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文章詳細解釋為甚麼海外華人更「愛國」，也解釋了溫哥華成為深藍廢老樂園之謎：
//這種「海外樂觀、國內悲觀」的現象，似乎呼應很多人觀察到的現象：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好像往往更加「愛國」、更支持中國政府。
我也不只一次聽到華人餐館的老闆和我說，「現在中國有錢了」、「現在中國人受尊重了」，彷彿是毛澤東當年在天安門上大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巧合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也在高唱「起來」，大概也是中國人習於想像自己「被壓迫、被迫蹲低」的來源之一。（西方有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Asian Squat」這個說法，但中國或許也有自己的東方主義和復興敘事——「Chinese Squat」。）
於是我總想，海外華人的愛國情緒，或許也和華人移民內蘊的屈辱意識有關（不論來源是從小被教育的史觀、或是在海外生活被歧視虧待的遭遇），而過去往往在客居社會從事底層職業的華人，似乎也更容易將個人處境和自己的國族身份扣連在一起，將自己在社會階層中攀爬的想望，投射在國族地位的「晉升」之上，似乎也算從另外一個角度呼應了孔恩的觀點。
再說，海外華人遠離原鄉，幾乎不用承擔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與負面影響，卻恰好也是最能直接因為中國崛起而感到「地位提升」、分享崛起紅利的一群人——如果他們不愛國，還有誰更適合愛國呢？
照這個邏輯來看，如果想要解決海外華人的國族主義衍生的問題，貶低中國體制、嘲笑中共專制都是沒用的，因為那種被「看低」的感覺，或許正是這種國族主義的源頭之一。//
孔恩 在 孔恩基本簡介- 精華區R923220PA - 批踢踢實業坊 的八卦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號 星期一 中國時報 第２０版 時報科學
一九八九年底，在孔恩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大辦公室中，當我把「科學革命的
結構」一書的中譯本（由程樹德、我、還有王道還等譯）一本贈給孔恩時，因為當時
沒有得到芝加哥大學書局的承認，算是海盜翻譯本，故心中有些不好意思，但也對孔
恩直說承認了。當時他心情相當愉快，沒有任何覺得不妥的感覺，翻了翻這本在中文
世界中較好的翻譯本，隨即將之插入書架之中，然後又繼續興致勃勃地與林正弘、紀
樹立、我等人談「中國科學」、數學史、傅柯等等的話題。
因為國科會出國研究的機會，在八九與九零年那段波士頓的日子裡，有機會結識了這
位心儀已久的同行著名學者，才開始把他這個人與我所熟悉他的文字彼此結合起來。
一直到最近，回到哈佛開會，還在書店中期待看到他新書的出現，沒想到甫方回台，
就接到才健兄的電話，才知道我心中的一代大師，已經靜靜的走了。時間，是二十世
紀的世紀末。
在中文世界裡，過去對孔恩在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上的評介，台灣與中國的學者都
寫過不少，不過良莠不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找來看（最近「東大圖書」出版了中
國學者吳以義的「庫恩」一書較偏重科學史的面相）。以下我先對孔恩的工作做個極
簡略的勾勒。
由「不可共量」到「革命」
早年做為哈佛物理系研究生的孔恩，在偶然的機會裡，突然認識到亞理斯多德的「物
理學」，相較於今天的物理學，不能說是錯誤，只能說是「不同」，也沒有可以共通
比較的基礎（如「有理數」與「無理數」二者之間）。因為這個啟蒙式的領悟，使得
他後來從物理博士後轉向科學史的研究。從兩種物理體系的「不同」，他理解到歷史
中從一個科學理論跳躍到另一個科學理論的「科學革命」性。因為彼此不能共通的比
較與計分（所謂「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科學理論的演變需以「革命
」的強烈方式出現，正如一個社會中的新舊政治體系與意識型態彼此「不可共量」，
政體的演變也往往需以「革命」的方式來進行。
進一步，既然作為一概念的「科學革命」被正式提出，科學發展長期是「漸進累積」
（從哥白尼到牛頓到愛因斯坦）的傳統想法就受到質疑，科學思想在歷史中的動力性
、矛盾衝突、彼此競爭乃至革命的種種驚人的新問題性，也都因為孔恩在一九六二年
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簡稱「結構」）一書，而在科學史、科學哲學、一般
科學的領域中，投下了一顆強力的炸彈，其餘波與影響，至今仍在許多領域中發展與
討論。
從稍早的「哥白尼革命」一書，到著名的「結構」、後來的「必要張力」論文集、還
有「黑體理論」這些孔恩的專著裡，一般而言自然是「結構」一書最有影響力、也激
起最多的討論。它除了是英美在六０年代興起的所謂「新科學哲學」（相對於較主流
傳統的邏輯經驗論式的科學哲學）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本書之外；在語言哲學的意義理
論中，也因為「不可共量性」的問題所衍發具歷史意義的「意義變遷」（meaning ch
anges ）問題，使得不少人重新去構思意義理論，而與過去以靜態邏輯語意學為主導
的意義理論產生了長期的論爭。
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深遠
因為「結構」中大量地將「典範」（科學史中領一代風騷的經點著作）、「革命」等
概念使用到科學史中，也影響了科學史研究中更重視概念的發展、競爭、歷史動力、
科學社群等等問題性，導出許多新的研究取向，特別是在十七世紀的物理科學史、十
九世紀的生物學史、達爾文革命等等領域上。同時，也因為新科學哲學的興起，使得
過去深受舊科學哲學影響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討論，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
。曾有一段時間，像「典範」、「常態科學」、「革命」、「社群」等概念大量地充
斥在這些領域中，並有了它們的新生命，連孔恩都對它們很陌生。
就我當年在美國讀哲學的經驗裡，因為分析哲學的高度專技化，使得其中的著作常常
對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無甚影響。若真的有影響，大概只有兩本書，一本就是「結構」
（屬科學哲學），另一本則是J. Rawls的「正義理論」。
我前面提過孔恩的四本書，都出版於八０年代之前。從八０年代到九六年的過世，他
一直尚未有新的論著問世，雖然零星的論文已有相當一些。在這「後期」的孔恩，他
主要的問題性在那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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