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可能永遠無法走向民主的八卦，PTT、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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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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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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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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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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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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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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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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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侯漢廷看阿富汗，三個問題才是關鍵

那些評論「美國對阿富汗仁至義盡、阿富汗扶不起才撤離」，根本搞錯事實、胡扯一通。

不是美軍幫助阿富汗政府，而是 #美軍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府、轟炸平民、扶持了傀儡政權(即剛倒台之阿富汗政府)，以符合美國利益！

什麼利益？

阿富汗戰略位置重要，對美而言東制衡中國大陸、北威懾俄羅斯，西遏制伊朗(單純看位置，比台灣還重要)，故美30多年前才會支持阿富汗的反蘇聯武裝軍(即後來之塔利班，其中之一即是賓拉登)，意圖趕走俄羅斯勢力，培植自己親信。

美軍入侵阿富汗表面理由是打擊窩藏賓拉登的塔利班政權，實際理由是為了控制阿富汗。如今，兩個理由雙雙落敗，阿富汗人民選擇趕走腐敗的傀儡政權，塔利班重返執政。美軍二十年來當然是一場空。

美國美其言稱「保衛國家要靠阿富汗自己」、事實是「這個國家」本來塔利班執政，是美國介入摧毀了、另外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國家一團亂後，而今美國兩手一攤，主動和塔利班談和，請問「保衛傀儡政權」是誰的責任？美方棄傀儡政權不顧、再甩鍋稱其不負責，到底是誰不負責？

美方說「阿富汗軍隊不願為自己而戰」，真相應該是「阿富汗人民不願為美傀儡政權而戰」。別忘了，前阿富汗總統言，美軍轟炸平民，而阿富汗當政迎合美方無作為，使更多人倒向支持塔利班。

從中的啟發至少幾點；首先、 #美軍是造成動亂罪魁禍首，轟炸平民與911轟炸大樓同樣可惡。其次、 #證明美國綜合實力衰退，20年都打不贏塔利班，未來真能輕鬆與中俄開啟大規模戰爭？第三、 #美方不可信，連投入2兆的傀儡都能背叛，況一般盟友乎？

綠營對於藍營「看看阿富汗、想想台灣」論述不以為然、大肆批評，然而曾參戰阿富汗的共和黨眾議員沃爾茲便說，「如果我現在是在台灣或烏克蘭，目睹阿富汗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我一定會嚇個半死，因為這就是拜登政府所展示出來的美國承諾。」紐約時報也點名台灣應警醒。

換言之，從阿富汗看台灣的啟示，實乃國際間有腦者正常會思慮之題，而非只是國民黨或趙少康一人之想。

「 #美國會為了民進黨與大陸開戰嗎？」
「縱使開戰， #二十年內台灣要多少傷亡？」
「二十年後， #是否一樣美軍離開而台灣權貴搶搭機逃亡？」

要說阿富汗和台灣許多不能類比，如同塔利班也比不上解放軍，但上述三個問題，才是從阿富汗看到的真正啟示。

而當前民進黨的反擊，其實看不到面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比如民進黨團抨擊，「較像當年流亡的國民黨」。

So？往者已矣，那非國民黨者可以質疑美方可信嗎？正因為民進黨無法正面回應，只好瞎扯1949年歷史往事。

又比如民進黨說，「台灣有堅定守護主權的意志力」，「與民主陣營站一起」。

阿富汗加尼倒台前，也是告訴阿富汗人民他們有守護阿富汗的意志力，結果說跑就跑。加尼政府也是民選的總統，北約說跑就跑。一旦美國放棄台灣，其他所謂民主陣營為何不跟進？

再比如論者說，「台灣必須充值自身在美國戰略利益的不可或缺性」。

抱歉，在我看來，這只是爭著當美國的狗。美國連投入20年親手扶持的傀儡政權都不要了，台灣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益夠大就拋棄，台灣永遠不可能付出龐大利益。

又有九萬說，「該小心的是國內投降主義者蠢蠢欲動」。

你先去當兵再說，不恢復徵兵制自己不當兩年兵沒有資格說別人投降。更何況，民進黨與北京是敵人，民進黨開城門才有投降問題，台灣人與北京無怨無仇，北京長期攏絡照顧台灣人，充其量是台灣人對政黨政權的「選擇問題」，民進黨不要綁架台灣人與北京陷入敵對狀態，逼台灣人上戰場，台灣人有選擇和平的權利。

結論；

中共可不可信、兩岸未來如何走向，這是另一個命題，在此不表，然而阿富汗留給台灣的其實是三個關鍵問題；

「 美國會為了民進黨與大陸開戰嗎？」
「縱使開戰， 二十年內台灣要多少傷亡？」「二十年後， 是否一樣美軍離開而台灣權貴搶搭機逃亡？」

值得所有台灣人深思。

附註，我在中天瑩家觀點有兩集完整解讀阿富汗，歡迎點擊收看
上集，0803錄影有字幕👉https://youtu.be/mZsq48SwWD0
下集，0817直播無字幕👉
https://youtu.be/pbGfuFSd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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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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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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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