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娜評價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為何在遊戲中，我很想殺人？】
　
最近我沉迷在《Far Cry5》的世界中，
遊戲真實電影感的畫面，人物表情動作，都使我彷若置身於遊戲世界中。
　
但是…我愈玩下去，就愈恐懼。
每次救到人質，我都不期然把槍指向他的頭，很有衝動想要殺死他！
　
雖然遊戲會受到懲罰，但是…我就是禁不住這殺人的衝動。
　
回想起來，玩《GTA》《The Sims》幾乎所有自由度大的遊戲，就是不停殺人、搶劫、犯法…
　
這樣的我，會成為殺人犯嗎？我是心理變態嗎？！
　
到底人性本善還是本惡？
科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都一直研究著這個問題，更做了很多令人心寒的實驗。
　
在1974年，一位叫「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女性行為藝術家，做了一個名為《節奏０》的表演藝術。
　
她站在一個房間裡，桌子上有７６種不同的道具，有水、有玫瑰花、有刀片、有手槍和一顆子彈。
　
說明書註明：
『把我當成一件物品，你可以用桌上任何一件道具使用在我身上，就算把我殺掉，你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因為我是一件物品。』
　
起初，觀眾對她非常友善，給她喝杯、送她玫瑰…
　
直至，有一個男人，拿著剪刀拿她的衣服割破。
　
這一割，就像把所有人潛藏在心底的犯罪慾望都展露出來一樣…
　
其他人開始陸續用各種方法傷害她，有人用玫瑰的莖刺她腹部，有人用刀片割她的身體，然後吸啜她的血。
　
甚至其中一人拿著槍，指向她的太陽穴，幸好及時有人阻止，兩人因此而大打出手。
　
六小時後，宣佈表演結束。
她滿身傷痕、幾乎全裸地恢復人的身份，在剛才那班參加者面前出現。
　
可是，所有人都迴避著她的目光，甚至有人逃跑，沒人能夠正面面對「作為人類」的她。
　
這說明人性本惡嗎？還是好奇心的錯？
　
很多小孩，會故意用火燒死昆蟲，踩爛蝸牛的殼，用水浸死螞蟻。這種行為，就等同在遊戲中會射殺平民、人質，做出一些罪惡行為一樣。
　
這些行為都無法確定人性本「惡」，因為也有可能是小孩對死亡的好奇心驅使，或我們知道遊戲世界沒有法律規管，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所致。
　
又有一個著名的實驗，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
　
在史丹福大學找來24位志願者，在模擬監獄中扮演囚犯和獄卒。
　
相信很多人都聽聞過這個實驗，實驗結果是，囚犯和獄卒都很快投入了自己的角色，以自身權力做出各種危險行為。

實驗結束後，有三分一的獄卒都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
　
他們卻堅稱是囚犯群起作反，才會施以暴力。
　
因權力而扭曲了人性的效應，稱作「路西法效應」，體現了人性的「惡」是可以在特定情境和角色身份而表露出來。
　
眾多實驗中，都顯示出人性醜惡，難道沒有支持「人性本善」的理據嗎？
　
有的，人類大腦有一種特質，叫作「同理心」。當看到眼前的人在哭，你也會出現同樣憂傷的感覺。
　
當然，做一件好事，或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很可能是因為「利益因素」而行動的。
　
你「想」當一個好人，你想受到稱讚，所以才去做好事，與同理心無關。
　
而最能表現出「同理心」是人類天性，不是各種外在因素影響的…
　
就是「打呵欠」了。常聽說「打呵欠」會傳染，這是真的！
　
打呵欠的用處，是讓你能在短時間把氧氣吸入口腔耳腔，令臉部血液冷卻，再冷卻腦袋。
　
而當你看到別人需要冷卻腦袋，你會下意識做出相同舉動，冷卻自己的腦袋。
　
同理心與呵欠真的有關嗎？
　
里茲大學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在一群參加者中，放進一名工作人員，他會在每分鐘打一次呵欠。
　
結果，被傳染得最嚴重，打呵欠次數最多的參加者，他們的腦袋分泌「催產素」量是最多的。
　
催產素能增加同理心，也是維持長久愛情關係的關鍵。
　
有研究指出，擁有暴力傾向或連環殺人犯，腦中的「催產素」分泌比較少，容易做出失序的行為。
　
回望以上的實驗，都是由某一個參加者、某一個舉動引發無法控制的結果。
　
說人是一張白紙，倒不如說像一杯清水。只要一滴墨水，水就會變得混濁，之後就無法變回純潔的清水了。
　
眾多有關人性的研究，只能總結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惡」很容易就會發生，像骨牌一樣，推倒其中一塊，就會產生連鎖反應。而「善」則需要排除重重障礙，抵受利益誘惑...才能展現出來。
　
做好人很難，在《GTA》中遵守交通規則，《Far Cry5》中不殺人質，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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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話題選篇（之14）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我的人生觀很大程度受到一些文藝作品影響。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光看書名可能會不知所云。我寫過兩篇文章談這部小說，分別發表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7月23日和7月26日，收入2015年出版的《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一書中，現稍作改動重刊於此。）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1968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什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什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1988年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許多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有些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掌權者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對於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叠政治表態的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我該怎麼辦。我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許多人為強權做走卒，領高薪，做喪盡天良的事，認為理所當然；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人人爭着變犀牛的香港社會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居美的作家孔捷生看了我前一篇文章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他們搶着扭曲人性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許多人未必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但容忍謊言在社會的流播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當越來越多人覺得這種輕無所謂，並習慣了與謊言共處，整個社會就人人變成犀牛了。

在評審團主席史派克李提前爆雷的烏龍中，坎城影展迎來史上第二位女性金棕櫚得主。
　
法國女導演茱莉亞迪古何諾生涯第二部劇情長片《鈦》，在名導雲集的坎城影展摘下最高榮譽金棕櫚。這是繼 1993 年珍康萍《鋼琴師與她的情人》之後，相隔 28 年再度有女性導演抱回此獎，在坎城影展至今 80 餘年的悠悠歷史中，難能可貴地寫下唯二紀錄。
　
影史第二位女性導演拿下金棕櫚，這件事情遭各界熱議，然而茱莉亞迪古何諾在頒獎前幾日，與外媒《IndieWire》就有談到「性別」議題，她表示：「我不認為『性別』能定義我們。然而，這還不是社會所能理解的事情，所以它成為一個話題。作為一個女人，我根本不希望透過性別來定義我，人們總說我是女導演，其實有點煩，因為我是一個人，我是導演，我拍電影是因為我是我，而不是因為我是女人。我就是我。」
　
關注台灣影展的觀眾應該對茱莉亞迪古何諾不陌生，2017 年金馬奇幻影展的「Surprise Film」就是茱莉亞迪古何諾的首部劇情長片《肉獄》。至於《肉獄》則是在 2016 年坎城影展影評人週舉行世界首映，最終拿下費比西獎。順道一提，茱莉亞迪古何諾是坎城一手栽培的法國導演，首部短片《Junior》就是在坎城影展亮相。
　
雖然《鈦》獲得以史派克李為首的評審團青睞，但在《銀幕雜誌Screen Daily》每日更新的國際影評「場刊分數」，《衛報》、《正片》、《自由報》、《電訊報》等 10 間媒體的影評人僅給出均分 1.6，在主競賽 24 部作品中落在第 20 名位置，居於後段班。不過，坎城場刊僅是 10 位影評人的口味，《鈦》在坎城影展還是陸續傳出相關的正面反饋。
　
評價兩極的《鈦》由坎城影帝文森林頓、Agathe Rousselle、Garance Marillier 等人主演，【光年映畫 Light Year Images】在台發行。
　
象徵第二大獎的「評審團大獎」（Grand Prix），以及「評審團獎」（Jury Prize）則雙雙出現共享榮譽的結果。
　
「評審團大獎」頒給伊朗名導阿斯哈法哈蒂的《我不是英雄》（A Hero，暫譯）以及芬蘭導演 Juho Kuosmanen 的《Compartment No. 6》。
　
阿斯哈法哈蒂曾憑藉《分居風暴》和《新居風暴》兩度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國際電影前身），生涯則以《咎愛》、《新居風暴》、《人盡皆知》和《我不是英雄》四度闖入坎城主競賽，其中《咎愛》獲得最佳女主角以及賽外的天主教人道精神獎、《新居風暴》獲得最佳劇本，再來就是今年《我不是英雄》收下評審團大獎。《我不是英雄》也獲得各大外媒讚譽，稱是「《分居風暴》以來最好的作品」，此片由【GaragePlay 車庫娛樂】在台發行。
　
至於 Juho Kuosmanen 除了今年帶回評審團大獎之外，2008 年生涯首部短片《Kestomerkitsijät》也在坎城亮相，2016 年的劇情長片《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則抱回「一種注目」單元的最佳影片。
　
「評審團獎」頒給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的《Ahed’s Knee》，以及泰國名導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的《Memoria》。
　
那達夫拉匹上一部作品《出走巴黎》才於 2019 年擒下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今年再度於坎城獲獎，成為近年國際影壇最亮眼的以色列導演之一。而那達夫拉匹曾於 2015 年以《吾愛吾詩》抱走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的最佳影片，與台灣結下些許緣分。
　
至於阿比查邦的歷年作品則深得坎城厚愛，除了今年的《Memoria》，2002 年生涯第二部劇情長片《極樂森林》 就在坎城「一種注目」單元拿下首獎；2004 年的《熱帶幻夢》首度闖入坎城主競賽，受到以昆汀塔倫提諾為首的評審團青睞（蒂妲史雲頓也是評審），將評審團獎頒予阿比查邦； 2011 年憑藉《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成為首位摘下金棕櫚的泰國影人； 2015 年的《華麗之墓》則進入「一種注目」單元。有趣的是，阿比查邦至今的兩座坎城評審團獎，都與蒂妲史雲頓有關。
　
事實上，不只史派克李率領的評審團傾心於《Memoria》，《銀幕雜誌Screen Daily》的場刊分數也開出均分 3.4 的高分，僅次於濱口竜介《在車上》的 3.5 分，高居第二（今年亞洲電影在坎城非常強勢）。《Memoria》由【ifilm/傳影互動 】在台發行。
　
綜觀來看今年的場刊分數，24 部作品之中，僅有 3 部作品均分破 3，除了阿比查邦、濱口竜介之外，還有李歐卡霍的《Annette》，且這三人最終也紛紛獲獎，濱口竜介拿到最佳劇本；李歐卡霍則收下最佳導演。
　
《Annette》是亞當崔佛、瑪莉詠柯蒂亞主演的音樂愛情電影，擔任今年影展的開幕片，這也是李歐卡霍繼《花都魅影》後，睽違 9 年再度執導劇情長片，便一舉抱走最佳導演。李歐卡霍生涯的劇情長片產量不多，至今僅獨立執導 6 部長片，其中 4 部在坎城競賽，包含首部長片《男孩遇見女孩》（國際影評人週）、《寶拉X》（主競賽）、 《花都魅影》（主競賽）和《Annette》。至於《壞痞子》在柏林影展角逐金熊，《新橋戀人》則未於三大影展競賽。
　
而日本名導濱口竜介的《在車上》，改編自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中的同名短篇故事，眾家媒體一致稱讚濱口竜介成功將村上春樹的文字影像化。主競賽的劇本獎之外，《在車上》也囊括費比西影評人獎、天主教人道精神獎，是本屆的大贏家之一。
　
除了坎城獲獎的《在車上》，濱口竜介在今年初也憑藉《偶然與想像》於柏林影展拿下評審團大獎，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黑澤清在威尼斯影展拿下最佳導演的《間諜之妻》，是由濱口竜介和野原位共同執筆的劇本，間接來說，濱口竜介參與的作品連續在威尼斯、柏林、坎城歐洲三大影展有所斬獲，創作能量與收穫的榮譽相當不凡。
　
《偶然與想像》與《在車上》皆由【東昊 Andrews Film】在台發行，這也是繼《睡著也好醒來也罷》之後，東昊再度發行濱口竜介的新作。
　
最後，坎城影帝后分別是《Nitram》的卡賴伯蘭里瓊斯，以及《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的蕾娜特萊茵斯薇，我個人也非常期待尤沃金提爾「奧斯陸三部曲」的終章《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此片由【好威映象 Hooray Films】在台發行。
　
🏆以下為主競賽單元得獎名單：
　
金棕櫚：《鈦》，茱莉亞迪古何諾
評審團大獎（兩部）：
《我不是英雄》，阿斯哈法哈蒂
《Compartment No. 6》，Juho Kuosmanen
評審團獎（兩部）：
《Memoria》，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Ahed’s Knee》，那達夫拉匹
最佳導演：《Annette》 ，李歐卡霍
最佳劇本：《在車上》，濱口竜介
最佳男演員：《Nitram》，卡賴伯蘭里瓊斯
最佳女演員：《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蕾娜特萊茵斯薇
　
圖片來源：NEON 、Festival de Ca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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