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錨解釋的八卦，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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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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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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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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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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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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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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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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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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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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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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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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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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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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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社會住宅的居民不該被污名化
社會住宅附近的居民，也不該被污名化！

每個社會住宅的案子遇到阻力的原因都不盡相同。

有些確實是少部分人士為了政治因素帶風向。但有更多，是真的有具體的疑慮。

例如我的選區文山區，因為捷運建設長年延宕，交通問題非常嚴重。

而公宅戶數動輒一百多戶到三四百戶，對交通的影響，並非一般百戶以內的建案可以比擬。

當初市府將最多的公宅規劃在文山區時，確實引發地方居民的嚴重焦慮感。

但大多數的文山區居民，是理性且良善的。在經歷用心的溝通之後，文山區的居民也都接受，公宅建設仍然依照規劃進行。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瞭解問題。社宅面臨阻力，就該用心去了解民眾的憂慮在哪裡。

我所接觸過的案例，周遭居民在意的是交通規劃，在乎上下班會不會更容易塞車，在乎公宅的建築品質、管理維護能否比以前的平宅更優質。

幾乎沒有人會問：誰會住進來？更沒有人會說「窮人不能住進來」。

大家在意的是社區的品質管理，是「怎麼住」而不是「誰來住」。

沒有去實際瞭解真正的原因，動輒把社宅周遭的居民描繪成嫌貧愛富、討厭窮人當鄰居、只關心自己房價不關心別人死活的樣子，對公宅周遭的居民非常不公平。

難道社宅周遭的居民就活該被政府污名化嗎？

再者，一個更荒謬的現實是：

如果真的用心去看過台北市公宅的租金和招租條件，就會知道「公宅不能全部都是窮人」根本就是假議題！

以目前台北市公宅的租金，必須是有基礎經濟能力的人才能負擔，最弱勢的窮人還是租不起。

「要有高單價產品讓中上收入者入住，以免整棟房子都是窮人」的說法，是很脫離現實的。

錯了就錯了，回去檢討、改正就好。扯一推五四三，實在很奇怪。

關於公宅，柯文哲有三個跳票、一個原則問題：

1⃣️ 8年5萬戶公宅政見跳票：

我的建議是，8年5萬戶跳票沒關係。但5萬戶的目標不能跳票。

8年內蓋不出五萬戶，大家可以體諒。但8年總可以「規劃」五萬戶讓未來的市府接手做。

2⃣️ 每坪租金不超過500元，跳票：

我的建議是，重做財務評估，以「入住者收入30％」重新設算租金定價及申請條件，評估政府要負擔多少支出，再進一步談自償率如何設定。

3⃣️ 每戶最高租金不超過3萬元，跳票：

我的建議是，全面檢討規劃中的社會住宅房型、坪數、設備，搭配剛才第二個建議，重新設算租金。

一個原則問題：

社會住宅到底是「公營事業」還是「社會政策」？這個大戰略必須清楚定錨。

如果當成「不能虧錢的公營事業」來辦，台北已經有這麼多包租公了，還需要拿納稅人的錢創造全台最大包租公嗎？

如果是「社會政策」，世界上有政府不出一毛錢的社會福利嗎？

定價有問題就該檢討。不要再拿「每月四萬還是搶破頭啊！」來說嘴了

有很多窮人餓肚子，政府推出福利餐廳，宣稱要解決弱勢的飲食問題，限量賣一個三百塊的和牛便當，會不會賣完？會！但這樣合理嗎？

「我請米其林大廚用和牛高級食材，市面上都賣三百五，我賣你三百已經便宜了。而且我的店不能都是窮人來買」

這樣講會通嗎？用納稅人的錢補貼五十塊給買得起三百塊便當的人，這樣是公平正義嗎？

沒人會嫌錢多，中上收入的人在想的是怎樣可以更有錢。市面上接近五萬的新房，定價四萬出租，當然還是抽爆。

只是這8折的優惠，是納稅人補貼給中上收入者租房，台北市已經有錢到可以補貼年收超過100萬的人租房子嗎？

居住正義的核心，就是要解決無法負擔的市場行情。

如果凡事都以「市場行情就是這樣」來解釋，那居住正義就不要再喊了。

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

社會住宅政策不難，找回2014的柯文哲政見而已。

秋風蕭瑟，掠過了清幽的譚公廟，拂到筲箕灣避風港。洪波湧起，打散了月兒傾瀉的粼光。五更時分的小碼頭，已經有十來人正盼着破曉。陸續見船隻埋岸，漁民將漁獲攤放於海旁叫賣。這一大早，來買海鮮的街坊算不上是絡繹不絕，卻也是湊了個小熱鬧。一名白髮老人正姍姍步至，眾人都抬頭喊聲「喜叔」，啊，他可是筲箕灣最老的漁民，身旁的正是他的髮妻喜嬸。他的白襯衫早已泛黃，於是他套上了一件灰白的風衣，遮蓋着點點風痕浪跡，也擋擋清勁的晚風。畢竟他已年屆七十五，不如壯年襟風，要堅持出海，總得披上護甲。二人與老街坊寒暄一番後，就來到岸邊佇足。望着墨藍的大海，他目光落在汪洋上虛緲的一點，彷彿，那裏有着一塊，至珍的瑰寶。

最美的相知
船舶擊拍着浪濤，浪花的聲音呼喊着他們上船。喜叔兩公婆登船後，就訴說着這是兩人的恆常生活。畢竟上了年紀，二人現時大概一星期出三至四天海，只要是出海日，他們都會於凌晨四時起來梳洗，五時許來到譚公廟這邊，由駁艇將他們送到自己的漁船上，因為漁船怕被損壞或盜取，不能停泊岸邊，故要由水上人稱為「送人艇」的接駁艇接送。不消五分鐘，小艇已停定於漁船旁，每艘船的位置已經分配好，漁民都有協議，不會混淆或佔位。二人利落地跳上船艙，喜叔第一時間執纜﹑泵水，仔細檢查船隻機器是否一切正常；喜嬸則於船身右側位置，拉起繩網堵住入口，防止蟹籠掉到海裏去。確定一切沒問題後，漁船就出發去。見喜叔開船技術之純熟，可知一定是訓練有素。他邊駛船，邊把自己身世娓娓道來。


四十年代，筲箕灣還是個漁灣，打從出生，他們一家人就住在海上。自幾歲起，喜叔一直都跟父母出海捕魚，他記得，那個年代，漁船還是搖橹的。當時因為要糊口，一家人天天出海，開足一星期工。直至八歲時，父親去世，他就跟媽媽出海捕魚，過着相依為命的生活。因此，喜叔自小與海洋打交道，雖然沒有了讀書的機會，目不識丁，卻練得一身好功夫，擔起了男人的責任。

對他而言，自己最幸運的，就是在這片海中，遇到最美麗的她。喜嬸，同樣是水上人，因為爸爸有一艘漁船，故自小就跟着父親出海捕魚。後來喜叔於其漁船打工，二人相戀十年方才結婚。婚後不久，喜嬸誕下大兒子，喜叔於是盤算，沒理由跟岳父打一輩子的工，於是與太太商量，決定考船牌，自己買一艘船捕魚，當時要買小型漁船很便宜，只需三千至四千元，到後來才慢慢換了艘大船，至今，與喜嬸已歷四十四年的風浪。


霎時清風，海水又將日月吞吐，波濤化成一片湛藍。如斯美景，夫妻二人未有閒暇抬頭欣賞。只見，喜叔把船停下來放錨，接着就忙於操作面前的起籠機，顧名思義，就是把前一天丟進海中的蟹籠逐個絞起來。這種捕魚方法叫「浸籠」，把魚餌綁好於蟹籠內，將蟹籠丟入海中，貪吃的魚兒就會從小洞竄進籠內被困，最後漁夫把蟹籠收回，再取出籠中的漁獲。往日，漁民多用排釣的方法，漁獲較多，但放了魚餌後，就要即日去撈起，不然魚兒都會逃脫。浸籠的好處就是沒那麼辛苦，蟹籠因為較難逃脫，故此放籠入海後，隔日再起籠也沒有問題。把蟹籠絞上來後，喜叔起勁地把籠子一個又一個丟往艙內。一旁的喜嬸把大堆魚餌從冰箱舀出，撿起地上的蟹籠，把裏面的魚及蟹倒出分類，蟹不能跟魚放在一起，不然會把魚都鉗爛，蟹放在外面的籃子裏，魚則放在魚倉。

接下來的步驟，檢查籠子有否被雞泡魚咬爛，如有破損就要修補，她邊縫補着邊謂：「蟹籠係我哋嘅飯碗，冇佢邊有魚？呢啲籠唔平㗎，嗰次打風，跌咗了四百幾個，冇咗幾萬銀。」她嘆一口氣，補好破洞後，就換入新的魚餌，舊魚餌多會倒掉，浸過海水鮮味就沒有了，魚兒很聰明，不新鮮不吃，而且魚餌要用新鮮的魚，有黃魚﹑池仔魚﹑鱭魚﹑橫雜魚，有時更會用九棍魚，下冰下鹽醃漬，以前買魚餌大約兩元半一斤，現時則要五元，成本相當高。轉眼間，一百二十個蟹籠已經埋疊了半艘船的位置，喜嫂隨即把籠子逐個舉起，再大力拋進海裏。一個籠有八斤重，一天五百多個籠，一隻手舉上來，十分吃力。喜叔指拉上來還好，丟籠下海更辛苦，更用力：「我習慣啦，唔係太辛苦，我成日叫太太開船，我去丟籠，佢話唔好，佢唔習慣喎！」每完成一百二十個蟹籠稱之為「一壇」，一天約莫做三壇。做了第一壇後，二人就開船往另一邊海域再重複上述工作，

最好的相伴
浪濤上的朝暉，日復日，仍舊美如初。夫妻二人的工作如是，甚至捕魚的季節及地方都有規有律。六至七月時，他們會去蒲台島﹑橫欄島等海域；八至十月風大，則去東龍島﹑石澳等，總之不離開香港。已經做到第三壇，眼見漁獲不算多，亦未見大魚。喜叔解釋，六至七月時，因為風斜，可以把船駛出一點，是捕得最多魚的時節。捉到大魚對他們而言，不是太常見，七至八斤的大魚，一年才得見十次八次，反倒一至兩斤重的魚就十分多，一天能有個十條八條。捉到大魚，足夠讓他們樂上一整天，他興奮地說起：「嗰日捉咗一隻大蟹幾開心，隻蟹重一斤十二両，賣咗一千蚊。」說得眉飛色舞，令他憶起最豐盛的年代。

七至八十年代，科技沒那麼先進，漁民眾多，卻大家都常見豐收。好景不再，現時的漁民並不如以往純樸，年輕一輩為求賺錢，都採用高科技的圍網漁船，他們又稱「燈光艇」。這些大型漁艇會栽一個海車，用海底雷達偵測海魚的位置，將牠們擊暈，魚兒不會動，只好任他們捕捉，一百擔﹑二百擔，全都捉走了，這樣，海洋都沒有魚兒了。說起來，他帶點唏噓：「嗰啲圍網漁船，一年賺二千幾萬，一隻咋！啲漁拖全部都係後生仔，用我哋個方法捕魚好少啦，可以話冇啦，我哋就快被淘汰啦。」歲月匆匆，又豈止慨嘆，還有那些年的驚險，依然歷歷在目。廿七至廿八年前，喜嬸與喜叔於風雨天出公海，二人合力扯桿，喜嬸蹲下來時，一個大浪打過來，把她拋下大海。往事嘛，說起來還可打個小趣，喜叔笑指很多水上人，其實都不懂游泳，包括太太：「咁我咪跳落海捉實佢，我叫她啊，唔好掐我條頸，搭肩頭好啦！你一掐住我就會死，一齊死。」結果船身壓下來，他一把推喜嬸上船，自己則於船底游過對面上船，喜嬸聽着猶有餘悸。年輕時經點風浪不算甚麼，現在年紀大了，倒要看天氣做人，大風反倒沒有所謂，可以如常出海，遇着大雨大多不出，免得冒險。

聊聊昔年，漁船不知不覺已駛到停泊處，駁艇早就在此靜候。他們一般於十一時許上岸，把漁獲推到魚檔賣，如遇到較大的風浪，就要先把魚兒放到水中數小時，好讓牠們先嘔吐乾淨。以往，喜叔都如早上的漁販般，於岸邊擺賣。經常被食環署追捕，被捕的話就要罰款及充公漁獲，損失慘重。終於，一家人於二十多年前上了公屋，決定租魚檔賣魚。說時遲，手推車已經被推進寫着「祥好鮮魚凍肉」的魚檔內，喜嬸接着一個勁兒把海鮮分類放在檔攤上的一個個膠籃內，用水養着活魚。他們賣的魚多是自己捕來，如果數量不夠，就向其他漁民買魚，運來魚檔。

喜叔於筲箕灣土生土長，自小已經捕魚賣魚，很多老街坊光顧。如果捉到六至七斤的大石斑，他會打電話着熟客來買，故大魚通常很快賣出。他半點不認老，賣魚都要親力親為，客人多是衝着他而來：「好多客見我唔喺魚檔就睇一睇，問，阿叔呢？去咗邊度？檔口啲人話阿叔去食飯啊，啲客就話轉頭先嚟買。」也不是浪得虛名，這些魚好不好，是否真的海魚，喜叔一看，全都知道。語畢，他就忙於向檔前的大叔及大媽滔滔介紹今天的漁獲，倉魚﹑金鮕﹑荷包魚，哪一種較清甜，哪一條新鮮得眼睛會滾動，如何煮才好吃。跟街坊聊着，不知不覺已經到了黃昏。足足工作了十四小時，這就是老漁民的一天。

一天很長，一世卻短。喜叔與大海作伴一輩子，沒有因此而富貴，只是過了樸素的七十五載。他倒是看得很開：「生意好難做，我哋幾十歲冇所謂啦，難做都照做。」事實上，他根本離不開這片大海。朋友都勸他退休，他也就試着退下來。只是，休息到第八日，他竟然頭昏腦脹，怎麼說，就是暈船浪的感覺。他覺得奇怪，就試着出海，結果出了海整個人又變得精神起來，頭也一點不暈。他跑回家跟太太說，還是不能退休。一心打算退休湊孫的喜嬸，只得苦笑：「冇辦法啦，佢要出海就陪佢出，辛苦命。」倘若喜叔最大的樂趣，就是捉到大魚，大豐收；那麼喜嬸呢，不就是看到老伴的笑臉嗎。

縱已滄海桑田，他依舊追逐，因為，他早已尋見他的天涯海角。她，亦然。

祥好鮮魚凍肉
地址：筲箕灣金華街57號
營業時間：6m-5:30pm

採訪：黃寶琳
攝影：胡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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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 Souls 2(黑暗靈魂2) PC中文版。

今集講乜？打BOSS之秘技，高手的證明，教你如何秒殺大佬（或被秒殺）！仲有各種Dark Souls既深度淺談。

1m40s - 點樣分配能力? 關於softcap和cap的說明
4m35s - 高手的證明 - 教你如何秒殺咒縛者
5m20s - 第二次死! 一定係敵人攻擊既判定有問題, 一定係! 除非唔係!
6m50s - 第三次死! 高手的證明 - 教你如何被大佬秒殺
7m40s - 解釋死亡的懲罰, Dark souls和Demon's souls的分別
8m00s - 高手的證明 - 招架真係好易lor...好似係
10m00s - 高手的證明 - 秒殺咒縛者
10m30s - 初玩者的神器
11m30s - 老梗
12m00s - 遺忘囚籠快閃黨 - 古老鑰匙
15m30s - 海德巨火塔 - 輕鬆
18m30s - 高手的證明 - 秒殺龍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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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11三立iNEWS 實價登錄2.0價格更透明 可能議價空間變小
三立原影→https://youtu.be/HcJgwnXhKZY

以往想買預售屋，就先看看樣品屋，有喜歡坐下來慢慢談，看不到實體，不少民眾都會趁機殺價，能砍多少是多少，不過現在議價空間可能會縮小。

記者／張珈瑄、王承偉 採訪報導……↓

原因就在實價登錄2.0主打資訊更透明，有專家分析現在「預售屋」建案名稱、價格全都露，可能會帶動不二價現象。

原因就出在，假設A買家用1千萬買一戶預售屋，而B買家只用8百萬，因為現在預售屋成交物件必須在一個月內登錄，這樣一個月後A買家發現自己買貴了，代銷人員恐怕會面臨消費糾紛。

房仲業者／陳泰源：先買的買家，會讓他們有一種不公平的感覺，萬一越買越低的話怎麼辦？有一些建商或許會鑽這個漏洞，先找自己人左手換右手，先買一個、揭露一個比較高的價錢之後，一旦這個價格被定住了，之後接手的買家就會一直不斷往上墊高價。

專家解釋，就怕預售屋價格成為有心人士「定錨價」，因此不二價似乎更保險，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可能也會帶動房價緩漲，不過也有另一派專家認為，其實還是要看當時景氣好壞。

房市專家／黃舒衛：相對來講，如果景氣翻轉之後，如果現在登錄的狀況或者是登錄的買氣就變成消費者殺價的基礎，所以基本上我認為說，實價登錄是有一個助漲或助跌的這個效果。

也就是說實價登錄價格可能是地板價，也有可能是天花板，專家提醒民眾，實價登錄還是參考用，不管看到什麼價格，還是得多看、多比較，不要因此失去自身對房價的判斷。

陳泰源YT→https://youtu.be/BM7n4I1rlEQ

部落格→https://taiyuanchen1223.blogspot.com/2021/07/210711inews-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