可以聽聽2004台北紅樓劇場《美中毒極限定演唱會》專輯的實況版:從冷冽壓抑到轟然炸裂,電音節奏重擊在心坎,那是直直奔向世界荒涼盡頭的史詩。
1999年《我從來不是幽默的女生》是她出道以來風格轉向成熟,製作愈趨細膩的一次大躍進,我記得初聽〈來不及〉那種被緩緩拽進北冰洋海底的感覺,那是最溫柔也最揪心的悼亡之歌。〈夏雪〉她和黃中岳一把木吉他的對唱,也是靈光充滿。〈美麗的女生〉、〈ㄐㄧㄢ視〉、〈肥胖者的悲哀〉則不妨和〈聽美人魚唱歌〉、〈最後一班公車〉、〈地球上的女人〉、〈天冷怕黑〉一起列入她的「女性視角歌單」,在「慘情歌」氾濫、女性歌者「人設」經常被定位成「怨婦」的九十年代,這些歌寫出了非常不一樣的女生故事。
當時我以為《我從來不是幽默的女生》已經夠厲害了,不過短短一年,她和吉他手徐千秀、香港音樂組合Minimal、鼓手肥仔明合作的《完美的呻吟》,竟又完成了一次跨度更大、距離更遠的飛行,簡直脫胎換骨,一舉站上了台灣創作樂壇睥睨群雄的顛峰。儘管銷售依然冷清,金曲提名依然無緣。在我心目中,這張專輯和同年王菲《寓言》、巴奈《泥娃娃》並列中文世界女性創作歌手的曠世鉅作。
你看二十年前她竟已經寫了「隨時開放的性慾 / 內衣不懷好意偷了別人的情......也不算什麼嚴重的病 / 讓我痛快為你呻吟」──女性歌者寫身體慾望,銳利辯證的思維和縱橫恣肆的氣場,放眼中文世界,至今不見替人。
21世紀初,我竟從一介樂迷,變成了珊妮的發行商和事業夥伴。那幾年我和朋友弄音樂網站,經營BBS社群,辦CD團購生意,自創獨立品牌。我們合作了兩張限量版實況《貳零零壹現場作品》、《貳零零參現場作品》,她親自繪製封面、手寫內頁歌詞,算是回報樂迷的紀念品。後來我們發行了兩張「拜金小姐」專輯,並且出版了《後來,我們都哭了》──她以這張專輯拿下了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最佳專輯製作人兩項大獎,「拜金小姐」也在2006年拿下了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對一個小小的獨立廠牌來說,這樣的成績,算是很不賴了。
那幾張專輯都貫注了我的心血:我們想用最高的規格,把最好的音樂用最正確的方式送到最該聽到的人面前。我們邀請當時還是設計新銳的聶永真、羅文岑、林小乙做裝幀,找了印刷廠不少麻煩,不惜工本做出了和音樂內容相互輝映的實品。現在重聽,那些歌都頂住了時光的淘洗,益發光彩奪目。然而它們也會召喚出一種僅屬於我個人的,隱隱作痛的記憶:那時我很清楚,經手的音樂都是最美麗的第一流的作品,然而日以繼夜陷身在帳務、進出退貨、貸款、通路、物流、折扣、人事、倉儲、租金、媒體公關......這些我無一擅長的事務裡,結果是無窮無盡的自我剝削的痛苦。
那段搞獨立廠牌的經歷,讓我痛切覺悟:自己實在不是個生意人的料。後來我把公司收掉,花了好幾年處理善後,並且告訴自己:接下來的人生,努力打零工吧,盡量做比較有把握、比較能發揮個人長處的工作。這個原則,我謹守至今。
但我並不後悔當年做了這幾張專輯。珊妮讓我認識了什麼是真正的工作狂:她永遠不滿足於既有條件,從不輕易妥協,不斷用最嚴格的標準檢視一切細節。一旦確定自己目標正確,她便能徹底無視他人眼光,那是令人膽寒的意志力。我所認識的創作人之中,沒有誰比她紀律嚴明,比她更願意學習,比她更不怕麻煩與痛苦。
不消說,和她共事亦不免痛苦,但你完全沒辦法對她生氣,因為她對待自己比誰都嚴厲。
當年珊妮做的很多事情知音寥寥,現在回頭看,新生代會驚歎她竟能走得這麼前面。然而,她早就move on到更遠更遠的前方,沒時間顧盼自雄、懷舊感慨。她之所以記不得很多當年自己創造的事蹟,原因大抵如此。
許多千禧年方纔出生的樂迷熱烈愛上她近年那些野心仍大,仍然未必容易咀嚼的歌。或許這位前輩歌手唱出了他們說不出也想不清的這個世代的核心狀態,或許我們的時代終於慢慢追趕上她了。
再過幾十年,我們都不在地球上了。後人聽到這些歌,會雙眼一亮,眼眶一熱,脫口問一句:「這是什麼?」
那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裡面寫滿了才華、紀律和不為人知的痛苦。然而,人間最美的不朽的物事,絕少不是用才華、紀律和無窮的痛苦換來的。
我何其榮幸,能夠參與這最美的不朽的小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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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記憶消失之前
📀全專輯/單曲數位上架中: https://orcd.co/sandee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