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
我的同事區家麟，幾個月前忽然煞有介事召我入他的辦公室，神色凝重。我嚇一跳，跟他一起工作幾年，天掉下來他當被子蓋，甚麼事他會這麼緊張？
我站在他那個背面大窗可以看到大埔慈山寺觀音像的房間裡，他的房間如其人，不花巧，只有少量綠色植物，一些從遙遠國度帶回來的原木紀念品，滿櫃子的書，他好像從不拉窗簾，一年四季永遠不開冷氣，只開窗通風。
他從寫字枱上抑起頭來，眉頭深鎖着說：「我想跟你說，你一定要出書。」
我噗哧地笑了出來，心想，這麼短的一句句子，幹嗎在走廊不說，為甚麼不用電腦短訊交待，要面見交待？我還以為他要告訴我關於他又或者辦公室裡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區家麟就是這樣，表面上很冷靜，生活小節他從不上心，只關心社會上的事，關心記者可以紀錄真相的事。他以前跟我說，辭去電視台工作去讀博士學位，不是為前途或生計，一心只想研究一個課題，一個關於傳媒機構如何審查的命題，他做了，也把成果出了書。
我看到他出書的樣子，幾年前，我和他一起帶遊學團去布拉格，他去到那裡也抱着電腦，連坐長途車從捷克到德國，搖搖晃晃的車子裡，他也是抱着電腦，他說要出一本書，要把他寫完，那就是後來的《二十度陰影下的自由》。
關於出書，他經驗比我豐富，他好像先行者，我只能跌跌碰碰地跟隨。
說回那個大背光的房間，他說完那句叫我出書的話之後，我有點佻皮地顧左右而言他，反問他：「你也寫了很多反修例的文章，夠出書了，幹嗎你不出？」他又一貫地欲言又止，推說會和別人合輯：「我唔同，你果系列的文章，完整好多。」
是嗎？我也不知道，或者當局者迷，在反修例運動前線採訪的記者何其多，特別是攝影記者，要有多優秀有多優秀，我經常處於一種自我懷疑。
自九月已有人提議叫我出書，那時運動才剛開始。後來不少前輩也以這種區家麟口吻勸喻：「蕙芸你要不要出書？快一點出！」他們的語氣好像是，遲一點，書就會出不了；但那邊廂，運動還在發展，一場沒有臉孔沒有大台的運動，誰敢說，自己的紀錄是權威？
更多時候是，採訪的時間已把我的生命最後一滴精力榨乾了，「出書的事，遲一點再說吧。」我完全沒有多餘精力去想這件事。
說回區家麟，他應該是在我採訪反修例運動中，其中一個相當了解我的人。我們不時在現場碰面，他素服一道，從不穿反光衣走在前線，走在和理非之中，通常我們遇見，在開打之前。我們交換了一兩句，互相訕笑一下。
更多時候，是大戰翌日或當日，我們回中大一起講課，我總是唉聲嘆氣，談一點在前線看到的事，他有時會建議我要寫甚麼題目。好像十一月警察把催淚彈射入維園，整日有太多事發生，他一槌定音：「維園值得寫！」就這樣，我才回家去敲鍵盤。
對於一個孤獨的採訪者，思緒難免混亂，多幾個腦袋幫手清晰地建議一下，十分重要。
在警察攻入中大那一夜，我全身中了藍水回到辦公室，洗身寫完文章小休，天剛亮，從房間走出來，我第一個碰到就是區家麟，他枱面擺了一堆杯麵餅乾，慷慨讓我拿去充饑，我們你眼望我眼，沒有甚麼對話，我跟他說要買甚麼物資，他也苦惱如何去做，車子全塞了，要爬山才可以出進出。但11月13號那個早上，中大山頂我們交換的眼神，勝過萬語千言。
大戰落幕之後，有一次在中大偶爾碰到小思老師，她坐在另一位教授開的車子駛經中大校園，我上前打招呼。八十多歲甚少出關的老師，在大戰之後看到我，第一次捉着我的手關愛地問：「中了藍水之後怎樣？沒事吧？」我差點要流出眼淚。小思老師也建議我出書，語氣罕有地有力：「要出，快點出，把書發送到越遠越好。」又一位前輩鼓勵着我。
可是，整個12月，我自己情緒也進入低潮，雖然繼續採訪，整個人像掏空了，有時睡覺要睡十幾個小時也不願起牀，好像要補眠之前虛耗的精力，人靜下來，一幕一幕衝突還在腦海裡重播，一些眼神一些話語，想起來心頭就升起憤怒。
去年底，突破的編輯找我出來去咖啡館，說要準備出書，我還像一個行屍走肉的亡魂一樣，不住嘆氣，眼神空洞。總之，沒有工作的動力。一想起出書的工序之多，就頭疼。
沒想過，一月尾，肺炎疫情來襲，從天而降的stay at home時間。那些時間，剛好讓我靜下來，把照片短片及文章一篇又一篇重溫，校對，編訂，增補，書開始有結構和脈絡了。然後，邀請前輩友好寫序。
幾星期前，終於收到一篇又一篇的序。我不是第一次出書，但這次就是不同，這幾位友好，好像比我更緊張。
在出書這個世界，寫序的友人未必能抽空看畢作品，這是人之常情，但令我震驚的是，好幾位友人，竟然抽出寶貴時間，把這本廿萬字的書，從頭讀到尾。
劇作家莊梅岩要求我把幾吋厚的實體書稿送上，我戴着口罩抱着雞皮紙袋在疫情嚴峻之時，親身速遞，她有點不好意思，我回答：「怎會不好意思？我多謝也來不及！證明妳會看！」看完，序送上，她還約會我飲茶談足一個下午。
剛出獄的陳健民，跟家人相聚的時間也未有，就要馬不停蹄開動，細讀每一篇過去大半年發生的事。要讓他從牢獄中出來，就要讀我那些有血有淚的文字，實在是太過不近人情。
還有周保松教授，他是最早一位催促我出書的前輩，感謝他的鼓勵。
遠在台灣的獨立網媒《報導者》的同業李雪莉、何榮幸兩位，難得是港台連線的互相支援。雪莉在去年和同事從台灣飛過來，親身到中大跟我談過，又到過現場吃催淚彈，她明白我們經歷過甚麼；榮幸是我敬重的新聞界前輩，他沉實穩重，我們甚少談話。但看他替我寫的序，好像從文字裡已經觸摸透身為一個記者的痛苦、狂喜和掙扎，那種隔空他也看透我心意的厲害，讓我震驚。
最後要感謝的是突破出版社。坦白說，不只一間出版社接觸過我，而此書能夠在香港出版的意義十分重大。編輯小姐是很有衝勁的年輕人，難得她對着那麼多執着的我，依然任勞任怨。而在香港，出版空間和新聞自由一樣，受到各種威脅，能夠與同路人一起完成這本書，是美事。
我們還有同路人，我們並不獨單。雖然天很黑，但星還是閃閃發亮。
當然，同路的，還包括運動裡，每一個香港人。
《天愈黑，星愈亮》正接受預訂，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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