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光中學評價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我的父親、黃天佑！

1968年4月26日。

第一支，代表台灣到日本比賽的「中華排球隊」，從松山機場，浩浩蕩蕩地出發。

球隊由前立法院長劉闊才帶隊，選手來自台灣各地，剛滿20歲的黃天佑，因為在台中體專排球校隊中表現優異，被排球協會選了進來，人生第一次「出國比賽」可不能漏氣，照片中後排右二的這一位，就是我的父親，黃天佑。

因為那是一個，民眾還不能自由「出國觀光」的年代（ 1979年，政府才開放出國旅遊觀光，桃機也在這年啟用），記得小時候爸爸跟我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是津津樂道，日本有多繁華，日本球員多麼厲害，一次的交流，終身的回憶，爸爸這一輩子，把自己全部都奉獻給了排球。

1947年9月28日出生於嘉義，父親從小就讀嘉義百年名校「崇文國小」、「嘉義中學」之後北上念「台北商業學校」，開始打排球，打校隊，一路打到冠軍。靠著優異體育成績，到台中體專就讀，繼續打排球校隊。在台中的這段日子，認識了母親，也決定了父親這輩子接下來的生活。

為了要跟家住台中的媽媽結婚成家，爸爸當兵退伍之後，選擇在台中任教，先在太平國中教書，後來轉到東峰國中。從體育組長一直幹到訓導主、輔導主任，爸爸這輩子的教職生活，都在東峰，1997年，選擇退休。

我記得很清楚，為了培養好的排球隊，爸爸甚至親自組球隊。

每每小學生在全國比賽的時候，爸爸都會去看，場邊仔細觀察優秀的好選手，這個會托球，那個跳得高，一一記下。等球賽打完，立刻親自上門「覓才」，跟對方的家長懇談，從鹿港、到阿里山，把一位又一位的好選手們，都拉到東峰來就讀住校。

於是，那些年，東峰國中成為台中的排球名校，每每勇奪冠軍，這是爸爸無怨無悔的歲月。

為了家庭，爸爸很節省，自己花費不多，卻努力希望讓孩子成才。記得我小學畢業之後，總被老師評價「聰穎但努力不夠」，父親讓我嘗試就讀私立懷恩中學，學費貴，但他仍願意用心栽培。

記得那時台中有個遠東百貨，假日時，爸爸媽媽會牽著我跟哥哥去「乾逛」，爸爸總是買兩支冰淇淋，帶我跟哥哥，到頂樓的遊樂場去坐著，邊看著別人在遊戲，邊吃著冰淇淋，四個人，吃兩支冰淇淋，錢沒多花，東西也沒多買，但這已經是我們一家四口，最快樂的事情。

有一次，爸爸領了薪水，帶著母親、哥哥與我，想去大快朵頤一番。他聽朋友說，有個小西門快餐不錯，價格不貴，但肉大飯多味道美。一家人興沖沖地走到了綠川附近的店家去，沒想到，一字之差，爸爸走錯了店，走進了價格不菲的隔壁「小南門」烤肉店。

我跟哥哥第一次進到高檔餐廳，可開心了！「哇～好棒啊！吃烤肉ㄟ」，店員拿了價目表過來，站在桌邊，翻開價目表的爸爸，面有難色，我這才發現，我們可能走錯了店。

那一餐，我一輩子記得。

我記得爸爸對孩子的愛；我記得爸爸捨不得多點一些，自己不吃，看著我們吃；我記得節省持家，一分一毫，都不願亂花的那個爸爸。

大學畢業那年，爸爸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看著我，爸爸說：「不要欺騙自己」。那時，我不是很懂。隨著後來入伍、當兵、進入社會工作，開始跌跌撞撞之後，我才慢慢體會，原來，人永遠無法欺騙的，是自己。

你可能被別人打擊，但不用灰心，因為不管別人怎麼說，你心裡清楚，你是對？還是錯？就算別人罵你一百次，也不會讓你的「對」，變成了「錯」。你也可能被喜歡，被稱讚，但夜深人靜，捫心自問，自己值不值得？心知肚明。

這幾年，我在台北當記者，努力打拼。結婚、生子，賣力工作。除了逢年過節，幾乎沒有時間回去台中，想看孫子的爸媽，總是搭車北上，來回奔波。這二十年來，我拼命於工作，人在台中的爸爸，已經漸漸地老了，我卻沒有察覺。

今年三月七日，哥哥一通電話告知：「爸爸得癌症了」。

電話這頭，難以置信。

腦海中閃過這輩子與爸爸的點點滴滴，不捨這些年為了照顧需要一週洗腎三次的媽媽，幾乎沒吃過一頓好飯，好幾年沒帶爸爸去日本玩。

怎麼會這樣？

呆坐在小客廳，我放聲大哭。

半年很快，爸爸走了。九月四日凌晨兩點半，爸爸在睡夢中，離開了我們。我和太太被半夜的電話驚醒，把三個孩子一一喚起來，告訴他們：「阿公走了」～

天亮之後，我還有廣播要做。

記得那天，我談：「高鐵撿到三百萬」！面對鏡頭，面對破萬上線收聽收看的網友，我沒有把喪父的情緒外露。節目結束，孩子已跟學校請了假，一起趕高鐵回台中，送阿公最後一程。

這段時間以來，暐瀚工作繼續，對外不說。有些網友問：「暐瀚哥看起來有點累喔」～是累。台北台中兩頭跑、家事工作兩頭燒。

前陣子發生了「天下雜誌民調」事件，很多網友私下問我：「暐瀚哥，就算你說的是對的好了，幹嘛說出來呢？這話題既然不討喜，就不要談，不就好了」？

為什麼不要就避開就好？為什麼堅持要談？為什麼？

因為我是黃天佑的兒子。

我答應爸爸，這輩子，永遠不欺騙自己，不只誠實面對別人，更要誠實面對自己。我是一個媒體人，我認真準備，我勇敢論述，我永遠願意，說我相信的話。

今天是九二八，是教師節，也是爸爸的生日。

看到過去爸爸教過的學生，一個一個前來靈堂跟爸爸致意；看到工作上的長官朋友，給予我們溫暖祝福，哥哥、媽媽與我，永誌不忘、永遠感謝。

謝謝爸爸。

謝謝您這輩子，辛苦養育我跟哥哥長大，病痛沒有了，爸爸您安心，下輩子，我還會繼續努力，當一個令您驕傲的小孩。

暐瀚 2019-9-28 de 台中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今天是一年中最熱的日子 #大暑，
來看下 #恐怖谷 消暑，
光是想到如果審美真的趨近於如此單一，
就令人打冷顫，體溫當場少30度！

https://youtu.be/_nIxvfOaIeI

#外表不要複製貼上
#MV請複製貼上轉發
#做一個集體消暑的動作

2019 Juvenile A 事件一：恐怖谷 計畫起心動念…by 公主

網路社群照片上的女生越來越像了：大眼睛，窄鼻樑，
尖尖小小的下巴…

可是單眼皮在某些人臉上就是很帥啊！強壯的咬合肌蠻有個性啊！為什麼對美的標準那麼趨近於一致呢？總覺得最吸引人，最容易被記住的臉，通常來自一點不完美的比例，我認為那是獨特。


隨著〈恐怖谷〉音樂的展開，我發現自己在探索的，不只是整形，如同香港心理學家趙千鎂所說：


「不需要對整形手術做出判斷，它不好也不壞。
如果你有一個困擾你的身體缺陷，那就去做。如果只是因為你根本不喜歡自己，那麼整形也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也不只是修圖軟體：
那是一種惡性循環。社群媒體鋪天蓋地的「美化現象」導致人們對正常事物抱持不切實際的期望，並傷害那些不使用的人的自尊。美國醫學期刊發表的一篇報告指出，濾鏡照片模糊了現實和幻想的界限，可能引發的身體畸形恐懼症，患者過度將注意力集中在想像的外貌缺陷上。
於是〈恐怖谷〉的ＭＶ影像和訪談計畫接連展開，希望能夠開啟更多人與自己的身體對話，我邀請了在各自工作上擁有專業的藝人以及其他領域的工作者，先是將他們變成接近網路審美的樣子，再還原他們的樣貌，介紹他們的職業。我想說的是：雖說人只有一輩子，但卻有無數日子要過啊，還有更多重要的美好的事等著啊。


你無需擁有不屬於自己的長相，才能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


記得剛開始做音樂的時候，發覺自己不懂的事真的很多，其中還包括被認為長得醜，個子太高，審美怪異…
原來長輩從小誇讚的身高，並不符合歌手在電視螢幕上的比例，原來不夠立體的五官，很容易因為不同化妝師的手法，就變了樣子。花了好多年的時間琢磨，現在的我在工作時妝髮不假手他人，自己做造型決定每一個場合該穿的衣服。不知不覺間，我習慣了自己的樣子，成為自己的專家。目前的我還不想改變自己，想想萬一哪天變美了，還得重新學習很多事情呢。

我發現和自己的身體相處久了，感情還算不錯。


「怎麼可能？我們覺得你臉小身材瘦高，是不少女生羨慕的類型啊！」
這是和女人迷的編輯群第一次碰面閒聊的對話。


於是我們意識到審美持續在演進，但是制約和批評一直都在。


偶爾看到新聞隨意讓女生冠上正妹的稱號，再看到樓下一堆批評正妹的留言，我們真的擁有「可以不漂亮的」權利嗎？還是一直疲憊著為了自己並不確定的美而努力。


「我沒有要壓過別人的想法，但是想要戰勝自己的瑕疵。」
-- 大象體操 Elephant Gym 貝斯手 凱婷


美是主觀的，到現在我也從不認為自己長得美，但是對於工作和生活，每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一套累積。


「一旦你知道你自己是誰，要如何成為自己的時候，就不會只在意外貌。」-- 田馥甄 Hebe


我也知道那些關於外在的批評，並不會影響我想成為一個專業音樂人，所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成就感，在這個女性音樂製作人還是少數的環境裡，我一直試著給予不同質地的堅強與柔軟。就和LaLa徐佳瑩所說的一樣：


「我要去凸顯心目中比外型還更有價值的事物，包括我的音樂、創作裡面想要表達的。」


〈恐怖谷〉只是一個開端，我和女人迷 womany X性別力將會延續這個討論，藉由這些參與者的深度訪談，帶領我們探索身體與生命的 #Realbeauty #真正的美麗


訪談拍攝過程和想像中很不一樣，到後來每個訪問，現場都很有溫度，從所有工作人員聚精會神，仔細聆聽的安靜裡，知道我們正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謝謝攝影師余靜萍陪著我東奔西跑，從台北到香港到上海，我們真的都能感受到你所說的：


「很像是在和被拍的人交換禮物。」


從這個計畫獲得很多。我們發現了家庭教育深遠的影響。聽到 林嘉欣 Karena Lam 說女兒戴著牙套上學那天，他原本擔心女兒去上學被取笑，但孩子卻選擇花時間和同學解釋關於自己牙套的事：


「我的女兒真的是在執行勇氣這兩個字，她說有歧視或是不同的眼光，就是因為他不懂，可是當你解釋了，他懂了，就不會有不同的眼光啊！」


「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變成一個勇敢的人，請你自己就要變成一個勇敢的人。」-- 丁寧 Ding Ning


我們從訪談中學習著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身體，八仙塵爆倖存者，現在成為業餘作家的陳寧說：


「我還可以在這個世界裡探索，悲傷喜悅，既然可以站在這邊，我要感謝自己的傷疤，我沒有理由成為第一個背棄它們的人，就算全世界都覺得它不漂亮」


「我們不需要不斷的藉由做甚麼，去確認別人的回應，以至於其實我們全身上下，都是藉由別人的評價修正過的自己。」--焦安溥


從各個行業專業工作者的口中，我們得以拓展自己關於美的見識。我們試著瞭解，為什麼女性錄音師混音師那麼少，我們也在聆聽音樂人對視覺的看法：


「每個行業都需要一些想像力，都照SOP做的話，人生也會很無趣。」--黃文萱(混音師)


「我覺得影像不是真能百分之百，抓住美的事物，而是你能在某一瞬間，從那個小的框框，去發現學習美的角度。」--周筆暢


最後，我想引用26噸貨卡司機李佳玲的帥氣結尾：


「OK啊！面對自己的不足吧。去突破吧，去挑戰自己，不是因為別人，是因為自己。」


衷心感謝每位參與者，感謝他們的坦然與分享，讓我們思考，給我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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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做小生意不批貨 西灣河老麵廠誓保質素：要維持客源唔可以偷工減料（足本版）： http://bit.ly/2RvZvhl

山竹走了，香港仍然颳大風；股市不能停，搵路趕返工，賺錢「重要」過天災。西灣河有間老麵廠叫春記，口碑載道，老闆偏偏將生意愈縮愈小，每日打麵兩三種，只做零售，門市中午12點就拉閘。
行家笑春記人懶不進取；「咁辛苦做咩啫？第一，交畀人嘅貨價可能係現在賣嘅三分二；仲有，我質量可以提升多啲，做好啲；如果交畀人要淋淋聲做完淋淋聲起貨。」第二代掌門五哥樊容強心水清，腆着大肚腩哈哈哈，十足一尊笑佛。

「禾稈冚珍珠！」慕名首次來到春記麵廠的人，可能有此一嘆。幾百呎小廠躲在靜靜的興民街，附近佔了一半是車房；門面殘舊，小趟門僅夠一人通過。但見不時有客擠進來五包十包的買麵：四位老太太似小學生在起哄，「我哋平日帶車仔嚟；今日無準備，行到呢頭又忍唔住。」金蘭姊妹分別住北角、將軍澳、何文田和元朗，你買我又買。有靚女長居法國，離港之前來買麵，他朝解鄉愁。
曾經有個在美國開旅行社的熟客，叫春記做一個貨櫃的麵，拍心口有本事賣晒。「一個貨櫃？我一年都做唔到喇！一個星期我都只係做幾百斤麵。一包麵粉50磅，一個貨櫃放麵粉800包，放幾多麵我就唔知。」五哥耍手擰頭笑騎騎。


時間　磨出來的細緻
春記貨種不多，蝦子、瑤柱、魚蓉……乾麵類六七款，濕的有生麵（雲吞麵）、上海麵、雲吞皮等，每日只做兩三款補貨。五哥指出，每星期做三兩包麵粉的生麵、三兩包麵粉的上海麵，蝦子麵做到七八包麵粉，「如果你唔係自己鋪，咁樣根本唔夠皮。」
雖然貨量少，他依舊每朝凌晨五點回來打麵。為何不多睡兩句鐘才開工？「麵呢，做嘅時候要等佢（成分）去混和，我哋行內叫做『行吓佢』，放一放先轆，放一放先執，咁係最好嘅。」他晨早打好麵，弟弟樊容坤（七哥）七點多現身，順道速遞早餐，去門市開檔回來正好執麵。
身處橫街，門面欠奉，七哥明言全靠「老主顧」支持，「人哋話你嘅麵好食，證明你嘅出品受人欣賞。（做麵）回報你嘅，唔係一包麵嘅價錢。」七哥滿足道。
五哥強調：「維持到客源，就係不偷工減料。就算有靚材料，你偷咗工都一樣死。」譬如他做掛麵，人家「夾」麵一次、轆（壓）兩次；他就夾兩次，轆四次五次六次，「如果一次過壓得夠薄，條麵唔好食嘅。轆多一兩次，麵會滑溜啲。」慢工不一定出細貨，但要細貨，不得不磨時間。當中沒秘訣，行家也知，但知不等於做，尤其趕急大量出貨的。「我不是經常做，時間耐啲，無問題，慢慢做。」工序在意，客人評價五哥一樣在乎：「你賣一樣嘢出去，個客返嚟一句說話：你啲麵唔得噃上次咁樣，你就成晚瞓唔着。」


機器　取代不了經驗
有50年，春記都用蒸籠明火蒸麵、焗麵。大約十年前傳出發展商意欲收購興民街的舊樓，所以兩兄弟一直沒有更改生產設備；然而，五年前去到討價還價的階段，收購重建無疾而終。兩年前，乘着配合屋宇署的要求，他們花了三四十萬重新鋪水鋪電，廚房改了電的蒸櫃和焗爐，走進「現代化」。
「現在蒸一車麵23分鐘。以前朝早蒸到夜晚五點，執一次麵就要去蒸，之後要焗，將啲麵調嚟調去，一日搬到黑。」五哥說。
那次大裝修，舊物只剩一紮古董竹片，父親用過，今天韌性依然，好晾掛麵。竹昇和蒸籠都沒留下來，倒是夾麵機壓麵機從父親年代服役至今，一開動就嚓嚓投訴，零件換了好幾次，就是捨不得丟掉換上先進的。
機器省了力氣，但做麵仍要靠經驗，例如大部分麵款都要落鹼水，多少有別，醒鹼時間也不同，五哥製作七哥出貨都了然於胸。水分也要掌握得好，例如做掛麵只有麵粉和水，太濕麵不好吃；太硬，麵就易斷易碎。所以，打麵前，要磅準水量，「如果你斷估倒水下去，多時加粉，少時又加水，加來加去，打麵桶愈打愈熱，麵就放唔耐。」
打瑤柱麵剛相反，成分有瑤柱汁、瑤柱蓉、蛋、麵粉、鹼水等比較複雜，最初未知濕度硬度，所以要慢慢加水，一邊打麵一邊去用指頭感受判斷，「倒水太多就死喇，你再加麵粉就稀釋咗裏面嘅材料，瑤柱味淡口咗。」
蝦子麵瑤柱麵比較受歡迎，他們每個星期都做；但掛麵就得看天時，「如果大北風嘅時候做，呢刻掛上去已經攣晒，賣相唔好；如果南風天，掛兩三日都唔乾又驚佢發毛。」打麵，並沒有一條方程式，唯有歲月造就的敏銳。

追數慘過借
春記在1965年由父親樊春創辦，1975年前搬來現址，一度是東區雲吞麵鋪、酒樓的供麵大戶，遠至灣仔也交貨；單是打麵師傅就請了五六個。五哥有八兄弟妹，除了萬千寵愛的小妹，七兄弟自小就在麵廠幫手，但繼承衣缽的只有老五和孿生細佬老六以及老七。「中學讀唔到書就跟老竇做囉！」五哥笑。
「老竇等師傅收工就教我哋坐竹昇、打麵。」七哥邊說邊回味怎樣將一塊厚厚的麵糰「坐」成薄得透光的雲吞皮。
97年老六移民波士頓，老師傅一個個告老還鄉，最後只剩下五哥和七哥兩個人。五哥回憶：「以前做生意比較困難，人哋幫襯你係好事，但數期長，周轉比較困難，你要找數畀人，夥計又要出糧。後期都係唔好喇，索性做少啲。」
「追數慘過借！」七哥搭訕。
98年五哥正式接手後，只交貨給準時出數的兩三家；四年前乾脆停止做批發，「自己賣算數」。門市就在百步之遙的西灣河市政大廈，正午12點便收鋪，客人要買麵就得移步興民街麵廠。「下晝唔開檔，因為粉麵客人通常上晝買，夜晚食飯煮餸；下晝生意額都唔夠請一個女工睇檔。」七哥道來原委。

簡單　也美
兄弟倆只差兩歲，五哥滿頭灰白，七哥無染髮也烏卒卒，完全不似59歲。
「佢以前多嘢諗。」哥哥是麵廠持牌人，打頭陣，傷腦筋。哥看弟「漏氣」，弟看哥「心急」；不過二人拍檔幾十年，早明白「如果人似我除非兩個我」，「一人少句就無事。記住，你一嗌交就散檔。」五哥笑得瞇起眼。兩兄弟都是健談之人，可是在麵廠各有專注，大多靜靜地做，任由收音機大聲播。
「我14歲開始做，現在兩個膝頭痛，痛咗幾年啦。」61歲的五哥看了醫生，說是勞損。幾十年來他日日搬麵粉、抬又濕又重麵糰走來走去，不離開崗位關節炎難緩解。七哥一樣腳痛，因為「坐喺度執唔到麵」，每日執麵，一站就是七句鐘。
「我希望65歲可以退休。」哥說。「佢四年後退休我都要退，一個左手一個右手，佢做前半部，我做後半部。」弟應。麵廠少一人都不能運作。
春記有歷史有口碑，可產量少。行家都說他兩兄弟懶，不思進取。七哥一笑置之：「錢，使到嘅就係你嘅財產；你唔用嘅就係你嘅遺產。搵到兩餐，唔係夠囉！」收工和朋友打一場波，或者在家搞吓電腦又一個晚上。
五哥點頭同意：「以前做批發一年最多休兩日，現在可以休十日八日。」自給自足，沒有交貨壓力，他整個人輕鬆了，回家飲杯冰凍啤酒，睇日劇、藍光影碟，有時煎一塊靚牛扒，已經樂透。
開心，可以好簡單。

採訪：韓潔瑤 拍攝：梁偉德

春記食品製麵廠
門市地址：西灣河市政大廈一樓D126號鋪
麵廠地址：筲箕灣興民街30號
電話：2560 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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