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會的警察像個寶,沒工會的警察像根草】
蘋果新聞,紐約
傍晚時刻1輛大型車輛無視交通管制,大剌剌開進人潮最洶湧的時報廣場中心,車身上印有「N.Y.C. P.B.A」(紐約市警察工會)字樣,引起群眾側目,只見車身側面掀開、頓時變身一家小型超級市場,車上沙拉、貝果、 熱狗、零食、熱茶咖啡各類食物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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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夠發揮照顧基層的組織,是工會,很多人總喜歡拿美國警察的執法權利來與台灣比較,但是卻故意忽略美國的警察是有工會的!
尤其是選舉要到了,不只一兩個候選人會喊出代表警察爭取權利的口號,可是他們真的支持警察組工會嗎?
不,就我所知,連號稱支持警察的立委候選人前警大教授,本身也是反對警察工會,甚至其所屬的政黨更是唯一不簽工會連署書的政黨,還說得出「靠粉絲專頁就能取代工會」的話!
政治是一波波海浪,有起有落,前浪沒於後浪,人會一個個換掉,如果權益跟著人事一起異動,那就一點都不牢靠。
各位投票時如果真的想知道你支持的候選人到底支不支持警察,就問他們「請問你在選上後會支持修工會法、讓警察和消防員組工會嗎?」這個問題。
基層不該繼續淪落為選舉時才拿出來捧在手心上的籌碼。
基層的權益不該是由特定人士代表爭取,而是應該要有完善健全的組織來爭取真正的福利。
對,我說的就是「警察工會」。
警察工會在未來絕對是趨勢,而且是必定的趨勢,有工會的警察像個寶,沒工會的警察像根草,當加入工會的成員愈多,工會的力量也會更大。
我是寧欣,我支持警察、消防員組工會,爭取基層工作權益!
未來選前前兩週,我會繼續加強在工會上的議題,非常感謝蘋果日報特地做了美國紐約警察工會的報導。
以上部分文字引用自:台灣鴿
報導網址:http://goo.gl/VNCB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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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警察人事異動 在 蕪菁雜誌 Facebook 八卦
近來事情忙,關於高雄「後罷韓」的局勢,一直沒有時間好好思考。這裡有些簡單的想法,說出來給大家聽,粗疏之處還請大家包涵。
🟢 關於陳其邁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話題是,陳其邁是不是應該出來參加補選?還有陳其邁是不是應該先接代理市長,再帶職參加補選。
關於第一個話題,我個人是支持陳其邁出來參加補選的。當然「討回2018的公道」是一個原因,因為我認為韓國瑜靠著假消息與統媒造神的資訊戰當選,可說是得位不正。
但這並非唯一的原因。
我不是非常深入瞭解陳其邁本人,但我的看法是,每一個組織的每一個階段,都會有當時的階段性任務,也就有當時需要的人物。
高雄近二十年的轉型史,一開始是謝長廷,再來是陳菊。謝長廷足智多謀、擅長創新,他的任務就是為高雄「找新方向」。像中央公園邊的城市光廊,其實只是個很小的示範性的案子;但是它其實啟發了很多其他的縣市的許多原本被看作「死角」的地方,像愛河、駁二,甚至是台北的北門和基隆的田寮河等。又例如謝任內其實只完成了一個滯洪池(本和里滯洪池),但是只此一例就啟發了後來陳菊任內至今的十幾座滯洪池,而謝長廷的工務局長更把此經驗帶到台北去。
陳菊扮演的,是把謝長廷任內創新出來的小火花,擴大規模、奠定實際意義上的「基礎」。高雄捷運、愛河整治改造、市港合一再造、滯洪池政策等,都不是陳菊首創的,但是這些建設都是在陳菊任內大幅擴張,形成現在的規模。
陳菊是有大毅力者,她擔任的高雄市長,可說是台灣最難做的縣市長之一。制度上高雄有直轄市的位階,卻沒有與其位階相匹配的財源與中央資助,縣市合併後更加惡化。而高雄對於基礎建設的需求又是那麼地殷切。陳菊硬扛起捉襟見肘的資源,又得和地方上各路派系的牛鬼蛇神周旋,又能達到如此豐碩的市政成果。
陳菊是高雄市史上最優秀的市長,沒有之一。
然而任何組織當權久了,難免都有老化、僵化、腐敗的問題。陳菊也有。其實陳菊這個人是人格者,有很高的德行,但有德行的人難免就會失之寬厚,所以做久了底下難免會有人比較「靠勢」,市府螺絲也會鬆一些。
2018,很多高雄市民就是存著一種「把市府螺絲轉緊」的心情去投票的。只是沒想到,韓國瑜這個流氓痞子,非但不是那個可以重振市府紀綱的人,反而幾乎是把整個市府給拆了。
陳其邁並不像是謝長廷這麼足智多謀,他的人格號召力也不像陳菊這麼大海能容。陳其邁並非大開大合的開創性人物。但,我反而認為陳其邁是現在高雄需要的那個人:他謹慎、勤懇、待人溫厚而不流於寬鬆,對施政的眉眉角角研究透徹到近乎學究。
未來十年,高雄市政的大方向,基本上已經由謝長廷到陳菊的一脈傳承,給定下來了。現在高雄需要的,反而不是一個「很會想新東西」的人,而是能夠忠實地接手既定的方向,改善組織的效率與嚴謹度,紮紮實實把事情做完成的人。
如果接手的高雄市長,又是一個個人色彩濃厚的人,他就會很有欲望想要在市政上留下他的印記。用白話說,就是改朝換代、大改特改,但是要「改」就有很多東西得暫停,甚至打掉重來,而很多資源和時間就會無端被消耗掉。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韓國瑜。他太有個人色彩了,輕軌要改線、愛河要蓋「愛情摩天輪」……他已經不只是個人色彩,而是胡搞瞎搞了。而在座諸位客倌,我們就看到了一場為期一年半,高雄市政整個大炎上的爆破秀。
陳其邁是一個守成之主。但,守成者正是現在高雄最需要的那種人物。
🟠 關於代理市長與補選
有人在問,既然九月都要推陳其邁出來,那麼,是不是乾脆讓他下禮拜就出來代理,順便帶職參選算了?
很多人,包括我,都不太贊成這種做法。當然外面主流的觀點是,陳其邁自己的天下要自己打出來,而不是先佔住了再打,這樣吃相不大好看,國民黨會不服。這觀點我大致同意,但我認為還有一件原因更重要。
這有點複雜。打個不貼切的比方說吧!高雄市政好像一塊正在建設中的美麗花園,被韓國瑜一頓亂搞,長滿了有毒的雜草。那麼接手的人第一時間要做什麼?不是「先建設」而是要「先破壞」,把有毒的雜草悉數拔掉,把毒土整個換過一遍。這些事情做完以後,才談得上重啟工程。
韓國瑜上任以後,人事異動如此頻繁,很多不合格的人被安插到了市府各單位與公共事業裡。韓市府不但荒廢了諸多重大建設,財政紀律更是差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代理市長上來,恐怕第一個要看的就是人事與財政兩大帳本,並且深入研究可能的弊案,把藏在裡面的毒瘤大致清理過一遍。
然而,做這種事情,是一定要得罪人的。陳其邁也好,任何有志於接手高雄市長的人也好,如果親自撩下來做,三個月後恐怕補選的政治能量都被磨損光了。這時候最好是有一個精明強幹、與高雄無淵源且無忮無求的局外人,來挖爛瘡剜腐肉、清理韓國瑜留下的爛攤子,然後才談得到重建市政。
講起來好像是在保全未來的市長人選,推另外一個人入坑。但,這才是高雄市政漫漫重建之路,一種阻力比較小的做法。
畢竟我們真正想要的,是讓高雄市政重新上軌道,而不是在清理「韓國瑜毒瘤」的時候折損掉一個真正的人才,而讓台北來的,那些一手打造2018韓流、現在又在高雄伺機而動投機份子,覺得有機可乘。
🔵 關於許崑源前議長
有句話是這樣講的:「善良是一種選擇」。
是的,蕪菁雜誌這幾天都避談許崑源議長的事情。但這是因為,我們認為一直猜測他自殺的動機,或是一直翻他過去的舊帳,對當下的局面並沒有好處,徒然引發更多的情緒對抗而已。
這是善良。我們選擇善良,但善良並不等同於鄉愿。真正的善良,是建立在好的判斷力之上的,知道有些東西我們不喜歡,但基於對社會更大的好,我們可以暫時擱置。
我們可以暫時擱下許崑源的事情不談,但,他終究是地方上橫行不法、把持代議政治的負面人物。要像鋼鐵韓粉或諸位國民黨大老那樣,昧著良心把許崑源捧成「殉國殉黨」、「樂善好施」的英雄人物,對不起,我們絕對做不到。
就像黑人保守派意見領袖Candace Owens說的,美國黑人們確實應該聲討執法不公、讓施暴的警察付出法律上的代價。但,為了強化自己的政治聲量,而把前科累累、屢犯重罪的George Floyd,捧紅成英雄人物,這就是腦袋不清楚了。
許崑源之於廣大高雄市民,猶如George Floyd之於美國普羅大眾,我相信社會自有公評。如果為了滿足自己的鋼鐵粉絲的爽度、拉高政治聲量,而昧著良心去吹捧一個根本不值得捧的對象,到最後是會有很大反效果的。
國民黨選擇追捧許崑源,已經陷入了幫派心理的死胡同了。國民黨愈「團結」在鋼鐵韓粉的意識型態上,就離台灣的民心愈遙遠。我對被鋼鐵韓粉綁架的國民黨,只感到悲哀,但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
(圖片來源:jeremychen@unsplash.com)
最新警察人事異動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 】「一國兩制3.0」系列:毀滅企業自由的「國家法團主義」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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