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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

各位 這是1月23日 我在公館誠品的講座內容 其實那天吃螺絲情況頗多(本人的人生大進擊日啊)主要是想講給跟我一樣 長大仍覺得自己是卡謬筆下的異鄉人聽 要感謝網友Lala 幫我整理出逐字稿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有擔任採訪工作 知道要打一萬字以上的逐字稿有多累 肩膀大概會痛兩天 真的很感謝她!!)希望我下次能講得更好 如果對那天講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可以抽空看一下!!感謝大家!!

【馬欣 2015.1.23《反派的力量》新書分享會於誠品台大】

錄音稿我有微修，大概快一萬字 XD 懶得看的也可以下載錄音檔：http://ppt.cc/Bi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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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看完諾蘭的黑暗騎士的時候，其實我只覺得諾蘭對人性的切入面讓我覺得很驚喜，可是真正讓我後來再繼續發酵的是小丑，這個人給我一記回馬槍的感覺，因為他代表一個群相，我覺得他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他是一群人，一群被我們以「進步」的名義被甩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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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有一個台詞是傑克尼克遜講的，他說，我們現在活的是什麼樣的世界，企圖要解構我們現在活的是什麼樣的世界，這幾年我的感觸是，我們在一個過熱的火車頭前面，一直打著進步的旗號，好像有點像《群》那本小說（由德國作家法蘭克•薛慶所著，於2004年出版的科幻驚悚小說）裡面講的，我們一直在甩尾後面小數據的人，小數點的人幾乎都被我們甩掉，為了要進步，要維持那個速度，會繼續以進步的名義甩掉更多後面跟不上、假設跟不上的人，那群人之後就會變成小丑的群相，那會讓我感到非常難過、非常想寫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心疼，在一個地緣化概念裡面，將來被甩尾掉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從《21世紀資本論》或是各種報導裡面，可以感覺得出來，未來世紀的火車頭會繼續像發燒一樣地往前狂奔，那後面小數點的人會繼續不停地被甩尾掉。現在是目前大家認為的一個中心點，如果不在這個時機點寫小丑或《反派的力量》的話，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從我們的世界裡面找到一些自己可能可以定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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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邊有很多影迷啊，我覺得這幾年整個世界跟電影一樣，比方說，成功、幸福或快樂，或者是任何我們在追求的人生大目標，其實都已經被商業跟資本主義定義成一個慾望的清單，那成功好像只有一種模式，幸福好像是可以獲利的一種遠在天邊的東西，它似乎在商業操控下失去了它原有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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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一個五年級生，一個大概五年級末段的人，我算是《猜火車》那個電影世代長大的，那個時候最經典的台詞就是，我有了電視、收音機、洗衣機，然後這個題目一直接續下去的話，這世界一直餵養我們各種慾望清單，然後告訴我們這是人生要追求的，往往我們就進入一個super market的狀況，變成不停地從super market中找到我們人生中的定位，比方說我們買海苔醬，但因為旁邊櫥櫃裡放的是魚子醬，然後不停地覺得自己的定位或價值感不夠，可是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商業的幻影術，自我定義的焦慮感會造成「虛無時代」的開始，我會想寫是因為以一個從小看《麥田捕手》和卡繆《異鄉人》長大的五年級生，跟我的人生經驗把它傳遞下去，就是說如果你們身為一個異鄉人，或是在這個社會裡面對主流價值不是那麼認同的時候，你們還有人可以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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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反派的力量》就是在反思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自己是不是有像之前詹宏志講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定義出來在人生中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哈…講的好得好像很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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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這樣講吧…不曉得大家對我的童年有沒有興趣？我大概在小學三年級以前，其實沒有在跟同學溝通的，可是我通常會慢慢地觀察很多事情，小時候我媽媽對我的要求還蠻高的，把我送到一個蠻知名的貴族學校，自己一直很拚命把我送到那個地方，那時候我並不知道說為什麼我會在那裡？變得把我放在一個小的社會裡面，因為我沒有跟老師溝通，所以常常變成老師處罰的對象，或者叫我去後面罰站，都是我，他會覺得這孩子有問題，要一直問她問題，然後我又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在聽課，然後就被驅之別院，然後就被罰站，所以我幼稚園三年幾乎都在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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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裡面我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樂趣就是，觀察校園的生態，其實那時候並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在觀察，那個花草樹木旁的一群螞蟻，牠們的行走速度或是一些群聚的過程，好有趣喔！還有遠遠看到外面走路的人，其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和螞蟻的處境其實也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那個時候學校的社會結構已經出來了，當有黑頭車或名牌車出現的時候，老師都會露出一種很複雜的表情，又很高興，又很探頭探腦，又很猶豫，又有一種討厭的感覺，就是他可能以後沒有辦法控制這些學生或是怎樣。那時候很小，可能自己也沒有覺得說，為什麼大人會有這麼多複雜的表情，他好像一個壓縮檔，他又沒有辦法解壓縮的感覺，那時候就覺得老師這個大人的結構好複雜，開始判斷同學可能會依附老師的意見啦，或有一些衝突的關係。忽然間，怎麼在上學以外的時間變成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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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來到了小學一、二年級吧，可能因為自己都不講話，所以發生一些被霸凌的情況，那時候變成必需找一個社會化的方式，我必需開出一個社會化的頻道，要有一個比較社會化的表情，要不然我以前都自己發呆的樣子。我媽去，老師都會說妳的孩子好像自閉症，自閉症在那個時代是很丟臉的事情，所以我媽根本沒有把我送去做檢查，就讓我這樣自顧自地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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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級的時候，有同學不知道為什麼被摔下交通車，後面的人都說是我做的，我根本沒有做任何事情，前面的男生就摔倒了，因為我平常都不講話，一旦我說不是我做的，沒有人會相信我。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老師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但他必需要去買單多數人的意見。因為我有一個頻道是自我獨處的頻道，所以這好像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情況，雖然那時候好像很慘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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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很有趣的是，因為我外公是很喜歡讀書的人，他牆壁上都是書櫃，我記得我拿起來的是《蒼蠅王》，在我小學一、二年級看完的時候，突然覺得一切都豁然開朗這樣（笑），原來社會入門課程是這樣，我必需進入一個班級，像大家一樣，誰是意見領袖啦，可能要是旁邊身上要有怪獸的那個人啦，要會發佈像廣播情報這樣的人啦，然後有些會是比較聽從別人意見的人……，分析完我就開始進入那個體系裡面，就開始比較熟這樣子，這方式讓我覺得我自己可以保持自己的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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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目的對不對？我為了要獨處，所以我要合群。還好我長這個樣子，所以人家會覺得我很無害，有點卡通這樣，我就巧妙地混進那個環境，考試只要考到十幾或二十幾，老師或同學就不會注意到你，這是最安全的名次，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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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要保持自己的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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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老師要我們寫一個自由發揮的作文，什麼題目都可以，突然之間，我從幼齡到小學二年級之間腦袋儲藏的資料跟data都被釋放出來，像抽屜一樣分門別類，突然我可以打開任何一個抽屜。我記得那時候我寫的是一個老木橋跟河流的對話，它們怎麼相處、怎麼互相依存的，很奇怪吧？你在寫文章的時候，有點像披上一個隱形斗篷，有點像蘇格拉底以前有說自己是神賜給雅典的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牛虻」。

（蘇格拉底說因為城邦就像一隻身體龐大的動物，充滿惰性且總是睡眼惺忪，要使這頭巨獸在該動的時候動起來，就需要有一隻專事叮咬的牛虻來喚醒它。蘇格拉底用提問的方式挑戰人們的成見，讓人們意識到自己沒有知識，有的只是盲目無根據的偶得信念。他只提問，讓對方回答，順著對方的思路繼續提問，直到對方陷入自相矛盾自己發現自己的無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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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寫作跟發表言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在於，我可以在市集裡面做一隻吸血蟲，我可以看所有事情的動態，寫作對我來講也是這樣，類似一種生活狀態，它是一個我選擇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披上那個隱形斗篷出入在各個場合，我有一個頻道是我可以自己獨立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要保持我的合群狀態。那時候當然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我當然希望可以健康地過學生生活，可是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必然跟自己直覺性的選擇，我無時無刻不在獨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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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岑跟我一樣在一月份有出書，他是我非常景仰的一個作家，他這本書標題叫《如何獨處》，其實不是這樣（笑），他裡面有寫說，基本上會閱讀的人，第一種是爸媽是白領階級，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學問淵博這樣，會幫你開書單；第二種就是社交障礙者，法蘭岑說他是第二個，我也是第二個，必需要找一個逃生出口，天上那麼多東西，地上那麼多人，我必需要挖一個地道，到地道裡面去閱讀跟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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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出版社瓊如說，其實我很像土撥鼠…我這段應該是要分享閱讀跟寫作的美好，希望大家能領略…（笑）我像一個土撥鼠在地裡面寫作和閱讀，到了春天的時候我就爬出來很忙碌地蒐集資料跟屯積糧食，到了什麼時候，我就把資料跟糧食抱回我的地洞裡面，然後就過著我的雙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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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分享這個是因為我覺得「獨處」這個東西，對現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到我寫的《鬼店》，傑克‧托倫斯的後半輩子，其實傑克‧托倫斯最大的悲劇是缺少母親的關注，如果以臉書的狀態來形容就是「不再追蹤他了」，他在臉書上沒有任何朋友，他這輩子都活在監視與被監視中，跟我們的社群網站觀念很像，那你也知道，我們社群網站的世界已經比我們實際生活的世界還要大了，它好像是一個無遠弗屆、可以一直供你奔跑的桃花源，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冷酷的挑戰，你必需把自己舞台化，不可能沒有發現這個事情，無時無刻不能獨處的狀態沒有什麼不好，就像鬼店，我隨時都可以打開ballroom，前面都是人，都可以開party，可是當你進入這樣一個假設，把自己進入一個網路，變成一個舞台化的情況的話，你很容易就變成鬼店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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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傑克‧托倫斯的問題是，他沒有辦法建立獨處的習慣，他非常非常渴望獨處。我不曉得在場的人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因為它是很久遠的電影，它就是小時候被家暴的孩子，爸爸把他重摔在地上也不能哭的那種，媽媽被家暴了也不敢提告，這樣的小孩會一直想要躲起來，或找一個讓我靜一靜的場合，在精神上面沒辦法建立獨處的習慣。其實他反應了現代的文明病，我們現在真的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在「獨處」的精神狀態中？我們有沒有一個精神上的獨處？或者是在人群擁擠的狀況下，我們是不是有辦法確立自己的獨處？為什麼獨處很重要？這好像在幫法蘭岑打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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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現在的價值操控，就像我剛剛講的，所有的幸福快樂通通都被商業價值綁架了，如何逃出火車頭過熱的列車，自己清楚地走向月台，看清楚路線圖？當我們一群人都在一台貨運列車裡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行進的方向，以及未來會到達的地方，只是覺得往人很多的地方去就對了，可是今天如果你不下這個月台，你找不到那個路徑圖，你也跳不出來自己到底在哪裡，這是我為什麼會寫反派的原因，是因為要以反派的立場思考，因為現在分辨善惡都是以多數決或模仿好人的方式，學校教我們的都是「好人事實上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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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對善不加以思索，對惡就會更不加以思索，我們一直模仿好人，就會像漢娜鄂蘭講的「邪惡的平庸」是一樣的，為什麼「邪惡的平庸」是很嚴重的問題？並不是說它有沒有為害到別人，你不思考將會成為你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反叛，如果你不思考，一直模仿，大概到三十幾歲會開始有「受害者情節」，你會不停地覺得說自己被辜負了，可能會覺得身上有不公平的事，或加害者情節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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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很平視角的動物，我們沒辦法看出今天做了很像天使的事情，但我們可能同時傷害了別人。我們同時可能會是別人的天使，跟另一個人的惡魔。因為我們立場的關係，以致我們沒辦法去思考善惡這件事，如果不思考，你的思考就會進入一個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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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一個雜文集，他在研究「奥姆真理教」，裡面有那麼多高級知識份子，進入奥姆真理教都很忠貞、不肯走，他有做一些調查，發現那群人平常都沒有閱讀小說的習慣，連電影都沒有在看，他們的思考變成是閉鎖式的思考，沒有辦法看到小說或電影裡呈現的故事的迷宮，你就沒有辦法開鎖，以為自己一直困在頂樓或某個房間，所以那時候，有個教徒帶了一本他的小說進去，那段其實是講說文學對於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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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一個比喻好了，它沒有收錄的《紙牌屋》，我在寫《紙牌屋》的時候，我想到的是《糖果屋》那個童話故事，商業大神有點像在路上撒著餅乾屑，在我們幼年撒這些餅乾屑，長大之後就可以循著這些餅乾屑找到我們的幸福或成功，於是我們就循著餅乾屑到達一個糖果屋，糖果屋變成一所超市，裡面什麼都有，可是我永遠都集點不到，變成整個世界是一個糖果屋，我們再也離不開那裡，離不開慾望的天堂。我想寫紙牌屋的原因是，裡面所有的反派都呼應了糖果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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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天才雷普利》也是，我們或許不是活在一個最虛榮的世界，不過我們活在一個最虛構的世界。如果世界就這麼多謊言的話，我們怎麼活得更真實一點？還是我們要用更多的語言藏在裡面，那種活在虛構世界裡餵養人民的，是一種恐懼，我怕我不夠好，我不夠像某種人、我不夠成功或不夠怎樣，變成每種東西都標籤化，我們必需活在各種謊言裡面，覺得很冷，怎麼樣可以活得真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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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我們的世界，主要都被虛構化了，如何真實一點，還是要靠獨處這件事，我覺得獨處，還有音樂、書籍、文化，它會變成我們的逃生口，會變成幫助我們獨立思考的路徑，我們怎樣跟著音樂、文學的路徑逃到另一個地方或精神方面去？那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一點，不會被價值觀綁架，它才會達到一個比較自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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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點了？（大家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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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做OKAPI訪問的時候，訪問者問我說，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都寫給8、9年級的人看的，我說對，因為身為五年級的人，我覺得有點虧欠，因為我們這個年代還來不及為你們鋪什麼路，我覺得8、9年級的人很辛苦，看到前面的人路已經走到盡頭，必需要轉彎了，可是前面卻沒有任何示範，其實我們在五年級後段已經預見到這樣的結局，我們那時候在五年級後段班和六年級就有人幫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叫「失落的一代」，我們在一個經濟發燒的時候長大，我們擁有各種資源，長大以後發現所有價值都被空泛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所謂成功的價值都被架空了，就像國王的新衣，所有人都只能在流水線上做出國王的新衣，做出美夢的鋪設，可是那個美夢越來越淺，你睡得越來越不酣，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感覺到了，真的跟著資本大神做出一個美夢，每個人都可以共同做的夢，四年級的時候還可以，可是長大之後，資本大神的美夢已經跟我們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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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五年級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大觀園可能被拆毀，紅樓夢的賈府就要被拉下來，因為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非常嚴格的時代，沒有平庸的年代，將來機器人可能會取代，或貧窮兩極化是一定的事情，那感覺就像大觀園的氣數將盡，前人的成功模式已經不穩了，公式也不靈了，我們那時候也知道，可是我們還是套著四年級和五年級前段班的公式在走，就變成留下給你們的這個攤子，這攤子不能說爛，因為表面上還是一個資源旺盛的地方，你們已經沒有一個成功的公式可以套了，必需另外走一條路，或是在精神上尋求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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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在40幾歲的時候寫這本書？我本來做編輯，我沒有想過有一天要走到人前去，我是一個守備位置的人，我不是打擊手，我跟採訪者說，我對7、8、9的人有虧欠，我必需要從我的人生經驗裡告訴他們，如果前面沒有人紮營的話，你們可能要往另一個方向走了，因為社會並沒有給你們那麼多的機會，我不是說你們可能不富裕或吃不飽，而是，你們如果一直循著前人模式的話，可能會沒有辦法建立起自己人生的價值，我寫這本書不是在鼓勵壞人，我是在一個反思，我們自己的幸福、成功、快樂，是我們自己要去定義的，不能像四年級以上的人可以靠社會的定義來定義，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分水嶺，如果你還要跟著前面的人走的話，就會像滾輪上的白老鼠，哪裡都去不了。成功的模式已經被改寫了，但它還是主宰在少數人的手上，你自己的定位會慢慢隨著滾輪失去，變成只是運作，無法成就自己的價值與靈魂。你就像在一個太空梭裡面，可是波士頓的基地卻沒有任何回應，久了會覺得自我存在感焦慮或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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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年青人身上都會感覺到他們自我存在感虛無，或不知道如何定義自己的座標，這部分其實那時候我們自己也有，我發現我們全部人都是用一種被恐嚇的方式被告訴該怎麼做，生存考驗是很嚴苛的，你必需建立自己的宇宙圖，不是說我憑著一點線索就可以活得更好，而是你比需要非常地用功，必需不停地閱讀、找尋關於你自己的線索，我們通常都向外求，把那些東西都貼在自己身上，貼得像耶誕樹一樣，可是那些東西都不是我們，等過了中年，無法再過耶誕樹那種功能的時候，再回頭已經是不堪負荷，你必需要從裡面開始壯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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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要不停地找尋自己的線索，而不是跟著資本主義大神去揀他的餅乾屑，然後到了一個糖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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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裡面的反派讓我很心疼的原因是因為，其實他們都很想被社會接納，他們很想社會化，可是他們落空了，他們就只是不符合這個社會的需要，或進入社會化的過程仍然覺得格格不入。就像《鬥陣俱樂部》，他已經進到社會化的敘事者，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感受到自己在那裡，所以後來他必需藉由所有的型錄，買齊所有北歐家具，把自己的生活妝點得非常像社會化的人，可是他沒有辦法在自己的樣品屋裡面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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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化的過程，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被融入社會、可以在社會裡自在進入，如果是這樣子，你就必需找尋自己的線索，而不能跟著多數人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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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本書裡面還有寫一些女生的反派，這是我很想講的，女生更微妙，大家都很流行說「出櫃」，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櫃子啦，就像榮格說的第二人格學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櫃子，沒有社會化的部分就要藏在那個櫃子裡面，可是女生還有一個大衣櫃，我們從小，大概國中吧，就開始感覺到羚羊在呵氣、開始要遷徙，青春期要來了，妳就開始發現整個社會都在跟妳下訂單，會有各種琳瑯滿目的心理測驗，妳要成為林志玲呢？還是蔡依林呢？還是郭雪芙呢？你就變成不斷地在對號入座，我們是個被下訂單的性別，因為那時候年紀太小，茫茫然一直在對焦這些訂單，如果不吻合這些訂單，我們就可能被退貨，我們是這種被強烈暗示要角色扮演的性別，我們就變成似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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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生來講，我覺得女生常用自己的身體來明志，會把自己的身體廢墟化，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循著訂單這樣走了，可是還是沒辦法到達美麗的人生，她就把身體廢墟化，對幸福好像有強迫症，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個樣品屋，女生被商業化的樣子是更明顯的，醫美那麼多、打扮的方式那麼多，你根本就沒有不美的權利，其實我們時時刻刻都被暗示「妳沒有不美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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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美」是什麼？美麗早就被定好是那四、五種標籤，它的類別是非常清楚的，妳在自己的衣櫥裡是角色扮演，以為在角色扮演中就可以獲得成功或幸福，其實這是一個把自己虛構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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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生像《渴望》的藤島加奈子和《魔女嘉莉》，嘉莉媽媽是虔敬的清教徒，想燒掉整個大衣櫃，兩性有「社會化的兩性」跟原始創造的兩性，她等於是抽離到社會化的女性，徹底斬妖除魔，她把社會化女性的特質完全拿掉，因為她覺得是墮落的象徵，其實社會化女性的問題就只是「思想的操控」，她媽媽也是進入角色扮演，為了逃脫社會火眼金睛的掌控，就將身體廢墟化，女兒也因為沒有經過社會化女生的扮裝過程而被霸凌。這個情況在女生身上非常嚴重，當你沒有扮演好你的角色扮演時，你就要有非常強大的心智去面對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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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1，談社會化的兩性，舉英國作家狄更斯名著《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談社會化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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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覺得自己過得很開心，當我沒有活在別人價值裡的時候，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重要性，我大概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定下志向我要以寫作維生，我自身實驗到現在這個歲數，證實是可以行得通的，我們可以不用完全角色扮演地混入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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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難保不會成為別人的影子嗎？變成影子的時候要怎麼自救呢？反派是人生中的另一種選擇，不是學他們作奸犯科，如果我們不符合社會化的訂單，如果我們無法如期出貨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過得更好？精神保壘要做得很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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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超商的海苔，你永遠都在夢想魚子醬的生活，因為就是比鄰嘛，那樣的社會最殘酷的就是魚子醬跟海苔就放在兩條巷子的旁邊，讓你覺得貧窮跟階級就是這麼近，非常地近啊！你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得到魚子醬每天的生活，你身為一個海苔，你完全忘記身為海苔的價值存在，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子，問為什麼是海苔，但這根本就是假議題，因為你根本就是海苔～（眾笑）都困在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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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書就是要戳破很多假議題，社會定義的兩性是不是真正的兩性？社會定義的兩性是不是一個海市蜃樓的假議題？是不是也被催眠了？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戳破那些標籤了，其實大家也不要夢想去戳破，但也不要夢想去戳破睡美人啦、白雪公主啦，或者一定要成功的辣妹什麼的，那些標籤都已經跟我無關了，因為這些標籤對成功已經沒有想像力了，因為商業的操控下，我們對成功、對幸福都毫無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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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幸福這件事是非常主觀的事情，但是為什麼我們對幸福一定要被主觀價值洗腦？比如說要在幾歲生小孩啦、婚姻要是什麼樣子、沒有辦法結婚我就栽細啊……我覺得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被所有假議題所操控，跟我們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林志玲跟我們沒有關係、蔡依林專輯賣多少跟我們沒有關係，哪個音樂進入排行榜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這個人的幸福才跟我們有關係。
沒有想像力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當你沒有想像力，你對幸福這件事毫無輪廓可言，就變成下個月我是不是要再買個什麼、我明年是不是要去歐洲啊，大家就像趕集一樣，像跳舞過熱症，彼此累積幸福集點，像在超商累積了幾百個集點，最後匆匆忙忙地去換貨，但還是換不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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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在集點什麼？你到底在集點是自己的幸福，還是別人的人生，還是你在模仿別人的人生？這個東西其實很弔詭，這裡面26個反派，所有人都犯了同一個錯誤就是──咦？你到底在集點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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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雷普利在集點狄基的人生，你把自己塵埃化了，換成另外一個混到這個世界上來，他才覺得他有一點落地的重量，原來他覺得自己像塵埃一樣，連飄到地上的資格都沒有，他是一個被經濟地位消除掉的人。他是在做服務業，工作都是為了讓顧客舒服而做，所以他是以一個消失的姿態出現在大家面前，比如說按摩師、waiter，每一個都是以消失的姿態出現在大家面前，他只有看到別人的人生，所以他就集點最棒的人生去模仿，但其實大家都是雷普利啊，很多人都會犯雷普利的問題──為什麼他可以？他這個方式我是不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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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些都是假議題，我們怎麼會像他？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他，我們連自己都不了解，我們怎麼可能會了解那個人，你不了解的人，那你怎麼可能會像他呢？那這不是一個假線索嗎？那你不就白走一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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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吊詭的事情，他只是要竊取他的生活位置，到後來他已經催眠自己到不想被看見了，他就活在類似狄基的人生，雷普利的東西全部一筆勾消，他就已經樂於被消失，等於以消失的姿態活在這世上是最好的，是自我的人格屠殺。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喔，當你無法獲得某個位置、無法獲得什麼，你可能為了存活或看起來像某個人，而不斷用自我消去法，讓自己像某個人或某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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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用人體實驗的角度來看他們，如果你今天處在他們的遭遇下，你會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你會不會有更好的選擇？或在他的人生價值裡，你是不是可以創造出一個不讓社會捆綁的價值，自己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除了這樣的方式，其實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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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覺得教父麥可‧克里昂有強烈的特質，一般看到人變壞是因為權力、財富或美色等世俗誘惑，但麥可變壞是因為親情，有人要暗殺他爸爸，從遇到家裡的巨變，親情讓他變成黑社會，麥可曾說「我認為我自己是個罪犯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如果一般人遇到相同情況，每個人的選擇會跟他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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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開始其實是為了保護家庭，可是做到後來無法踩煞車的時候，其實是他自己的問題，他有點類似《終極追殺令》裡的史丹對抗殺手里昂，他們都有點人格性的潔癖，只要有一點髒就要擦拭。你有看過麥可‧克里昂的前半生嗎？他其實是根本不想沾邊的，他以一種精神的潔癖在對抗他們家族的惡勢力，所以當他怎麼擦都擦不乾淨，像黑螞蟻一直湧出來的時候，就會想全部把它弄掉，變成黑的好了，道德強迫症已經到了他精神上無法負荷的程度，就索性整個崩塌了。人性就是有所謂墜落的快感，一直想要抓住道德的指標，那個最遠的山崖上的白雪，但一直勾不著，也一直無法清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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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一直想要清潔化他家族裡的冤孽，他想要劃清界限，後來又跑到西西里島結婚，做了很多宣誓性的動作，都是要黑暗不要淹過來，但當不停有黑螞蟻湧出來的時候，墮落的時候，就會掉到無底的深淵，因為之前撐得太辛苦了，等於墜落是一種快感，他被精神性的潔癖給打倒了。其實這兩個人的人格都是「除惡務盡」的角色，他會這麼地疲倦，髮額永遠是濕的，他周圍毒梟跟除不盡的毒品，精神上的潔癖及強迫症已經先將他打倒了，要不然他可以終結克里昂家族，可以讓家族就這樣結束了，他可以放手，可是他的精神性潔癖，如果有一點不乾淨，就寧可全部都髒掉，那是非常赤子情懷、非常愛家庭，跟非常想要過度理想化的世界，但世界不可能有麥可‧克里昂這個人，他誕生在本來就不屬於他的世界，因為他想像的不是這個世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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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欣臉書的補述】：

昨天因為太緊張 演說有跳針的情況 謝謝大家的包容與體諒 今天起床 想到一些沒有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昨天其實很想跟大家分享寫作與思考的重要性 自己雖然不是什麼達人 但面對現在3c產品出現後 很多東西都在攔截我們的思考與心流的普世情況 如果要從這些天羅地網的雜訊中脫逃 寫作會是個好方法 如果有興趣寫文章的人 或許可以從一個有趣的步驟做起 就是讀書之外 也可以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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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人表情的陳年壓縮檔中 細細觀察他眼角走漏的訊息 或嘴上未說的弦外之音 從動作 背影中觀察 大量存檔 先不要下結論 但當你開始落筆中 他們的身影 與心事就會大量湧現在你的記憶庫中 讓你變得想書寫 如果很想書寫的人 或許可以從這有趣的步驟開始 生活也會變得鮮活許多 起碼比一直在意自己人生的獨腳戲要有趣很多 (僅供參考之)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836035023105391&id=737051849670376

＃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２２８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１９４７年２２８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２２８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２２８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５２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３４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１９４５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３０-４０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１９４５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０.８２％；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６.６３％，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７０％．」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１９４７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２２８，他們便跳針２２８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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