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歷史英雄人物:野心與才華、自卑與超越:奠定法國歷史精神最重要的人物》 | 拿破侖:一講/—-陳文茜
* 這是一個法國人,自出生以後人人都會知道的名字——拿破侖。
這樣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活了多久?事實上他只活了 51 歲,卻永久改變了法國,改變了歐洲。
他人生最著名戰役就是最後戰敗的戰爭:滑鐵盧戰役,他徹底的失敗了,當時的他年僅 46 歲:或許在他心中,歷史那麼戲劇化,未來仍然有可能。
令人驚訝的是:而他之所以失敗,與他被迫麾軍莫斯科,進入俄羅斯有絕對關係。
這和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希特勒何其相似。
拿破崙是後法國大革命時代出現的英雄人物:沒有大革命,拿破崙可能不會是拿破崙。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人民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宣佈成立共和政體。
巴黎到處是屍體,共和政體有太多的事情有待解決,社會亂成一團,到處都是搶奪。這和後來法國大革命的偉大神聖意象,差別非常大。
歷史會美化一些事,也會醜化一些事。歷史,是後來者定位的事件:它不是全部的真相。
路易十六在 1793 年 1 月法國大革命之後近三年半才被處決,大革命時先被處決砍頭的是瑪麗王后。
革命向來如此。找一個女人當簡單答案,因為形成革命的事實本來太複雜,利益也太龐雜,真的依道理處理,恐怕凡爾塞宮也得燒了。
大革命者高喊自由、平等、博愛。當時的愛很少,怨恨很多。革命軍明白象徵性砍了瑪麗皇后的頭,伯爵們、貴族的頭,沒收他們的財產,也就夠了。再鬧下去,會不可收拾。
但是事情發展至後期,自由的旗幟飄揚滿地,皇帝必須死。於是羅伯斯比等不得不處決一個流著法蘭西皇室血統的路易十六,而當他們將之被處決時,果然革命後的混亂,更複雜了。
凡是曾經所有和皇室成員有關的親信、追隨者都非常恐懼,此時法國誕生了一個新政治勢力——保皇黨;另外一個勢力稱之為共和組織,目的是保護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共和體制。
拿破侖以他的中產階級出身,當然選擇加入共和體制。
我們現在熟悉的一個詞,英文叫 restaurant,最早是從法國大革命後演變過來的。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人類沒有什麼餐館這個概念,法國大革命最大的意義就是好多貴族都被殺了,而家中的大主廚沒有了工作,只好在巴黎街上開了餐館。
於是中產階級也可以享受美食了,這是餐館緣由很重要的一段歷史。
那個時候兩邊勢力鬥爭非常嚴重,在一條街上,他們都不會去同一家餐館吃飯,保皇黨去這家餐館,共和體制的人就會去另外一家餐館,但吃的其實也沒什麼差別。
法國大革命的兇猛,憾動歐洲其他的君主,他們當然深感恐慌。那個時候在歐洲權力最大的皇室一個是奧地利,一個英國,這些皇室均組成聯盟,利用法國因為大革命的分崩離析,乘虛而入,支持保皇黨,並密謀推翻共和體制。
在土倫港那些支持路易十六的保皇黨分子,當路易十六被砍頭時,立即向英國求援,要求英國幫助他們把現在的共和政府推翻。
英國真的派了精銳部隊,包圍了在法國南方的土倫港,而且攻下這座城市。
法國那個時候剛經過大革命,實際上非常混亂,如果研究法國大革命,你就知道我們以前念書,其實沒有告訴你真的歷史,說它是啓蒙思想誘發的運動,這只是一部分。很大的直接原因是那個時候的聖嬰現象,導致了糧食短缺,民不聊生。
再來就是財政窘困,不斷增稅。之前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凡爾賽宮的建造者,為了撐場面、建立法蘭西是一個大國的概念,把法國財政幾乎搞到國庫空虛。一切就是宣揚,建一個凡爾賽宮,代表法蘭西的崛起。但當時的法國其實並沒有那麼富裕,所以幾十年後,一場聖嬰現象,亁旱造成糧食短缺,飢荒來了,通貨膨脹來了,大革命來了。
而這些都不是由路易十四付出代價,是由路易十六來付代價!
瑪麗王后又以奢侈為名,所以大家先殺了她,過了快四年再殺了路易十六。
真正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狀況,很多人並不瞭解。哈佛大學有一位著名歷史學女教授Theda Skocpol,曾經談到大革命之後巴黎及法國無政府的狀態。
當時法國面對英國攻入土倫港時,只有幾尊大炮防禦。這樣的一個防禦工事,已到了什麼地步?法國士兵只能用泥土草草地搭建起防缐。
當時法國根本就不堪一擊。
更荒唐的是,大多數的士兵因為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亂殺人幾乎是家常便飯,士兵多半沒有受過真正的炮兵訓練,補給也不足。
這個時候當上上尉24 歲的拿破侖,本來與革命關係不大,被派往義大利,當他要前往義大利前線擔任一個小崗哨的負責人時,經過土倫的時候,臨時起意,待了下來。
這根本不在他的計劃之中。他只是順著路要在土倫,看一個老朋友。所以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後來所發生的狀況,就是驗証這句台詞,也是拿破崙浮出歷史枱面非常重要的形式。
當時負責指揮的法國炮兵軍官受了重傷,他的上司也沒有指揮官可以用,就向拿破侖說,拜託你不要去義大利了,也先不要看你的朋友,趕快來幫我接掌指揮。
於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總之拿破侖接管了炮兵部隊,改變了他的命運,開啓了他的聲望,也成為他權勢上升最快的個人時機。
之所以找到他做指揮官,因為在此之前就有幾次人們覺得他是個很厲害的上尉。他接管炮兵部隊後,立即研究各方形勢。
我們待會會看到為什麼拿破侖會變成一代歷史人物,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拿破崙對許多事情的每個細節都喜歡自己掌握,一定自己上前線觀察。他接管了炮兵部隊以後,明白法國攻勢的部署差勁透了,所以他的方法絕對不是靠吹牛,就是想最壞的狀況;除非做出非常重大的突破,否則大炮會一無用處。
這個人很聰明,拿破崙向上級要求,給他全權的權力來改革。一般來說作為上尉,不會有這個權利,可是他的上司已經要被逼的發瘋了,立即獲准。於是,24 歲的拿破侖將大炮移到了另外一個位置。這個位置是一個天然的比較好的地理屏蔽,不是用泥土草草遮掩起來的。然後再設法用假的訊息,引進食物、馬匹、彈藥和槍械。在這個過程當中,他還訓練了部隊,重建了炮台。接著集中全部火力,攻上敵軍防禦工事的一處弱點。
所以他不跟你打全面戰,因為打全面戰,法國已經注定輸了,所以先打對方弱點——英軍只好被迫撤離他們最強固的一個位置。拿破崙的部隊在佔領堡壘以後,再以大炮向土倫港的港口猛烈轟襲了五天;同一個時間,他的部隊也攻佔了好幾個要塞,把英國的船艦跟軍械庫全部都燒光了,而且乘勝向土倫城發動了激烈進攻。
沒有幾天,拿破侖就升為了少校;再對英軍一次攻擊行動之後,他就變成了副司令官;12 月,他變成了准將。就在這麼短的時間,從 20 歲在軍隊裡名聲開始響亮後,24 歲上尉的拿破侖,扭轉了大家都覺得法國差點被英國攻打下來的情勢。
沒有一個人升官升這麼快,短短四個月,從上尉升到了將軍,這實在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例子。而當時的軍事規章規定將軍至少要 25 歲以上。
法國當時革命後勾心鬥角,各站一方。打仗時別人拿不到補給,但拿破崙卻可以拿到。
拿破侖不是曉以大義,革命搶資源,那有什麼大義?在那個時候他很聰明的向各個地方要糧食馬匹彈藥槍械補給的時候,他都謊報了英軍的數量。他說「我方所擁有的不到對方的 1/20」,其實英軍來的軍艦可能是 5 艘,但他報 50 艘。因為他很瞭解,如果沒有讓他們知道這次不只是土倫港會不見,還可能會直攻到巴黎,資源是不會到的。
拿破崙一生幹了很多次這樣的事情,對他來講沒有什麼叫欺騙,因為他覺得政治上你如果不這麼做,你就不會得到戰爭的勝利。如果你不讓這些醉臥巴黎的人醒過來,害怕他們自己被殺,他們就會不管你這場戰爭。拿破崙很瞭解,「自私」是在很多政治或是軍事裡,人之所以敗仗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剛剛提到他 24 歲按照規定是不可以當將軍的,但這對他來講太簡單了,在填寫表格的時候他就動手腳,寫 25 歲。
於是他得到了將軍的委任狀。
可是嬴得勝利,只是羸得了第一關。他馬上就要面臨巴黎人的自私,這些大人物人開始覺得我們保住了一條命,沒有讓英軍直接打上來,國家沒有亡,是因為這個人叫拿破崙的傢伙很厲害,所以,我們得小心他。不是感謝他。
拿破侖個子很小,膚色病黃,黑頭髮經常都是亂七八糟地丟在臉頰四周;他的軍制服尺寸太大,鬆垮垮地掛在他只有五尺三寸的軀乾上;他的鞋子後跟磨斜了,歪歪扭扭地套在他瘦小的小腿上。
人們覺得他的靴子、衣服都好像是穿的別人的;加上他來自科西嘉,說起法文還帶著口音。所以在那個時刻,巴黎人雖然依靠他,但也不會認為他將來會成為全法國的第一號人物。
因為他實在是太不起眼。
雖然其貌不揚,但是他才賦洋溢,野心十足。在這個情況下,巴黎的人雖然和他合縱聯合,可接下來你就會聽到很多屬於他的故事,他們故意把他發配到義大利當最高指揮官,後來發現他還是太厲害,又把他發配到更遠的埃及。
所以沒有什麼人,什麼事情都一帆風順,時勢造英雄,當然英雄也要有本事。
我剛才特別提到,拿破侖可以變成法國英雄的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件,而且影響深遠。革命的主因主要是整個財政破產,法國的農民就厭倦國王對他們的剝削,相當多的中產階級也覺得我們都賺了錢,為什麼你們這些貴族這麼了不起,所以跟我們現在很熟悉的仇富、仇貴很像。
就在土倫圍城的前幾年,人民決定他們的命運要由他們自己的雙手來掌握,於是爆發了法國大革命。但是大革命本來應該帶著大家成為一個更強大的、更有組織更有效率的國家,而事實上,革命的結果變成一塌糊塗。
法國大革命某個程度把舊時代的紳士畫下了句點,把貴族也畫下了句點,而革命軍是有一些愛國情操的民眾軍隊。某個程度來說,拿破侖在歷史上出現的契機,正好是這個國家全力想要發展新未來,卻也是最混亂的時刻。
所以對他來說,他要站在哪一邊?是保皇黨,還是要保護革命的成果?
他很清楚知道,他在貴族眼中就是個草包,貴族是看不起他的,所以他很清楚的站到了革命派這一邊。
童年及入仕
拿破侖出生在科西嘉的首府阿雅克肖城。科西嘉是地中海裡的一個大島,長久以來被義大利城邦所統治,所以當地的人使用的是發源於義大利的一種方言。
到了 1768 年,也就是拿破侖出生的前一年,科西嘉才從義大利割讓給法國,所以它的法語口音很奇怪,巴黎的人一直不是很能夠接受。
拿破侖出生那一年,剛好是全島被迫慶祝法國接管的第一個週年紀念日。他的爸爸卡洛.波拿巴是一名律師,和妻子雖然是當地一個小小的貴族,但一點都不富有,也不是巴黎那種了不起的公爵伯爵位子上的貴族人物。
拿破侖在兄弟姐妹中排名第二,小時候有一個名稱叫「拿不溜」,意思是瘦弱不堪,有一個大腦袋瓜,看起來是像一個怪物一樣不平衡的人,所以他從小身材各方面都被嘲笑;他脾氣也不好,從小就喜歡和其他男孩子打架。
我喜歡看這些歷史人物的童年,我們常說童年決定他的命運。拿破侖的童年看起來也並沒有得到太多快樂,因此是個自信的童年,可能反而他的星座是獅子座,比較有道理。他天生聰穎,出生後幾年,他的爸爸卡洛就被任命成為首都的市長顧問,他就利用這個職位拉攏關係,設法幫他的兒子們,包括拿破侖都得到免費入學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十歲的時候,拿破侖就得到在法國北部一個軍事學校的入學許可,而這個小軍校生要從科西嘉到法國的北部離鄉背井。
所以從小拿破崙就是一個寂寞,但某個程度養成了非常獨立的個性,也很堅強。
小軍校裡其他的學生都是來自於法國上流社會或是王親貴族,而拿破侖只是來自科西嘉小貴族,爸爸剛好搭上市長的關係來到這裡,其實很窮。所以他努力想要討好其他的同學,也曾經想要學好字正腔圓的法文,為了不被同學嘲笑(用我們現在的字眼來講,他小時候是被霸凌的)。但是在這方面他並不是那麼成功,甚至他們說他拼字從來沒有拼得很好。
這點從他後來當上皇帝之後,字跡潦草難認,很少人可以辨讀,甚至他自己寫完都看不太懂可以看出大概是事實。
不過他在數學方面十分出色,這也說明他後來在打仗的時候對數字計算、後勤補給、規劃方針很突出,他的邏輯思考非常好。基本上在以貴族為主的學校中,他沒有太多朋友,想起來很悲哀寂寞,會思鄉想媽媽;但他從不哭泣。他利用寂寞的時間用功讀書,徹夜苦讀,所以拿破侖在軍校期末考的時候,成績非常好,這也讓他考進了巴黎的正式軍官學校。
這所學校是由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所設立的皇家軍事學校,那時拿破侖剛滿 15 歲。他知道進這個學校,就是進入了真正的法國軍事中心。他的爸爸也沒有想到拿破侖會擁有這樣的一個成績。因為從小,沒有人覺得他是一個令人看得起的小孩。
不幸的是,拿破侖在他的新同學中還是遇到相同的問題,同學更貴族了,也更不喜歡他、更排斥他,覺得他是來自一個落後地區的野蠻人——他被許多朋友同學侮辱刺傷。
他的個性孤僻一直到後來變成一個缺點——聽不下別人的意見。如果說這個事情對他有影響的話,那就是他到了我們講的青少年叛逆個性的時代,他批評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跟老師也處不好。可是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仍然十分出色,時時刻刻都在苦讀。
我發現我們講過丘吉爾,講過戴高樂,講過好幾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和拿破崙一樣,最有興趣的就是歷史,接著是地理,拿破崙對歷史跟地理的知識,讓很多人都吃驚;另外,他在數學跟科學方面的學識,也有傑出驚人的表現。
在這個情況下,他本人本來要加入海軍,但是當他要考海軍的時候,海軍突然宣佈今年不錄取海軍。
但拿破侖不願意在學校中再跟那些他也討厭的同學們再混一年,於是退而求其次加入了炮兵部隊。
回看後來的發展,如果他當時加入海軍,歷史就要改寫了,因為後來的仗都是炮兵打的。
就在同年的 9 月,16 歲的拿破侖被任命為少尉。而他在路易十六授予官銜的 56 名學生中排名 42,所以算是被重點栽培的。
當他進入炮兵軍團時,他的父親已經往生了。但他是很孝順的,把微薄的薪資都寄回給了科西嘉的母親;他請了一個長假,回到科西嘉幫忙家裡的事情,22 個月之後才重返軍團。
他被指派到一個叫加農炮射程的研究委員會,在委員會是所有成員最年輕的,但他完全發揮在數學跟科學方面的強項,詳細的評估專業的知識,做出完美的計劃,長官都覺得這個小孩實在是令人驚訝,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著 20 歲,法國大革命已經開始開展了,動蕩不安。
1789 年 7 月 14 日,一群巴黎的暴民衝進了象徵的虐政,巴士底獄。
革命分子很快地接管了政府,國王雖然沒有立刻被推上斷頭台,但權力已經被限制了。
拿破侖那個時候在旁邊觀察,他並未直接參與這些事件。請注意他的思想,那個時候他可以加入法皇路易十五的皇家軍事學校,他是充滿了驕傲的,雖然他在學校備受各種貴族的排擠,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要參與這場革命,所以他聽到了法國大革命以後,自己覺得也不錯,但是沒有想加入革命,他想到這是讓他未來可以憑本事在軍中晉升到期望位置的機會,所以並不反對革命。
起初革命雖然對拿破侖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慢慢的瞭解到,這個國家正被一些凶狠的黨派弄得支離破碎。他當時到達土倫港的時候正好是國王被送上斷頭台之時,他覺得太過頭了,革命四年之後還在殺人。
他說如果去瞭解所有不同黨派目前的狀況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後來人們寫他的傳記找到了他這段筆記,他說:
*我無法預料事情將來會怎麼演變,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我只知道這個國家將面臨一個革命性的轉變。
我們剛提到他最吃驚的是他所期待的革命,看起來好像是偉大的理想,但他很冷靜的觀望,他看到了破綻。
他看到這是唯一對他個人盤算,他可以憑本事往上爬的機會。
後來等殺掉了法國皇帝路易十六時,拿破崙還是覺得有點過頭,但他基於個人角色,還是繼續站在共和體制這邊,沒有加入保皇黨;而他最重要的靠山就是羅伯斯庇,這位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領導者。
因為這段過程當中,國家的混亂、權力的傾軋,整個大革命中殺死了 5 萬多個異議份子,還並不包括皇帝這些貴族。
結果在 1794 年法國大革命五年以後,羅伯斯庇爾不止被迫下台,也被推上了斷頭台。
他自己所發起的大規模社會革命,一開始得到民眾的歡迎,後來卻招致了國民公會以及一般老百姓對他的憎恨,全體起而對付他,認為他像一個暴君的獨裁者。這個時刻拿破侖發現他的政治地位並不穩定了,他最大的靠山羅伯斯庇上斷頭時,他也被波及,一度被調查,而且被逮捕。
他被逮捕的時候是剛好升上將軍沒有多久。
一個人升太快,人們覺得一定是跟當權派關係很好。有時候人不要對自己的運氣太好,感到高興。那個時刻,拿破崙心想,就算保住了小命,事業也會全部結束。
不過他本身還有一個很好的能力,就是口若懸河地說服能力。
還有他科西嘉的口音,讓很多人覺得土蛋畢竟成不了大事。所以他的其貌不揚、怪異的法語,外加口若懸河、必要時的謙卑,使他獲得了釋放。
當然先被冷凍在一個位置。
羅伯斯庇垮台以後,整個法國的麻煩仍然持續當中,不斷地與外國交戰。逃亡到國外的保皇黨,也就是流亡貴族,一心一意的要恢復君主政權,而且結合歐洲所有的皇室;各國皇室也都樂於如此,因為他們覺得法國大革命一旦成功,他們的位置也不保,所以在全法國到處都是像我一剛開始告訴各位的,像土倫港一樣的內部叛亂事件,而且希望外國軍團可以進來。
在較大的城市像里昂,是公開造反,完全反對政府;離巴黎比較遠的有些地區,就直接宣稱要重新擁護保皇黨,尤其在一些比較肥沃農業的地區老百姓,比如溫蒂。
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向與皇室的關係良好,而當時的法國大革命在所謂的啓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愛同時也對抗了羅馬天主教廷,所以這些天主教很虔誠的信徒們很自然的就加入了保皇黨。
大家為了要冷凍拿破侖,故意把他派到了保皇黨區域,他不想去,可不能不去。
某個程度來說,他必須和那些還在支持保皇黨的民兵們——那些藏身在荒野籬笆樹籬之中,不幸的人民組成的雜亂的軍隊作戰。他認為這很荒謬,拿炮兵來殺自己的老百姓很奇怪,和他夢想中的輝煌聲望不同,跟他當年在土倫港打英國人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拿破侖選擇抗命,他不肯去,決定立刻前往巴黎向戰爭部部長親自解釋說明他的不愉快。
這個方法以前很奏效,但這一次卻不成功。戰爭部長說你的法文太糟,外表其貌不揚,邋里邋遢,但最後同意他不去溫蒂,說他這樣子去當地更沒有說服力。
所以拿破侖就在參謀本部裡得到了一個半薪的鬼混工作,雖然這個工作做得不長,但是使他在混亂的法國局勢中保住了將軍職位,保住了他一條命,也不用去那個地方殺自己的老百姓。
這就是人生,一體兩面。
我要說的故事就是,很多人覺得自己其貌不揚,很自卑,但記得!其貌不揚可能可以救你的命。
這是我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拿破侖第一講。
陳文茜音頻:https://m.qingting.fm/sh…/vchannels/287003/programs/1380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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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直接錄取計劃港大 在 報導者 The Reporter Facebook 八卦
【香港反送中運動兩週年:紀念活動全遭消音、電影檢查條例正式生效;周庭刑滿出獄;運動低谷下各自的抵抗與延續】
香港反送中運動踏入兩週年。兩年前的6月12日,香港政府把《逃犯條例》(又稱送中條例)的修訂推上立法會二讀,上萬人包圍立法會和平示威,要求撤回修例,但警方首次對民眾發出催淚彈。今日,在這個影響深遠的反送中運動的標誌性紀念日,有網民發起在銅鑼灣街頭「流水式」再聚,據港媒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共派出逾千警力在旺角及銅鑼灣戒備。而今天也是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刑滿出獄的日子,她離開懲教所,全程沒有發言。香港今日陰雲密布,兩周年各種紀念活動被消聲,氣氛十分沉鬱。
■612兩週年紀念活動遭打壓,上千名警力戒備
612大衝突兩週年的這天,有部分網民發起在銅鑼灣街頭「流水式」再聚,逾千警力自下午起在旺角及銅鑼灣街頭戒備。據現場所見,大量警察布防在經常有街站進行的旺角東行人天橋上,數十架警車在彌敦道上巡邏,而旺角鬧市街頭的部分欄杆,更被警方以封條圍起。至於銅鑼灣地標崇光百貨門外、以往香港人大遊行必經之處,則有警方不停廣播錄音提醒市民限聚令罰則。
香港警方則在社交媒體表示,今午約4時,旺角登打士街近花園街有數名黑衣人用垃圾桶和雜物堵路,造成現場交通一度擠塞,警方到場「清理路障」。但晚間仍有數位嶺南大學學生會成員在旺角擺街站,手持著「We Shall Never Surrender」(我們永不投降)的標語,試圖在政府全面的壓制中表達反抗決心。
幾天前,多個團體的反送中紀念活動即遭執法人員打壓。學生組織「賢學思政」發言人王逸戰曾向香港媒體表示,計劃在旺角擺設「身土不二、烽煙再起」的街站來紀念612,隨後王逸戰就在11日早上在住所被警察以涉嫌「宣傳及公布未經批准集結」為名被拘捕。這是王逸戰繼六四32週年在旺角擺街站後,第二度被警方拘捕。
今天亦是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刑滿出獄的日子。去年周庭因621包圍警總案件,承認「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淮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淮集結」兩項罪名,被判監禁10個月,扣除三分一刑期後獲釋。早上約10時,在一片陰風細雨下,周庭被囚車押送出懲教所外,並立刻登上私家車離開,全程沒有發言。支持者從早上8時起,便冒雨趕到現場接送,大批傳媒亦在現場守候,附近有軍裝警員戒備,拉起橙色封條圍起現場人群。周庭乘坐的私家車發動時,不少「送車師」追趕著叫喊「加油」,最後私家車在警員開路下離開。周庭在下午於自己的IG上發文:「痛苦的半年零 20 天,終於完結了。辛苦所有冒雨前來的朋友們」、「接下來就要好好休息,養好身體,因為身體在這段時間變得太瘦弱了」。
■審查機器動起來:封鎖微信上8千多張香港抗爭圖像,意圖重塑歷史
後香港《國安法》時代下,香港街頭抗爭之火稀微,移民潮自1997年回歸前夕再起,大批本土派及抗爭派人士流亡海外。目前因犯下運動相關的罪行而被拘捕的人數達10,260人,共2,608人遭港府正式檢控。
除了將人拘捕,反送中運動自初期開始,各種影像、照片也被有系統地阻擋在中國的社交平台之外。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也在今天公開了最新的研究。過去一段時間,實驗室持續把香港抗爭圖像放在中國的部落格平台「QQ空間」進行測試,由於這個平台與微信使用的是同一個審查系統,《公民實驗室》透過這個測試,來確認香港的抗爭圖像是否被審查機制阻擋。
《公民實驗室》把2019年6月17日到10月13日間香港反送中運動相關的26,066張圖檔(歸納為8,624張不重複圖檔),放在QQ系統上測試,發現圖像都被審查機制擋下,那些圖像包括:街頭遊行、警民衝突、五大訴求字樣,也包括施放催淚彈後民眾替孩童擦拭眼淚、美國國旗、白衣人群組對話截圖等。由於QQ和微信使用的是相同審查系統,代表微信使用者也無法看見這些內容。
參與此項研究的公民實驗室助理研究員諾克爾 (Jeffrey Knockel)解釋,圖片審查系統包含了兩種審查途徑,一是是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根據圖像裡頭含有的關鍵字來決定是否刪除;另一種技術,是將圖像與已經建檔的「圖像黑名單」進行比對,著名的六四坦克人圖像是最經典的案例。
「對於香港抗爭圖像的審查,比其他我們所追蹤過的議題,審查範圍更廣,」《公民實驗室》副總監尼什哈達(Masashi Crete-Nishihata)告訴《報導者》,這代表中國政府對網路平台業者施壓的力道很強,以及對香港抗爭運動資訊的重塑。
■電影檢查條例生效,未來在港上映的影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於昨日(6月11日)生效,為日後任何擬定在港上映的電影,劃定港版《國安法》條例下相應的審查規範。
香港曾經是亞洲最著名的電影工業基地,此條例生效後,同時影響了在港上映的中文與外國電影,條例裡明訂,檢查員在檢查擬定上映的影片時,應留意影片中「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或「損害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行為」的描繪、刻劃和表現,或可被視作「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的內容。條例更賦予檢查員權力,如果認為影片「相當可能」構成國安罪行,及整部影片對觀眾影響可能危害國安,應得出「不宜上映」結論。
也是在昨天,香港第15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其中一部短片《執屋》,遲未獲電檢處發出上映核淮證明書,上映遭到腰斬。《執屋》的劇情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是關於「藍絲」媽媽與「黃絲」兒子,講述一段立場不同的母子關係,在兒子遭到警察拘捕後的轉變。導演莫坤菱稱電檢處至今未曾向她交代下架原因,也強調短片內容著墨於親情,主力探討人性,認為當局扼殺藝術創作自由,而外界亦視之為國安法下新電檢指引推出後的第一個政治審查案例。
■學運窮途下的新本土組織,以紀念展覽療癒「社運創傷」
面對街頭運動消匿、遊行屢被禁絕,仍有人試圖抵抗。三位大學生羅子維、朱慧盈、張心怡在5月底成立的新組織「本土青年意志」,於深水埗舉辦了反送中運動紀念及義賣活動,以聲音裝置、相片、物品等,展示運動兩年間的時序推移,讓香港人重溫2019年以來的抗爭與傷痕,鞏固及傳承歷史記憶,同時以柔和的方法連結公民社會,作為後國安法時代下的一點抵抗。
「當然,在《國安法》後是社運低潮,很多人相繼流亡、入獄、有移民潮,大家開始心灰意冷,但這活動不是想大家回憶過去時,只感受到無力感,而是彼此能在痛苦下彼此扶持,」朱慧盈表示,社運低潮下,很多香港人都背負創傷情緒,在這次展出活動中,特別設有「交換物件」部分,觀賞者可以放下一件運動相關的紀念品,再取走一件別人的物件。
縱觀展示桌及白牆上,人們放下抵擋催淚彈的濾咀口罩、黑衣、雨傘、法庭旁聽票;其中,大堆旁聽票更是由一位中年阿姨日復一日,去聽取反送中法庭案件拿到的,「想來看的人們感受到同路人的存在,告訴同路人知道,你們並不是孤單一個。」
此外,場地也設有聲音裝置,剪輯了林鄭月娥拒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的談話、612警民衝突聲音、中大理大保衛戰的槍火聲等。觀眾聽完可選取一條不同顏色的絲帶,掛在鐵框上,而許多人都選擇掛上暗沉的血紅色。
本土青年意志召集人羅子維接著解釋,這次紀念活動想透過「情感」連結公民社會,讓同路人的傷痕能被看見,「香港有一種白色恐怖在彌漫,如果我們只是孤身一人,我們會很害怕,要用集體才能戰勝到這種恐懼。」
但他們的展出活動卻惹來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到場巡查,指3位籌辦人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及「無牌經營娛樂場所」。數名食環署職員對所有展出品進行拍攝,更在現場對創辦人錄取警戒口供。朱慧盈無奈道,「我們不可以因為害怕或擔心風險,就不去做對的事,否則當初6月9日不會有100萬人大遊行,612也不會有人站出來。」
■遊行、集會被禁絕,那就做「開站師」
「街站已經是從遊行和集會數下去,第三種公開的政治行動。現在不能搞遊行集會,轉搞街站,這固然是一種妥協,但只要它是公開的活動,就有empower(賦權)群眾的過程。」剛從中大政治及行政系畢業的袁德智說,他聯同朋友胡子凱與羅子維,在4月時組織「開站師」活動。他們每週3次、到不同地點派宣傳單張,講述港版《國安法》、《鎖港條例》、六四歷史等議題。612衝突兩週年前夕,他們便到旺角行人天橋上,宣傳612這一天的歷史意義。
「我們常說和理非與勇武是抗爭分歧,但過了那一天後,我們發現大家各有用處,勇武在前線,和理非唱聖詩掩護,和理非與勇武有互相理解的時刻,」袁德智形容,兩年前的6月12日,很多香港人願意罷工罷課到金鐘街頭,展現抗爭決心。
袁德智向《報導者》表示,在《國安法》之下,他們不會直接批評該法,而是透過派宣傳單張,羅列一些事實,例如運動後被捕人數、香港的自由評級指數等。「現在是不停摸索,在後國安法時代,政治語言應該要如何去述說,還有我們的反抗形態到底是怎樣。」
這一個多月來,他幾乎每次擺街站,都會收到市民拿來的礦泉水,也有人走來擁抱跟他說加油,讓他憶起2019年運動中群眾互相賦權的過程。「他們眼神很堅定,很開心,不是想像中灰暗,」他說,「政治是需要被看見。你看不見,以為香港社會氣氛很差,只是很多人在不同崗位做很多不同事情。」
說罷,他走在天橋上邊叫喊,邊派發單張,橋下面有警車巡邏,閃爍著紅燈。他繼續談著「把香港作為志業」理念,大聲說:「就算有風險,總會有碩果僅存的空間,在黑暗中尋找一片光。」
(文字/金蕊、劉致昕;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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