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三個月前，沒有人認識我。
這三個月，為了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認識吳怡農，我做了很多伏地挺身、拉了很多單槓，在鏡頭前做了許多從沒想過參選需要做的事情。我的伏地挺身換來了三分鐘跟一百多萬人談國家安全的機會。對我來說，這是值得的，所以我很樂意。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這麼做。
我要感謝大家，在輕鬆、娛樂的畫面之後，仍然願意花一點時間，聽聽我比較嚴肅的政見跟理念。過去幾個月，大家給我很大的鼓勵，讓我知道，大家是在乎國家安全的。
我也要特別感謝兩個人，我今天能夠站在大家面前，都是因為他們：我的父親，吳乃德；我的母親，林惠英。他們從小教我「有些事情，比個人還要來得重要」。我爸爸一輩子就秉持著這個精神：參與民主運動、辦黨外雜誌，被標上「政治思想不正確」的標籤。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蔣經國去世；我在學校跟同學說，「蔣經國是壞人，因為他害我爸爸沒有工作」。也讓我媽媽被老師請去學校，看我們家裡出了什麼事。我萬萬沒有想到，命運會安排我在三十多年後，跟蔣經國的孫子，在民主政治的場域上成為競爭對手。
因為父母為我跟妹妹的付出，讓我十五歲有機會出國唸書。也因為出國唸書，在大學畢業後，在海外工作十年，在全世界最頂尖的投資銀行服務。那十年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給我機會看世界、瞭解世界。
幾年前，我離開所有這些，回到台灣，從頭開始。
我從公民記者做起，有兩、三年的時間，深入報導，寫政策評論，分析台灣國防的問題。朋友問我，為什麼放棄好的工作，回來走一條充滿不確定的路？
沒有人叫我回來，但我一直知道要回家。我在國外努力的十年，就是為了可以回家做有意義的事。
我在我們的家，看到了民間社會的力量；看到在各角落，愛護這個國家跟下一代的熱情。
我在南投，看到從921大地震，第一時間上山救災，就從沒離開的醫師夫婦。他們把所有的空閒時間，獻給當地的孩子，在校園當他們生命老師，教小朋友：在碰到挫折時，怎麼面對，讓每個孩子長大踏入社會時，路可以走得更順。他們對工作的熱情，讓我想起我的爸爸媽媽。
我在屏東的農場，看到一個為了愛護土地，堅持種有機無毒芒果的農夫。他的芒果很醜，被蟲咬，可是每顆都賣出去，因為他的朋友認同他愛家園的心。
我在台北，就在我們的中山區，看到一個從教育工作轉餐飲業的大哥。他把烏龍麵跟麵包店，當作社會企業經營。他讓最缺乏社會資源的年輕朋友，可以在餐飲業也有一番成就，當作一份事業。他相信，好的工作環境、好的企業文化，可以改變一個人生。這是他投資下一代的方式。
我在中山區的路上，遇到一對年輕夫妻，他們不只是人生的伴侶，也是創業的夥伴；他們做手工包包，品牌的第一個字，就是 DY：代表台灣。他們堅持在台灣設計，使用台灣物料，聘請台灣師傅。那位先生告訴我，這是他們守護台灣的方式。
不久前，我到了鄭南榕基金會。我在那裡，看到鄭南榕改寫聶魯達的詩句：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我只願意死在那裡
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我只願意生在那裡
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
台灣每個角落，就是有這麼多真心愛這個國家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保護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的家園。
今天，我們共同面對一個艱困的挑戰。
台灣非常了不起，是華人世界唯一自由民主的國家，經濟發展很好，高科技產業全世界頂尖之一，社會穩定安全，人民善良。可是，在國際社會中，台灣被霸凌、被孤立、被歧視，我們的國格、我們的人格，不被承認、不被尊重。
全世界只有台灣，這麼傑出，但是我們的運動員不能用自己國家的名稱參賽。只有台灣的運動員，獲獎時，升的不是自己的國旗，唱的不是自己的國歌。
我們的歌手、演員、商人，也不斷地被強迫，隱藏對台灣的認同、對國家的愛。只為了討生活，就被強迫去否認我們的家園，那是怎麼樣的感覺？
更嚴重的是，過去二十年，來自對岸的軍事威脅不斷升高；對台灣的滲透，也越來越過分——無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或蔡英文執政，都從未停過。
面對這麼多的困難，國民黨最近提名了吳斯懷作為不分區立委。他跟中共政權友好，認同統一是兩岸的終極目標。只要吳斯懷成為立法委員，就會造成國安威脅。我們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不可以等到1月11日再來防堵吳斯懷。所以我上週發起了 #全民下架吳斯懷 的運動；我們要求國民黨下架吳斯懷，要求國民黨尊重民意。
我的對手蔣萬安委員，是國民黨的明日之星，他背負著眾人的期待，希望他能改造國民黨。可是在這麼重要、攸關國家安全的議題上，他至今選擇沈默。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國家要自己顧。沒有國，就沒有家。我投入選舉，就是要在我們的立法院，帶入不一樣的觀點，為大家把國家顧好。
我要跟大家報告：過去幾年，我在中央政府工作——行政院院長室、國安會。我看到國軍的行列中，充滿著跟民間一樣，愛這塊土地的人。
美國的軍人跟我說：跟台灣軍人聯合訓練，讓他們最累，因為我們的人不斷要求更多的訓練；到晚上還想夜訓。大家沒有看到，國軍中的弟兄姐妹們默默地為我們的國家爭氣。
最基層的軍隊幹部都希望國軍可以更好。我們需要重視他們的訓練、提升他們的教育；我們需要幫我們的弟兄姊妹們調整工作環境，改善軍中的管理文化，給他們發揮的舞台。
今天，沒有人叫我出來選舉，打一場這麼艱困的選戰，面對這麼強的對手。
沒有人叫我去南投。可是我聽到有一對令人敬佩的醫師夫妻，為偏鄉孩子付出，我不得不去。我選擇上山。
沒有人叫我去屏東。可是我聽說有一個可愛的農夫，我說我一定要去認識他。所以我選擇去屏東。
沒有人叫我去中山區的麵店。可是我聽到有這麼特別的企業家，所以我選擇去那裡打工，看他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他是玩真的）。
今天，沒有人叫我出來選舉。可是如果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你也會出來選。因為你知道還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你也會希望，國會裡有人，可以為山上的孩子、麵店裡的夥伴、軍中的弟兄姊妹，為這些人發聲。如果你看到我看到的一切，你就會知道，再困難，也非選不可。
明年一月，我們不只是在選立法委員、在選總統與副總統。更是在決定：我們要把我們的國家交付給誰，代表大家度過台灣所面對的困境。
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在面對危機時如何表現，決定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不能克服困難，讓自己更壯闊。
明年一月，怡農需要拜託大家，再給小英總統四年的時間。因為我們還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明年一月，也拜託大家，給怡農一個機會。這個選區是可以被翻轉的，蔣萬安委員是可以被打敗的。我們需要更多願意為國家發聲的政治家——在關鍵的時候、即使可能衝擊個人政治生涯的時候，仍會選擇站在台灣這一邊的政治人物。希望大家給我機會當這個人。
讓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壯闊家園，一起壯闊我們的台灣。
給十九歲的我演員 在 [新聞] 給十九歲的我︱兩主角表態反對公映阿聆萬字文批無尊重學 的八卦
新聞網址：https://bit.ly/3HVsGGy
歷時十年製作、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自公映以來受社會熱議，電影紀錄了英華女學校
六位學生的真實成長過程。不過，片中兩位主角向傳媒表示，曾向校方表達反對電影公映
，惟校方未有好好處理，批評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
其中主角之一的阿聆，親筆撰寫萬字文，指她「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
公開放映」、「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
交涉，但校方說法朝令夕改，由以學生意願出發，到只用法律角度去解釋所有問題。
阿聆又指，對於學校選擇和拍攝團隊同一陣線，只以法律角度出發處理而感到詫異，認為
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向《明報周刊》表示，與其他數位於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版本出現才的同學
，是在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半年至數月前才首次接到通知校方和導演有把電影公映的
打算、校方截至上述時間亦從沒表達紀錄片會用作公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她就此曾不少次間接透過校方，及直接跟導演反映希
望得知剪輯內容，故事大綱等。但當時「導演以每個人都要求刪這段刪那段的話紀錄片便
剪不成的理由拒絕」。
各主角不知情下已送電檢
信中指出，校方通知她電影有公開放映的可能以及2021年12月校內首映前，校方和團隊從
來沒有給予她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並在沒有知會各主角的情況下把最終剪接（final
cut）片段送往電檢，校內首映時方第一次看這齣電影。
阿聆認為，校方代表得悉她和另一位拍攝對象首次看到電影成品後有情緒不穩的狀況，表
示沒有意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又為引述當時校方當時回覆的錄音：「千萬不要覺得我們
是刻意bypass（忽略）你，因為沒有可能的，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同意）。
」但她質疑：「為何校方在校內首映前不debrief（詢問）我們並確保得到各人同意後才
放映？」
她又提及，校內首映之後，她曾向校方表達不願意及認為沒有要讓電影公開放映的責任，
「多年來的配合都是因為我從不知道電影有公開放映的打算，甚至我在校內宣傳活動時拍
的訪談片段時我亦沒有看過電影，我是從張導演口中知道電影大概會是這樣，希望我可以
幫忙宣傳給校友。」
心理醫生指不宜公映 影響阿聆情緒
她指，觀看電影前沒有很強硬的反抗公開放映，是因為校方代表及導演以此片能對他人有
正面影響等原因循循善誘，亦認為應該先觀看電影才能評估能否接受讓校外的人觀看我的
片段，但她觀看後已感不妥：「而首次觀看《給》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給
》公開放映，這個想法亦有充分地反映在我的情緒上我需要並有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
理醫生求助。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我的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
12歲時父母簽署的通告 成上映法律理據
阿聆表示，校方期間亦有與其他拍攝對象交涉，草擬了一份「同意書（consent ）form」
，簽了就等親自授權校方進行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她直
至現在亦沒有簽署此文件，而其他五位主角已簽署。但她指，這一份consent form在半年
後便被校方，「導演和監製以一份我父母於2012年簽署的『通告』徹底推翻。」
阿聆指，參展電影節後是需要有公映場次，導演和校方代表向她游說時，曾強調只是一兩
場的場次，「沒有人會看的，叫我不要介意」。校方、導演和監製在參展電影節游說不果
後，第一次把「通告」的正本呈現於她眼前，「原來我多年來以為是一份簡單通告，竟然
是有如此詳盡細則的同意書。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我仍要繼
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即使我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我在成年後仍有繼續參與拍攝
的行為是給了『silent consent』，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她認為校方及導演選擇在這時
間點才解開此誤會的處理，對她很不公平。
她坦言，在沒有心理準備底下看到有關宣傳，對情緒控制或多或少有影響，當初曾向校方
提出要刊登宣傳物料前想事先得知，但學校在完全知情的情況底下選擇不作出通知。
信中指，她在最後一次與校方及張導演的會面中，校方及導演指出因為導演已與發行商簽
署合約，即使她反對他們亦無力改變任何事情，無論她準備好與否，公映都會如期進行，
校方會提供心理醫生對她的情緒作支援，亦願意在正式宣傳片，給傳媒提供的照片等等公
開宣傳電影的場合把有關她名字和照片都抽走。
她又提及，在拍攝期間亦想過退出，「但最後沒有的原因是，在我眼中，我感覺到攝製隊
對我們躲避拍攝的不滿，而大人們在一個十多歲的女孩面前展露出不滿的一面其實對於女
孩來說是很具阻嚇性的。這亦是我一直以來不太敢直言對攝製組不滿的原因。」
阿聆又指，導演張婉婷及後翻查很多影片片段，找到了一條證據說明她中五的時候已清楚
知道電影會公映。「片段中的內容大概是導演說找到了發行商播放電影，另一位同學大哭
，我安慰她說觀眾都是看一次便會忘記，希望她能看開點。」
「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指，本以為他們心裡其實清楚他們做的選擇之沉重，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事宜。但
看到鋪天蓋地式的個人專訪，有關他們教育理念的報道，「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
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阿聆最後表示，很可惜的是此電影處理學生私隱及道德倫理等問題實在過於粗疏，與其在
電影中所呈現的影像可說是相映成趣。
阿佘：曾反對公映 電影揭起過去所有傷感引起情緒起伏
片中阿佘另一主角亦接受《明報周刊》表示，不滿並無看過電影最終剪接（final cut）
版本，提及「這些雖然是我的生活，始終不是你透過把口訪問我的經歷，而是將別人也拍
進去，我覺得不是太好。」她又提及影片中偷拍她吸煙的鏡頭，有點不太好，「你想拍我
吸煙，有好多機會拍，不需要這樣偷偷地在對面街zoom-in來影我」。
阿佘指，電影之中形容中三、中四時拒絕拍攝是因為踏入「反叛期」是一種怪責，用一個
藉口夾硬說我們反叛才不想拍攝，又以電影描述阿聆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為例，認為戲中有
些旁白是導演多嘴，加多了她的主觀想法。
本身患有抑鬱症的阿佘坦言，因電影引起其情緒起伏，而電影提及她的戀愛和家人關係，
揭開她過去所有的傷感：「點解你想拍一套戲，一開頭會覺得，好似將你的快樂建築在我
的痛苦上面，為了拍到好的戲出來這樣，但是最後，我覺得，其實可能我睇化了，其實這
些講到大眾都要睇（的電影），都係睇你自己怎睇你自己，所以最後消化完之後就好些。
」
她又認為，導演拍攝時稱自己「樹窿」只是她一廂情願，至於張婉婷提及一蚊都無收、幫
她們拍了好久，「個人覺得有少少（情緒）勒索」、「好似（如果）我們不讓它出街，就
會浪費了一番心思」。
其實阿聆即使沒有簽那份文件，這部戲終於還是上映了，如我當初估計一樣，所以最後我
做過一大輪掙扎之後，跟那些大人雞同鴨講完，我便認為算了，我簽吧，純粹是改變不到
別人就唯有改變自己，抱這樣的一個態度。《給十九歲的我》主角之一阿佘
報道刊出後，英華女學校現任校長關翰章向傳媒表示，對於主角有表達不滿感覺「有點愕
然、有點奇怪」，又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間，校方要
平衡多人及很多方面。關翰章指，學生由第一次正式看過全片到公演，有接近十四個月時
間，諾詢過校董會和法律意見，亦聯絡過專業輔導人士。
前校長李石玉如則指，最近才聽到有關拍攝手法或不尊重的投訴，除了考慮保護學生，亦
要考慮守信用、守承諾，「所以很大掙扎」，倘有同學不願意可早點提出，並如其他同學
般退出，但可惜「錯過了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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