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恬武嬉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急行軍一天多少里，才配叫精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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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中外的戰場上，衡量一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標誌，就是「急行軍」的能力。確切說，軍隊能不能打，夠不夠精銳，先要看「能不能跑」。這個道理，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就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春秋名臣管仲就認為，軍隊要打勝仗，就得「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
但不管是進是退，首先就得能跑。所以管仲軍事理念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教其足以進退度」。

同樣完成春秋霸業的吳王闔閭，也是花了七年時間打造一支五百人的精兵。這支曾創下長途奔襲滅楚奇蹟，貢獻「如火如荼」成語的部隊，也能做到「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這種能全副武裝跑三百里才宿營的軍隊，打起仗來誰能擋得住？

當然，說到古代軍隊中「誰能跑」。戰國軍神吳起親手締造的「魏武卒」，更是豎起了一個標竿：想要成為「魏武卒」中的一員？就必須要全副武裝背著強弓刀矛，做到從天明到中午跑夠百里。想要能打？就得先能跑！

而如果對照中國古代軍隊裝備的演變史的話，就知「魏武卒」這個「奔跑距離」，到底有多難。隨著古代兵器裝備的演進，士兵的盔甲負重也越來越高。比如在宋朝，一個全副武裝的精銳宋軍，僅盔甲就重達五十斤以上。明初一個士兵，連盔甲帶武器糧食加起來，負重也多達八十八斤。後來隨著棉甲等裝備的普及，士兵們也「減負」，鴉片戰爭前一名披甲的士兵，盔甲重量也減到了24斤。但即使如此，「負重跑」的壓力，也是相當大。

所以，比起那些精銳部隊在古代戰爭史上「狂奔」的奇蹟來，古代大部隊每天「高標準」的行軍距離，往往是在三十里左右。能做到這標準的，就可以算虎師。

而且，一支軍隊能不能跑，當然不止要看選兵，更需要有嚴格的訓練條令。比如北宋的禁軍。軍人出身的宋太祖趙匡胤，不但以嚴格標準進行全國海選，組成二十萬人規模的禁軍。訓練更是抓得緊：領著高工資的禁軍士兵，每天都要「早教習閱，無得翻休」。等於天天都要嚴格訓練。重要的一條訓練項目，就是「練跑」。

在「練跑」這事兒上，趙匡胤也是獨出心裁，不止是日常要練，領工資的時候也要練。每到發工資（當時工資主要是糧食錢財）的時候，假如你軍營在城東邊，發工資就要在城西邊，要跑步穿過整座城市領工資，然後再跑步扛回來。等於是每月都要扛著一百八十斤錢糧來個「急行軍」。不會跑？這個月就等著喝西北風吧！

如此練法，效果也極好。比如宋太宗年間，宋遼戰爭爆發，兵鋒直指燕雲十六州的宋軍，從鎮州出發直撲幽州，十天狂奔了五百里，且沒顧上休息就與遼軍交戰，又把遼軍打了個稀里嘩啦。所以強大素質，也叫遼國一度嚇破了膽。如果不是接下來「軍事愛好者」宋太宗一頓作死瞎指揮，這叫北宋歷代皇帝悵恨了一個半世紀的幽雲十六州，原本應順風順水拿下。

而比起宋太祖的「領工資刺激法」，明代大英雄戚繼光，在「練跑」這事兒上更理性：「領工資」只能刺激一時，長期積累才是王道。以戚繼光的話說，跑步這事兒要循序漸進，「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裹足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到了實戰戰場上，這支多次「零傷亡」痛打倭寇韃靼的戚家軍，也一次次上演過「狂奔」奇蹟。、最典型的，就是嘉靖四十年的「台州花街大戰」。是年四月二十五日，連續奔襲作戰的戚繼光，得知了大股倭寇正偷襲台州的消息。他當機立斷，不顧部隊已斷糧的困境，硬是帶著部隊兩天空腹奔跑了七十里，成功在花街堵住了倭寇。而後這支飢腸轆轆的部隊，連飯都顧不得吃，就投入到殘酷血戰裡，終於以傷亡三人的代價，將這支數千規模的倭寇斬殺殆盡，救出被擄百姓五千多人。看過這給力場面就知道，「能跑」的部隊，有多英雄！

當然，如前文所說，一支部隊的急行軍能力，是建立在嚴格的紀律與訓練上。所以很多時候，部隊「能不能跑」，也是一個王朝興衰的鏡子。比如曾經很能跑的宋軍，到了北宋末年時，就特別不能跑。連每個月「奔跑領工資」這事兒，都常僱人「替跑」。可領工資的時候能替，打仗的時候可沒人替。多年文恬武嬉，宋軍「兵不成形，戰全無紀律」。特別是在黃河邊的大戰裡，數千宋軍見了金軍就跑，卻是跑都跑不贏，被人家一口氣全趕進了黃河裡。而肆意追殺的金軍，傷亡才不過三人。在多少古代王朝的亡國畫面裡，「軍隊不能跑」「跑不過」這事兒，也是常常做了生動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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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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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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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核能電廠進入除役階段所面臨的考驗（2021/02/16 北海岸反核自救聯盟）

黑道綁標，這樣拆廠安全嗎？

去年八月，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因除役工程引起黑道砍殺包商的事件，多年以來，也曾聽聞核電廠有各項標案工程進行時，各地核電廠一時間有如黑白兩道辦公室，以方便進行監視、圍堵執行工程標案業務。近年更有傳聞，為了除役工程，各方人馬時常相聚餐敘喬生意，酒杯乾到都快破了，因無法進一步得到證實，也只能聽聽就罷了。龐大的「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確實能引起各方垂涎覬覦，但是，核電除役工程事涉核能安全，若不能嚴格把關，恐造成嚴重核輻射事件，將後患無窮。無能為力的老百姓，只能期盼有較專業的廠商進場，平安的送核電廠最後一程。

拆廠是另一種專業，需要全新思惟與人才

自核電廠開始進入除役階段，除役專業及人力編組，隨著各階段的進程而有所變動，2020年初，個人陸陸續續收到來自台電內部，各單位相關人員種種的陳訴，就其中某些信息發出的軌跡判斷，也輾轉到了立法院諸公諸母的手上。但台電部分的回應與作為，竟只是呼嚨這些少不更事的立委，將因應例行工作人員的編補派任，說成除役拆廠專業人員的更動，如此牽強附會說成為了因應核電廠除役組織變動的決心，著實荒謬至極。於是在事隔將近一年，整件事情幾經立院諸公諸母的處理未獲改善之後，謹以此文對外揭露。

核一廠於108年7月16日正式除役，為三座核能電廠正式邁入除役的開端，然而台灣過去完全沒有核電廠除役的經驗，因此，整體社會正面臨著一個全新且未知的巨大挑戰。

核能電廠由發電營運階段轉為停機除役階段，其工作任務有極大差異，運轉發電階段的重點，是在確保維持發電與保證運轉時機組的安全；而停機除役階段則必須確保核電廠拆除時，受輻射汙染的設施能得到妥善的處理，不要發生核汙染擴散；同時，也須保障拆除工人的安全，拆除後核廢料得到處置，土地得以復原，環境可以修復，生態得以復育，地方可以重生。

核電廠除役與一般火力、水力等電廠最大的不同，在於拆廠過程中會有大量的核廢料產生，所以核電廠除役的首要任務，便是輻射特性調查與拆除作業的安全防護。為此，台電公司必須審慎規劃、建立專業嚴謹的量測方法、制定拆除程序與工法，針對拆除後的設備、混凝土、土地等物質進行量測，一一分類、進行安置。

台灣除役專業人才的困境

核一廠為台灣第一座除役中的核能電廠，而整個國家過去並無除役經驗可供參考，因此必須大量研讀國際除役相關技術文獻，甚至須派員至國外除役電廠實習訓練，向世界各國學習除役技術及經驗回饋、尋覓教材。

參酌國際除役經驗報告文獻中得知，從生產的運轉階段進入停機除役階段，人員的訓練、工作組織架構的再調整、重新學習新技術、擴大輻射防護組織編制、縮小發電商轉等相關措施，至關重要，整個工作重點已由核能發電轉至輻射安全拆除階段，但台電至今未見應有的作為，竟還呼嚨誤導立法委員。

除役開始時，最重要的量測輻射計畫叫做「輻射特性調查計畫」，該計畫顧名思義，就是訂立一套為了除役拆除工程進行輻射量測的計畫，台灣過去並無經驗，因此撰寫此計畫必須參考大量國際文獻，並理解核一廠周邊自然環境，方能達成。核一廠員工的平均年齡超過50歲，以台電國營事業的風氣，恐有一部分人是抱持著等退休的心態在做事，不太願意學習新的技術，況且還須具備外文的閱讀能力。這風氣可能不容易改善，但是面對除役工作最重要的組織內部，並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若不能做好輻射防護，那怎麼能保障民眾的安全？

除役期間最重要的內部工作環境如此蕭規曹隨，主事者消極應對、資深員工不願配合，甚至抵抗年輕主管的指令，整個電廠瀰漫著核工業沒有未來的言論，讓電廠內有心做事的底層主管與基層執行者，受到壓迫，看不到未來，士氣低彌，如何有動機和能力來進行除役工作？整體的工作進度恐將因此而延後，目前許多輻射防護與拆除分類相關技術及程序必須撰寫，屆時除役恐將無法照原定計畫25年完成！而終日文恬武嬉的主管與資深員工，反正剩沒幾年就退休了，若不深思電廠經驗傳承與除役人才培育，將來受到最嚴重影響的，就是人民的安全。

除役執行與除役安全，政府應嚴格督導

參酌國際除役經驗文件，除役要做好，物質輻射量測與分類安置計畫、人事組織架構調整、技術經驗學習交流，至今看不清台電應有的完整作為；後端處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能力訓練、人力編制執行除役計畫？還是須由長久在核電廠掌管核能運轉的核發處承接？兩個單位的專業取向與能力落差為何？而這些能力對除役的影響是什麼？原能會亦應負起訪察查證、監督管制之責，一併對外說明。

台電公司對外宣稱，核一廠除役已拆除了兩座鐵塔，好像除役有順利推動，其實那兩座鐵塔根本不在輻射污染範圍，除役的重點在於拆卸機組，而非只是那些外圍的鐵塔而已。距離專業的除役工作，台灣還有很漫長的一段路要走！

〔NHK紀錄片］核電廠除役：來自全球核電廠的警告
https://youtu.be/Qw6vkH1AhqI

【後記】
要當個立委（議員麻共款），須要具備一定的能力與特質

此事輾轉在立法委員手中處理，經歷了將近一年時間的等待，並未獲改善，諸多陳請人與投訴者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最終還是要人民自己出手，當2020年1月13日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開票後，曾在自己的臉書寫下對於臺灣未來的祝福與擔憂，對於從政者的期待，現在看來是以失望收場，尤其是立法委員，沒有規劃與章法，四年任期，一晃蕩就過去了，除了少數幾位優秀立委的表現（非公督盟的名單），只能說不知道他們在立法院衝三小？

後來看到這一屆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名單，無論是分區立委或不分區立委，真的驚訝到快說不出話來！其中有哪一位是長期關心核電核廢？或者在此領域中有其專業？更不用說了解台灣當前以及千萬世代將面臨的核廢問題？

附上2020年初，個人臉書摘要：

“..... 臺灣選舉，一部份還是停留在，只看藍綠，不問是非，以及大部份中共的因素，要當個立委（議員麻共款），須要具備一定的能力與特質。

希望，接下來的立法院，不再噴口水、灑麵粉、和稀泥！不是網紅的秀場轉播站！

不要成為政二代的練兵場！也不要做為演唱會的化妝間！

更不要淪為角色扮演的更衣室！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前進指揮所！

恭喜所有當選人與政黨，期待他們在未來，能認真、守本分，為人民、為國家，謀求最大的福祉。感恩所有長期以來，不時的看顧與愛護的長輩、鄉親、朋友們。祝福大家！祝福臺灣！繼續努力，走下去！....."

本文作者：郭慶霖 /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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