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的夢想驛站》撰述委員呂怡青、攝影記者彭智宏
【中印衝突中的不丹系列採訪之二:GNH入憲十年 探訪喜馬拉雅山的快樂王國 1999年電視解禁 寺廟與電視同步併存 不丹社會轉型分水嶺 】
位於喜馬拉雅山東麓的不丹,自七零年代推出以「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發展願景,並於2008年將此理念正式寫入憲法後,全面啟動打造幸福國度的工程。在GNH的四大施政支柱中,在環境維護和傳統文化之外,另外兩個支柱分別是良善治理和社會平等運作。但這兩個支柱,隨著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浪潮,變得愈來愈難實現。西方國家花了兩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在不丹被濃縮成二十年,期間也無可避免出現許多過去完全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和挑戰。
此外,最近中國和印度邊界發生的衝突,也讓我們再度注意到了不丹。這幾年隨著全球化,相當多的觀光客來到這裡,它正在改變當中。
皇家植物園這天湧入不少遊客,為的是慶祝杜鵑花節。自兩年前以歡慶第四世國王六十歲誕辰,首度舉辦慶典活動後,就變成年度盛事。參與表演,是青春期的中學生最期待的事。
歌詞:別吸菸、別喝酒。吸菸傷害你的身體,酒精讓你迷失。
不管旋律怎麼變換,歌詞內容都差不多。輕盈舞姿配上警世語句,只能說,大人們對容易讓青少年上癮的東西,真的很在意,畢竟透過媒體而來的誘惑實在太多了。不丹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除了環境和傳統文化,還提倡良善治理,以及透過免費教育和醫療,維持穩固平等的社會運作。這個理念十分接近社會福利國家,人民像溫室裡的花朵般被呵護著。但在全球化浪潮的叩關下,難度愈來愈高。嘗試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驅車前往數十公里外的角落,尋訪另一個平行的世界。
普納卡宗佛學院副校長:寺院裡除一般家庭送來的孩子,也收容孤兒,很多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在父母離異後被拋棄,親戚認為把孩子送到寺院是最好辦法。另外也有父母因為太窮,養不起孩子,把他們送來給寺院照顧。
在一九七零年代全面推動西方世俗教育系統之前,寺院是傳授知識的唯一管道,僧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直至今日,寺院作息仍然嚴謹,清晨五點天一亮起床,一個半小時早課後開始整天密集學習,一日兩餐,直到九點半晚課過後就寢。除了一般學科,還得熟練各種法器的使用。
副校長:我們這裡目前有一百五十名僧侶。最多的時候曾有三百名學生。寺院的成立讓整個社區都受益,原因是只要有人往生,隨時就可請到僧侶幫他們誦經,辦法事超度。
不丹小沙彌向來小有名氣,並非因為特別會誦經,而是來自於得獎電影「高山上的足球盃」。不丹直到1999年才正式解禁,是世界上最後一個開放電視和網路的國家。電影描述神奇黑箱子,如何穿透寺院高牆,攪亂原本的單純和清幽,比喻不丹社會和外界接軌時經歷的震撼。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當電視在1999年首次引進不丹時,家家戶戶都有了兩個光源,一個是電視機,另一個是神壇上的酥油燈。這說明了開放電視後,不丹經歷的社會轉變。電視對不丹社會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Bhutan Broadcasting Service)是唯一的電視台,見證西方兩世紀現代化努力,如何在不丹被濃縮成二十年進程。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看的是印度電影,寶萊塢電影在這裡放映,我們的偶像在印度。可是到了今天,就在突然之間,寶萊塢在不丹年輕人之間退流行了,他們現在更愛看韓劇,接觸更多韓國電影,模仿韓星穿著打扮。我舉個例子。有天我去訪問一間學校。校長也在。他跟學生宣布說,我剛聽說某個韓星結婚了,結果現場所有女同學的心都碎了。這就叫全球化,有人在韓國結婚,結果一堆人在不丹心碎。
物質主義的效應,不丹無能倖免,巨大的文明落差,讓一堆「指教」也跟著出現。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民眾看CNN、BBC,看了以後說,為什麼 BBS(不丹國家廣播公司)不能像BBC一樣,做個脫口秀呢?回想起我自己小時候踢足球,當時沒有電視,整個國家體育場是爆滿的,擠得水泄不通,但自從有電視後,民眾開始問,為什麼我們的選手不能像羅納多、像梅西那樣踢球呢?這就是民眾接觸到更高水準演出的結果。
境外文化的威力,也讓不丹自豪的全民醫療體系備受挑戰。過去四十年來,人民健康條件大幅改善,平均壽命從七零年代的44.5歲,進步到68.5歲,新生嬰兒死亡率也顯著降低。經濟成功脫貧,但仍遠落後其他開發中國家。電視宣導固然讓衛教工作變得容易,但連續劇看多了,許多不安定的靈魂也跟著出竅了。
衛服部官員:隨著不丹在1999年開放網路和電視,不丹就此開始有了許多新挑戰。民眾對政府醫療衛生政策的期待突然增加,甚至還要求能在五星級飯店般的醫院接受治療,但這在公共醫療照護體系裡,根本是不可能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接連出現,最後連不受俗世影響的化外之地,也難擋西方文明的衝撞。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其中一個例子是,很多留學的海外人士,回國接掌了行政體系和公務系統,整個教育體系被以英語為主的西方世俗教育體系取代,對這些人而言,教育等於英語。說英語就等於教育程度好,不會說英語就被認為是教育程度差,結果很多受過非常嚴謹訓練的傳統學者和德高望重的耆老,其中很多甚至是已接近證悟的,反而被看不起。
如今寺院也與時俱進,教授英語和電腦等謀生技能。副校長說,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因緣,走上僧侶之路,許多人在不久的將來,會選擇回到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
夜幕低垂,又到了夜店霓虹燈高掛的時刻。明明是來找樂子,但被整排佛像和國王照片緊盯著,造次的膽子頓時煙消雲散。2008年全球歷經金融海嘯後,人們對心靈性和精神面的渴望增加。同年讓 GNH入憲,不丹因距離產生美觀,成了令人神往的烏托邦。然而過去數十年來,不丹從王權轉型到民主制度,從村落轉型到城市社會,從農業轉型到資本主義經濟,新舊龐雜,絡繹不絕前來尋找答案的人赫然發現,原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業風,早已吹向了這片人間淨土。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不丹並非地球上最快樂的國家。這是世人為自己創造出來的,因為世界上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地方,就代表烏托邦確實存在。很多不丹以外的人希望看到不丹是一個烏托邦,把不丹「香格里拉化」,我個人不認同這種看法,因為這為不丹創造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樣貌,有時候甚至引發更多期待,結果就是,我們被認為應該要以別人想像中的形式活著,而非以我們真正需要的方式。
不丹的基礎建設還要積極追趕,基本經濟水平也亟待提升。聯合國年年公佈快樂國家排名,冠亞軍年年由北歐國家包辦,提倡幸福指數的先行者不丹,反而落在後段班。慢活數百年,不丹一邊要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中求生存,一邊要忙著踩剎車,防止社會暴衝甚至瓦解。講求安貧樂道、少慾踏實的不丹,能堅持理想嗎?
不丹反對黨領袖Pema Gyamtsho:不丹下一世代是否還會願意扛起重責大任,去保護環境,保存文化遺產嗎?五十年後,很多我們這輩都不在了,我們常常這樣問自己,五十年後的不丹,還會跟現在一樣嗎?夾在印度和中國大陸這兩個人口巨國,很多人擔心,總有一天我們會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失去了自我認同,失去了這份獨特。
所幸不丹並未有太多困惑徬徨,多數人仍堅信世上有些價值永遠無法被量化。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不丹正經歷很多劇烈變化,此時我們更需要一個方向。不丹正走在十字路口,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指路明燈,引導我們去應該前進的方向。我認為GNH就是這樣一個明燈,給我們可以遵循的方向,一個可追尋的目標,讓我們在物質舒適和精神安康,傳統和現代之間求得平衡,尋得一個有意義且永續的未來。
「我們必須明白,GNH是一趟旅程,而非終點,所以你必須把它當作是一種途徑,是一套能讓幸福最大化的架構。」
一路上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他們禮貌謙和,沒有人沉迷手機,也沒有人心浮氣躁,多半對生活滿意自在。這讓我們不禁對五十年後的不丹產生期待,好奇他們是否經得起考驗,完成人類社會的重大實驗。站在海拔四千公尺的山麓上,山頂的風呼嘯著,似乎在大聲朗誦著風馬旗上的祈禱文。虔敬的佛教風範,讓不丹的一切顯得安詳真誠不造作。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N首爾塔N Seoul Tower俗稱首爾塔/南山塔位於韓國首爾特別市龍山區的南山,高236.7米,始建於1969年12月,斥資近15億韓圓於1971年建成。最初被用於電視發射塔。1972年的4月和8月韓國文化廣播公司和韓國放送公社分別開始通過該塔發送電視信號。1975年7月,首爾塔的展望台竣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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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的夢想驛站》撰述委員呂怡青、攝影記者彭智宏不丹採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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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喜馬拉雅山東麓的不丹,自七零年代推出以「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發展願景,並於2008年將此理念正式寫入憲法後,全面啟動打造幸福國度的工程。在GNH的四大施政支柱中,在環境維護和傳統文化之外,另外兩個支柱分別是良善治理和社會平等運作。但這兩個支柱,隨著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浪潮,變得愈來愈難實現。西方國家花了兩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在不丹被濃縮成二十年,期間也無可避免出現許多過去完全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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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納卡宗佛學院副校長:寺院裡除一般家庭送來的孩子,也收容孤兒,很多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在父母離異後被拋棄,親戚認為把孩子送到寺院是最好辦法。另外也有父母因為太窮,養不起孩子,把他們送來給寺院照顧。
在一九七零年代全面推動西方世俗教育系統之前,寺院是傳授知識的唯一管道,僧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直至今日,寺院作息仍然嚴謹,清晨五點天一亮起床,一個半小時早課後開始整天密集學習,一日兩餐,直到九點半晚課過後就寢。除了一般學科,還得熟練各種法器的使用。
副校長:我們這裡目前有一百五十名僧侶。最多的時候曾有三百名學生。
寺院的成立讓整個社區都受益,原因是只要有人往生,隨時就可請到僧侶幫他們誦經,辦法事超渡。
不丹小沙彌向來小有名氣,並非因為特別會誦經,而是來自於得獎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不丹直到1999年才正式解禁,是世界上最後一個開放電視和網路的國家。電影描述神奇黑箱子,如何穿透寺院高牆,攪亂原本的單純和清幽,比喻不丹社會和外界接軌時經歷的震撼。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當電視在1999年首次引進不丹時,家家戶戶都有了兩個光源,一個是電視機,另一個是神壇上的酥油燈。這說明了開放電視後,不丹經歷的社會轉變。電視對不丹社會的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Bhutan Broadcasting Service)是唯一的電視台,見證西方兩世紀現代化努力,如何在不丹被濃縮成二十年進程。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看的是印度電影,寶萊塢電影在這裡放映,我們的偶像在印度。可是到了今天,就在突然之間,寶萊塢在不丹年輕人之間退流行了,他們現在更愛看韓劇,接觸更多韓國電影,模仿韓星穿著打扮。我舉個例子。有天我去訪問一間學校。校長也在。他跟學生宣布說,我剛聽說某個韓星結婚了,結果現場所有女同學的心都碎了。這就叫全球化,有人在韓國結婚,結果一堆人在不丹心碎。
物質主義的效應,不丹無能倖免,巨大的文明落差,讓一堆「指教」也跟著出現。
不丹國家廣播公司總經理Tshering Wangchuk:民眾看CNN、BBC,看了以後說,為什麼 BBS(不丹國家廣播公司)不能像BBC一樣,做個脫口秀呢?回想起我自己小時候踢足球,當時沒有電視,整個國家體育場是爆滿的,擠得水泄不通,但自從有電視後,民眾開始問,為什麼我們的選手不能像羅納多、像梅西那樣踢球呢?這就是民眾接觸到更高水準演出的結果。
境外文化的威力,也讓不丹自豪的全民醫療體系備受挑戰。過去四十年來,人民健康條件大幅改善,平均壽命從七零年代的44.5歲,進步到68.5歲,新生嬰兒死亡率也顯著降低。經濟成功脫貧,但仍遠落後其他開發中國家。電視宣導固然讓衛教工作變得容易,但連續劇看多了,許多不安定的靈魂也跟著出竅了。
衛服部官員:隨著不丹在1999年開放網路和電視,不丹就此開始有了許多新挑戰。民眾對政府醫療衛生政策的期待突然增加,甚至還要求能在五星級飯店般的醫院接受治療,但這在公共醫療照護體系裡,根本是不可能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接連出現,最後連不受俗世影響的化外之地,也難擋西方文明的衝撞。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其中一個例子是,很多留學的海外人士,回國接掌了行政體系和公務系統,整個教育體系被以英語為主的西方世俗教育體系取代,對這些人而言,教育等於英語。說英語就等於教育程度好,不會說英語就被認為是教育程度差,結果很多受過非常嚴謹訓練的傳統學者和德高望重的耆老,其中很多甚至是已接近證悟的,反而被看不起。
如今寺院也與時俱進,教授英語和電腦等謀生技能。副校長說,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因緣,走上僧侶之路,許多人在不久的將來,會選擇回到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
夜幕低垂,又到了夜店霓虹燈高掛的時刻。明明是來找樂子,但被整排佛像和國王照片緊盯著,造次的膽子頓時煙消雲散。2008年全球歷經金融海嘯後,人們對心靈性和精神面的渴望增加。同年讓 GNH入憲,不丹因距離產生美觀,成了令人神往的烏托邦。然而過去數十年來,不丹從王權轉型到民主制度,從村落轉型到城市社會,從農業轉型到資本主義經濟,新舊龐雜,絡繹不絕前來尋找答案的人赫然發現,原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業風,早已吹向了這片人間淨土。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不丹並非地球上最快樂的國家。這是世人為自己創造出來的,因為世界上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地方,就代表烏托邦確實存在。很多不丹以外的人希望看到不丹是一個烏托邦,把不丹「香格里拉化」,我個人不認同這種看法,因為這為不丹創造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樣貌,有時候甚至引發更多期待,結果就是,我們被認為應該要以別人想像中的形式活著,而非以我們真正需要的方式。
不丹的基礎建設還要積極追趕,基本經濟水平也亟待提升。聯合國年年公佈快樂國家排名,冠亞軍年年由北歐國家包辦,提倡幸福指數的先行者不丹,反而落在後段班。慢活數百年,不丹一邊要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中求生存,一邊要忙著踩剎車,防止社會暴衝甚至瓦解。講求安貧樂道、少慾踏實的不丹,能堅持理想嗎?
不丹反對黨領袖Pema Gyamtsho:不丹下一世代是否還會願意扛起重責大任,去保護環境,保存文化遺產嗎?五十年後,很多我們這輩都不在了,我們常常這樣問自己,五十年後的不丹,還會跟現在一樣嗎?夾在印度和中國大陸這兩個人口巨國,很多人擔心,總有一天我們會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失去了自我認同,失去了這份獨特。
所幸不丹並未有太多困惑徬徨,多數人仍堅信世上有些價值永遠無法被量化。
Lopen基金會執行長Karma Phuntsho:不丹正經歷很多劇烈變化,此時我們更需要一個方向。不丹正走在十字路口,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指路明燈,引導我們去應該前進的方向。我認為GNH就是這樣一個明燈,給我們可以遵循的方向,一個可追尋的目標,讓我們在物質舒適和精神安康,傳統和現代之間求得平衡,尋得一個有意義且永續的未來。
「我們必須明白,GNH是一趟旅程,而非終點,所以你必須把它當作是一種途徑,是一套能讓幸福最大化的架構。」
一路上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他們禮貌謙和,沒有人沉迷手機,也沒有人心浮氣躁,多半對生活滿意自在。這讓我們不禁對五十年後的不丹產生期待,好奇他們是否經得起考驗,完成人類社會的重大實驗。站在海拔四千公尺的山麓上,山頂的風呼嘯著,似乎在大聲朗誦著風馬旗上的祈禱文。虔敬的佛教風範,讓不丹的一切顯得安詳真誠不造作。
吸頂燈壽命 在 張哲生 Facebook 八卦
若是提到國人自行開發設計的第一部車,許多人都知道是裕隆汽車出品的飛羚101,該車款在1986年10月25日上市,距今(2016年10月25日)正好30年整,而這部車不但是第一部由國人獨力開發完成的汽車,同時在它新穎的設計理念中,在當時也有著許多獨步世界車壇的創舉,不但對台灣車壇意義深遠,也是我國卓越設計能力的具體表徵。
說到飛羚101的歷史,就不得不提裕隆汽車的發展史;裕隆汽車是在1958年於台北市創立,創辦人嚴慶齡先生本著「發動機救國」的初衷,在當時國民年所得300美元不到的台灣創立了這家汽車製造廠。
裕隆創立初期,以美國 Willys 為藍本,打造吉普車供公家單位及軍方使用,期間嚴慶齡先生也偕同夫人至德國尋求 VW 汽車廠的技術合作支援,無奈德方嫌台灣市場太小並未答應,爾後裕隆才在國產汽車創辦人張國安的引見之下,與剛剛起步的日本日產汽車達成合作協議,開始生產日本人仿自英國 Austin 的青鳥車系。
生產青鳥車系以後,裕隆正式踏入乘用車市場,並且再往後十年間,隨著政府輔導三輪車伕轉業與通過分期付款的法源後,由於計程車的市場需求大增,以及因日後國內經濟起飛使得自用車的需求暴增之機緣,在市場上逐漸站穩了腳步。
然而,日方對於裕隆的技術箝制,並未因為裕隆傑出的銷售成績而有所減輕,再加上後來上任的經濟部長趙耀東(1981至1984年間擔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15任經濟部長)積極推動「大規模小汽車廠」的設置,裕隆開始浮現被孤立的危機。
1979年,政府決定籌設大汽車廠的消息甚囂塵上,1981年前後,裕隆創辦人嚴慶齡先生甫逝世不久,由其夫人吳舜文女士繼續領導裕隆汽車,在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一手主導之下,政府選定日本豐田汽車為大汽車廠合作夥伴的消息已甚囂塵上,此時裕隆受限於日產汽車的束縛,自是無法參與大汽車廠的籌備,不過吳舜文女士並不氣餒,打算自行設立工程中心,不假外人之手獨立開發屬於國人的自製車款。
1980年,時任中央大學工程學院院長朱信先生造訪吳舜文女士,在朱博士的積極遊說之下,吳舜文女士決定由朱信主導,設立裕隆汽車工程中心,並由當年年僅34歲的朱信找來33歲的機械博士林石甫以及34歲的土木博士張哲偉,組成了當年人稱「鐵三角」的黃金組合,準備開始設計第一部由國人主導開發的車款。
1981年8月,裕隆汽車為了避免合作伙伴心生芥蒂,在遠離新店生產基地的龜山設立了裕隆汽車工程中心,這座工程中心在當年吸引了三百名菁英投身於此,固然經驗不足且經費有限,但在大家以「以一當十」的精神下,逐步發展出飛羚的雛形。
也許是社會環境的時空背景不同,當年的裕隆汽車工程中心瀰漫著一股為民族奉獻的強烈使命感,由工程中心會議室牆上懸掛的標語可見一斑。標語是這麼寫的:「These are theirs?」、「Where is ours?」,當年工程中心的三百位工程師們的雄心壯志,迄今依舊令人感動萬分。
經過了五年的辛勤研發,裕隆汽車定投下了三分之一資本額約20億新台幣的巨額資金,第一部由國人主導設計的汽車終於在1986年10月25日正式推出,而這天也正好是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光復紀念日,顯得格外意義非凡。
在上市之前,為了炒熱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知名度,裕隆汽車決定在1985年底至1986年初舉辦了一個命名活動,公開徵求研發中車款「X-101」的正式中文車名。
該活動是由國華廣告操作,採用公開徵名的方式,所有命名信件均匯集至該公司,由該公司召集的評選小組進行評選。當時這個徵名活動的反應格外熱烈,為昭公信,評選小組的成員均為當時的社會賢達,計有沈君山、吳靜吉、徐鍾珮、高希均、柴松林、楊乃藩等在社會上頗受敬重的人士受邀擔任評審委員,並公推柴松林教授為召集人。
命名決選會議於1986年2月2日上午假台北市來來大飯店舉行,全體評審委員出席,評審原則為:「代表中國、富涵義、高格調、迅捷有力、響亮順口、易記、不與任何汽車名字雷同且未登記註冊者、不良聯想者不予考慮、避免使用當代人物之名、台語發音者亦應予考慮」等幾個要點。依上述原則,經評審委員慎重評審後,初選出十個命名:飛羚、神鵰、海東青、萬里青、漢風、萬里達、凌雲、御風、玉龍。
最後雀屏中選之命名為「飛羚」,命名人為居住在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的王淑娟女士,因為她將命名為「飛羚」的理由敘述得最為詳實而深具意義。
命名揭曉記者會在1986年3月9日假台北市福華大飯店舉行,由評審委員召集人柴松林教授主持。柴教授在記者會中說明,參加命名的三萬多件函件中,命名「飛羚」的有55件,命名「神鵰」的也有55件,經全體委員決定,以「飛羚」為名,因為飛羚兩字不論國、台語發音皆順口響亮,且代表中國汽車工業飛躍進步,並象徵X-101汽車為流線、壯麗、迅速之產品,經全體評審委員通過「飛羚」為最佳之命名。
之後,「飛羚」二字由裕隆汽車董事長吳舜文女士親自以書法題字,成為飛羚101車尾正中央最明顯的標誌。
頂著「第一部國人自製車款」的光環,飛羚101儼然成為了媒體寵兒,在媒體密集地報導之下,飛羚101幾乎成了1986年的台灣土地上最受注目的事件與商品,而隨著成功的造勢活動與創新的產品特質,飛羚甫一上市旋即獲得了5000張以上的訂單,堪稱台灣汽車史上,上市銷售極為成功的車款之一。
飛羚101的成功,除了縝密的行銷計畫與第一部自製車款的光環以外,其實創新的產品設計是功不可沒的!
在一片講求方正保守的國產車中,訴求動感流線的飛羚101顯得格外耀眼,無論是充滿跑格的車頭設計,抑或獨步世界車壇的蜂巢式尾燈與五星式鋁合金輪圈,都在在證明了飛羚101獨特的原創性。
此外,在造形上,飛羚101採用了當年車壇最流行的2又1/2廂式設計,也是相當符合時代潮流的;而且從外觀看,飛羚101雖然是傳統的三廂車,但實際上,它的行李廂蓋卻是如同掀背車一般,可以連同後擋風玻璃一同掀起的,所以既滿足了國人喜好三廂車的觀念,又同時擁有掀背車的便利性,放眼世界車壇又是一個先進的創舉。
除了造型以外,飛羚101對於空氣力學也非常注重,根據當年實際至英國 MIRA 實驗室測試的結果,飛羚101的風阻係數只有0.33,而在1987年7月上市的 Fastback 掀背款更低達0.29,不僅在國產車中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直逼當年量產車的世界紀錄。
在數字以外,於外觀的細節上也可見到裕隆工程師的用心,例如與前保險桿一體成型的前下氣霸、於基座開孔的後視鏡,與平貼式的車門把手…等等,在經過30年後回頭看,才知道當年國人的設計理念有多創新。
車艙內部更是飛羚最引人入勝之處,延續外型的運動風格,飛羚的內裝設計亦是十足駕馭導向的。
打開車門,印入眼簾的是兩張視覺效果十足的桶型座椅,十分強調大腿與腰部支撐性的設計,是當年極少見的運動化設計,而多元化的調整功能也是當時僅有的,充分展現此車運動化的定位。
配備上,飛羚101堪稱當時最豪華的車種,即使在今天與市面上販售的大多數車種相比,都還不見得遜色。
以配備最豪華的 GTS 車型而言,其標準配備不但有當年非常少見的四門電動窗、中控鎖、鋁合金輪圈,甚至連多數國產車都沒有的定速裝置、旅程電腦、後座獨立出風口、HUD…等都被列為標配,歌樂甚至為飛羚101獨立開發了一套專屬的多聲道音響主機,搭配當時少見的六喇叭,連音響上都有可書之處。
既然定位為運動化的轎跑車,飛羚101在性能方面也有特別的設定,特別是在操控性方面,雖然懸吊基礎設計源自 Nissan Stanza(即裕隆快得利),但是在裕隆工程中心的重新設計之下,由偏軟調的舒適取向轉為偏向歐式風格的操控取向,研發期間,裕隆更將原型車送往盧森堡的固特異輪胎試車場與日本石橋輪胎試車廠進行測試校調,在盧森堡期間,Corvette 輪胎的測試小組也給予裕隆工程中心甚多操控性校調的意見,讓飛羚101的操控性更上層樓。
在動力上,飛羚101使用源自於吉利青鳥的CA-18引擎,不過為了因應國內的稅制問題,刻意將排氣量由1,809cc修改為1,796cc,並重新命名為CA-18N,最大馬力輸出為97ps/5200rpm,最大扭力則為14.9kgm/3200rpm,變速箱配置為五速手排及三速自排,原廠公佈的極速為190km/h,0~100km/h加速費時11.8秒,其性能表現乃在水準之上。
不過,設計上有許多創新的飛羚101畢竟是台灣車壇的初生之犢,許多構想固然很好,但是缺乏經驗的累積卻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同業間的惡意攻擊,以及裕隆和總經銷國產汽車之間的關係逐漸降溫,造成了飛羚101後期銷售陷入冰點的窘境。
其實,國產汽車和日本日產的關係甚為深厚,再加上長期壟斷裕隆汽車的行銷與服務資源,因此裕隆、國產及日產三方的關係至為微妙;日產對於裕隆汽車亟欲技術自主極為感冒,因此在銷售上往往聯合國產汽車來箝制裕隆,而且國產汽車也仗著自己掌握了裕隆汽車販售與服務通路的優勢,對於裕隆的意見常常不予理會,造成雙方間的摩擦日漸深厚。
最後,飛羚101終究成了壓倒雙方合作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飛羚101產品壽命的最後一年,裕隆和國產終於在1988年因為飛羚101而結束了長達30年的產銷合作關係,而國產汽車為了快速出清庫存的千餘台飛羚101,被迫展開了當時台灣汽車史上最大規模的跳樓大清倉,飛羚101的形象也因此被耗損殆盡。
飛羚101從1986年至1988年的銷售期間,共計銷售16,653部,在1989年則推出局部改良的小改款車型飛羚102,飛羚102在1989至1995年的銷售期間內,共計售出6,925台,整個飛羚車系總共販售23,578台,雖然在國際車壇中並不算多,不過在國產車中也算是銷售數量不少的車款了。
飛羚101在上市一年後,於1987年參加第27屆日本東京車展,這不但是我國汽車廠第一次參加國際車展,也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一次參加國際車展的紀錄。
當時裕隆飛羚101參展的位置在外國乘用館的入口處,旁邊是 Porsche,後面是 Alfa Romeo,佔盡地利之便,更與眾多國際重量級品牌並列,當然也引起眾多國際媒體的注目。
在車展中簡短的發表會後,主持發表會的朱信博士被外國媒體重重包圍,許多外國媒體也紛紛報導這部來自台灣的嶄新車種。
會場展示兩部飛羚,一部是紅色的三廂GTS,另有一部則是當時甫上市的兩廂GTF,許多外國媒體對於飛羚出色的外型與先進的配備及設計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裕隆的第一部自主車款便能有此成績更是感到相當訝異,足見飛羚設計的前瞻之處。
飛羚101打從設計之初,即是以外銷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安全性上特別講究,在研發末期,裕隆更將實車送至英國 MIRA 進行一系列的安全性測試,測試結果證明飛羚已經符合歐洲ECE的安全規範。
而為了符合美國法規的規範,飛羚全車系使用國產車中少見的美規大尺寸保險桿,在後保險桿側面也有側定位燈的預留孔位,而根據英國 MIRA 的測試結果,飛羚不僅符合歐洲 ECE 法規,安全性也符合美國的 FMVSS 法規,如果當年飛羚要外銷美國,只需依照美國法規將燈具和擋風玻璃改為膠合玻璃,並通過5萬公里的廢氣測試即可。
不過,受限於種種主客觀的因素,飛羚101終究沒能完成外銷國外的使命,直到1991年,由飛羚101改款而來的飛羚102,才順利外銷荷蘭。
外銷荷蘭的歐規車型和國產車有許多細微的地方有所差異,其差異大致如下:
1. 定速及超速警告開關組是用101的英文字版本
2. 天線採用後來精兵601採用的車頂中置式天線(乃基於對外零件報價的成本問題,因為這種天線極少故障又便宜),故其右前葉子板並無天線孔及電動天線。
3. 儀表板為101 SD的零件,中央設置綠色 LED 時鐘,但沒有102內銷版本的電壓表和機油壓力表。
4. 後視鏡與精兵601相同,為可摺式設計。
5. 因應歐洲法規要求,於後保險桿追加後霧燈。
6. 車尾中央的飾燈組由中文的飛羚字樣改成英文的 FEELING,而行李廂蓋上的型號標示為 YUE LOONG 1.8 LSX 以及 1.8 S。
7. 音響為101 SD配置的型號,較內銷版本陽春。
很可惜地,這批飛羚102到了荷蘭以後,當地經銷商卻以部分品質問題拒絕驗收,結果只好整批賣斷給一家俄羅斯的貿易商,因此這些飛羚102最終落腳在俄羅斯。據裕隆老員工表示,因為裕隆在俄羅斯並無經銷商,所以俄羅斯人只好自行改修部分零件(如小燈),甚至還有人寫信回裕隆,稱讚這批車很耐用,想要向裕隆購買零件。
除了外銷荷蘭之後轉運俄羅斯之外,在外銷荷蘭之前,為了測試歐規版本的耐久性,裕隆汽車曾經運了幾部飛羚102至中國大陸測試,測試完畢後並參加了當地的長春車展,在車展中大受好評後,便將這些車直接在大陸轉賣,因此在中國大陸也有機會見到飛羚102的蹤跡。
最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在一次出訪中美洲的行程中,也帶了一部飛羚102作為「伴手禮」,致贈給當時的哥斯大黎加總統喀德榮,雖然只有一部,也算是讓飛羚登陸了中南美洲。
影片與文字資料提供:裕隆汽車
吸頂燈壽命 在 Dd tai Youtube 的評價
N首爾塔N Seoul Tower俗稱首爾塔/南山塔位於韓國首爾特別市龍山區的南山,高236.7米,始建於1969年12月,斥資近15億韓圓於1971年建成。最初被用於電視發射塔。1972年的4月和8月韓國文化廣播公司和韓國放送公社分別開始通過該塔發送電視信號。1975年7月,首爾塔的展望台竣工,1980年10月首爾塔正式對公眾開放。1990年5月,首爾塔的遊客人數達到1000萬人。 1991年11月,SBS成為第三家通過首爾塔發送電視信號的電視台。2005年首爾塔耗資15億韓圓進行7個月的改裝工程,於2005年12月9日重新開幕,並易名為N首爾塔。塔上燈光將按季節與主題而變動。塔上設有旋轉餐廳、咖啡室及展望台,可以鳥瞰整個首爾。首爾塔至對公眾開放以來,已經發展成為首爾的一處著名景點和地標。N首爾塔附近有南山公園和南山谷韓屋村等其它旅遊景點。一般遊客去N首爾塔都是乘坐南山纜車。夢幻般的夜景燈光是N首爾塔的亮點。用於燈光照明的投資高達15億韓圓。塔上安裝了70多套可以隨風舞動的「蘆葦燈」,另外如果放入100元韓幣,淋浴噴頭就會有光噴薄而出,形如沐浴。 N首爾塔的燈光利用最新LED技術設計,不同的季節和每個不同的活動照射塔外觀的色彩和曲線都會不同。每天晚7時至12時整點N首爾塔還會呈現建國大學鄭教授設計的「首爾之花」燈光作品,從各個角度向天空發光在首爾的夜空中演繹盛開的花朵。位於N首爾塔PLAZA第二層的的屋頂露台是欣賞首爾美景的愜意地方。這裡鋪著巨大木地板充滿著異國情調。許多戀人們在此約會。戀人們在欄杆上掛滿的同心鎖,也成了N首爾塔的一道美麗的風景。觀景台是眺望漢江和欣賞首爾夜景的好地方。站在觀景台上首爾全景盡收眼底。數位化觀景台裝有32部LCD屏。遊客在這裡還可以了解首爾的悠久歷史。在N首爾塔下還有一家泰迪熊博物館。博物館由「歷史館」和「特別館」構成,通過各種泰迪熊玩具展示首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可愛的泰迪熊扮成成為韓國古代的君王,為遊客展現一個美麗可愛的古代首爾。清溪川、明洞、仁寺洞、東大門等現今首爾的旅遊景點也都被精巧細緻的描繪出來。遊客在此可以一眼看遍首爾。
( 2016-05網頁有關OLed資料)LCD面板的主要優勢之一就是成本更低。放眼目前的市場,你會看到相當多配備高品質LCD面板的廉價設備,比如摩托羅拉的Moto E。當然,LCD的低成本也很快就拉低了4K電視的售價。在相同的解析度下,LCD螢幕看上去經常會比OLED更清晰,這主要是因為顯示屏生產商在應對OLED面板所存在的問題時採取的策略。對於OLED面板而言,不同顏色的LED不僅壽命不同,亮度水平也不一樣。相比使用常規紅綠藍子像素模式的LCD顯示屏,OLED通常需要變得更加「動態」。舉個例子,Galaxy Note 4的像素並非由3個常規子像素構成,而是通過紅-綠-藍-綠組成了2個像素。它們的形狀也並不一樣:紅色和藍色子像素是菱形的,而綠色則是橢圓形的。這種像素排列方式被稱作PenTile,它會讓像素更少的OLED看上去有些模糊。由於解析度的提升,這種效果在近幾年的手機當中大體上已經消失。而LG的OLED電視並不需要使用這種技術,因為他們使用的是色彩濾光器而非彩色LED。OLED面板的可視角度接近完美,儘管它們從側面看經常會出現略微不同的色調。舉個例子,Galaxy Note 4就顯得有點偏藍。而LCD面板的可視角度主要取決於它們所使用的顯示技術。比如說,大量低端顯示器、筆記本和手機所使用的TN屏可視角度就很糟糕,但IPS面板在色彩還原和可視角度方面都擁有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它也成為絕大多數智慧型手機、大部分顯示器和部分電視所選擇的面板。最新的LCD面板可呈現出極為自然的色彩。當正確校準之後,IPS和VA面板的色准都能達到很高的程度——iPhone 6s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但TN屏經常會顯得有點泛白。OLED的色彩表現潛力要比最佳的LCD面板更高,但問題在於如何駕馭這種能力。這類面板有能力還原出比電影/軟體生產標準更多的自然色譜,但如果沒有正確校準的話,看上去就會顯得過於濃艷。面板廠商正在想盡辦法突破LCD的能力限制。OLED在未來幾年裡要做的是降低成本,而LCD則會偏重於技術發展。量子點可以說是近期最吸引人的一種LCD顯示技術。它並不會使用白色LED,而是使用藍色LED和不同大小的「量子點」,後者可通過改變光線的波長把它們轉換成不同的顏色。亞馬遜在今年CES展上所展示的部分Kindle Fire HD平板就使用了這種技術,三星所發布的旗艦SUHD電視系列也同樣擁有這些時髦的納米粒子。量子點是LCD顯示屏達到UHD Premium標準並滿足HDR要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不管你是打算購買手機、顯示器、筆記本還是電視,如果預算有限,那你最終肯定會選擇一款配備LCD顯示屏的產品。對於廠商而言,這是一種相當容易應付的技術。但就圖像品質而言,LCD卻顯得更加麻煩,特別是和OLED對比而言。不過在過去幾年裡,好在有IPS這樣的面板技術來撐場面。OLED的製作非常困難,這一點也體現在了相關產品的售價上。但不管是手機還是電視,OLED面板都能為你呈現最抓人眼球的圖像品質。憑藉著技術公司的長期投入,這項螢幕技術也不會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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