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粉絲見面會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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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聚會是全家人看月亮烤肉烤到剩下好多甜不辣吃不完好浪費
有一種聚會是好多人穿的好辣好型但是燈光好暗看不到別人只有音樂很爆炸
有一種聚會是很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一起想念當時的打打鬧鬧現在還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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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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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中學人數 在 陳建仁 Chen Chien-Jen Facebook 八卦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南光中學人數 在 布農Doc 田知學 Facebook 八卦
我所認識的陳時中部長
2018年,被任命為『衛福部原住民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第一次的開會,是在衛福部的大型圓桌會議。那應該是我第一次參與最嚴肅的開會,連發言的方式都很嚴謹。
大家都是『部長、司長……好,我是XXX,這是我第一次發言。』。
一開始,是抱著可以為原住民健康做事的期待參與;但後來發現,在某種程度上,委員們的工作比較像是『背書性質』。那些原住民健康十大計劃,他們早就制訂好了;而且很多的計劃又是跨部會的。
這計劃當初怎麼訂定的,我們已經無法改變。
是就接受現實形式上去開會?還是其實自己還可以做什麼?會議中一直在我心中打轉。
到了大家自由發言,就發現,時間根本不夠,其他委員們應該跟我有類似的感受,有很多對十大計劃的不解與更多有建設性的建議。
最後,部長表達強烈的誠懇,計劃雖然不完美,但是至少先開始往前踏出去,並承諾願意接受意見與改變。
會後,部長要求和每一位委員握手。之前與會過的所有人員都說這是第一次有部長如此重視原鄉醫療不均等。
『啊!他就是那位上任之後說『醫療是服務業』的部長啊!』當他握我的手的時候,心中突然想起來。為此,我還寫了幾篇篇社論。如果部長跟我們在急診上一天班,應該會收回這句話的。
會後,將自己一直在推廣的『人人都會CPR+處處都有AED』銜接上來,發現衛福部是有預算可以讓更多原住民部落建置AED的。所以,我繼續推廣,教原鄉在地醫療院所如何跟衛生局申請,同時在中央監督申請流程的流暢度。
第一次參加全國原住民健康大會,兩天一夜的花蓮之行。部長全程參與,我當然藉機當這部長的面前提出許多訴求,也得到熱烈的回應。
兩天一夜的晚宴,部長上台高歌一曲『往事就是我的安慰』,用他滄桑充滿情感歌聲融入天生就會唱歌的全國原住民健康工作者當中,他的酒量與酒品也是好得可以直接住進部落了。
那天稍晚,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也要開會員大會。我們幾個原住民醫師,上台獻唱『愛你一萬年』之後,跟大家道歉要提早離開的部分。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非常小,人數也不多,我們就在飯店旁邊的一個小咖啡廳開會。
開到一半,部長突然出現,帶著幾位長官,直接參加原醫會的會議。大家都很感動!有很多話想說、想討論,我們延續到在地人才知道的『一往情深』卡拉OK,一直到凌晨一點多才離開。
回到飯店,我趕緊打開電腦,把剛才從咖啡店到一往情深部長和大家所討論的重點整理,睡幾個小時之後,又要開始我的質詢。滿身的卡拉OK菸酒味,就等睡醒了再洗澡吧!
一大早,部長早已經坐在大會議室中間了。
不會吧?還是昨天的白襯衫、黑西裝褲?後來發現,部長的基本服裝就是白襯衫、黑西裝褲、黑西裝外套、黑皮鞋。
部長一點倦容也沒有,與會當中也敞開心胸、接受建言。我也在當中質詢原鄉申請AED程序繁瑣,部長馬上予以回應,也很快的在會後幾個月,我第一個去的南投縣信義鄉有了13台AED – 這一切都不在十大計劃裡面。
擔任衛福部原住民健康諮詢委員之後,也加入原住民醫學學會,更成為原住民醫學學會的理事,這當中學到很多,也發現:或許不可能一次做出什麼大改變,但是可以慢慢地找到可以發揮和努力的空間。
除了推廣AED,我也大膽地假設心臟專科如此強大的我的醫院振興醫院可以和衛福部連結,來去做離島的心臟遠距。院長,就是知名的心臟外科權威魏崢醫師,和副院長,也是知名的心臟內科權威殷偉賢醫師都大力支持,我就開始主動聯繫衛福部。在一次的會議中,一拍即合。之後醫院的心臟遠距醫療中心、衛福部、蘭嶼島,三方多次會談之後,就成立了。
2019年十月的在屏東的全國原住民健康大會,以『智慧原鄉』為主題,第一個報告的就是我醫院的蘭嶼心臟遠距醫療。我被指定為回應人。而這也不在十大計劃裡面。
這次我更大膽了。原本總統會來的,即使總統沒有到,部長一定會在場,我們還有很多的訴求和聲音是沒有被聽見的。
這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讓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在振興醫院心臟遠距醫療中心主任報告完蘭嶼經驗之後,換我上台了。
當然,一開始一定要驕傲地介紹振興醫院,也希望雖然位於繁華的台北城,原鄉的同胞們也可以享有台灣第一品牌的心臟醫療照顧,這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而是想不想做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分享一下這陣子當原住民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心情。』
投影片放著『原鄉不平等改善策略行動計劃』的標語和圖樣。
『剛開始參加,真的是帶著期待和能為族人健康努力的心情,結果加入了,很多委員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樣,發現:這像是一台已經發動的公車。計劃是什麼、該怎麼執行、人事預算要怎麼運用……都已經決定好了,我們像這張照片上的人一樣,一直追著公車跑。該做什麼,該怎麼做都已經決定好了,我們像是背書一樣地存在著。
當然,這時十大計劃還是有它非常好的地方,再來,至少先做,再求改進,也是一種方式,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我就在想,我還可以做什麼?』
我從台上直視部長:『部長上次開會曾提到:有去過三百多個偏鄉。那麼現在我正在做的一步一腳印,原鄉推廣AED和CPR,很有可能會超過部長。因為,七百多個原住民部落,還有六百多個沒有AED。在今年終於有了一點點小成就,要特別感謝部長和醫事司的幫忙,現在信義鄉十三個部落都已經建置好AED了,我還會繼續努力,可能會超過部長喔!』我帶著大家看我在偏鄉推廣的照片。
『其實,我做這些看起來非常偉大,都要歸功於我的明星光環。』牆上放著數不清的我的上電視的照片。
『可是有一群人』原住民醫學會的大大的LOGO出現在牆上,接著一張張默默在原鄉服務的醫師的照片慢慢地堆疊著。
『他們才是真正偉大、默默付出,他們做的早已經遠遠超過我所做的。我總是以『因為我先生和小孩喜歡城市生活』來當理由,可是你知道嗎?當一個已經訓練完整的醫師,準備闖江湖的醫師,讓他下鄉,就像把一個武功高強的大俠給廢了。我們的康理事長,原本前途一片光芒的外科醫師,現在在山上,最多開個脂肪瘤。』
『支持他們繼續下去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要問誰最了解原鄉健康問題,除了他們,你還可以找誰?』
『這個十大健康計劃,一直被詬病的就是沒有『文化敏感度』。我很難過,也很遺憾,當初在訂定計劃的時候,居然沒有一個原住民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部長!你都找我們當委員,為什麼不讓我們實質地參與!』
我誠心地張開手掌、伸出手臂,指向部長:『部長!我們一起好不好?』
再把手放到胸口:「部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我們一起!」。
接著,向大家介紹默默無聞的『原住民醫學學會』,也歡迎大家加入。
並跟大家預告,當晚晚宴之後會有原住民醫學學會的開會。
當天晚宴,部長一開始,就重複了我的訴求。他是聽進去了!而且他承諾會改變!
我忍不住站起來大聲喊:『部長!我愛你!』
在歡樂聲中,大家又唱又跳又舉杯。那天,部長沒有唱『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他唱了『母親的名字叫台灣』。他深情地唱,台上台下遊走著。
我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台灣的愛!他是多麼用心地去唱這首歌!第一次我認真地聆聽這首歌詞!
依照慣例,我們稍晚開始原住民醫學學會的開會。部長也一樣白襯衫加黑西裝褲突然出現。
大家開始你一言我一句地跟部長討論、提問。
輪到我了。
我閉上眼思考了一下。『部長,我小的時候轉到城市國小讀書,就住在修女為原民孩子辦的收容中心。開學的第一天,學校廣播:『山地同學,山地同學,請到某某教室集合。』,我開心地走向那個教室,以為可能有獎學金可以申請或是鼓勵之類。一進去,卻發現氣氛不太對,站在台上是眼神兇狠的訓導主任。當大家坐滿之後,訓導主任說話了:『你們爸爸媽媽辛苦送你們出來讀書,到了都市就要好好珍惜讀書的機會!不要給我抽煙、打架鬧事!女生不要給我亂懷孕!……出事了被我知道,一定給你們應有的懲罰,現在,全校的山地生都由我來直接管理!知道嗎?』。』。
『我當時很驚訝!一個這麼大的、看似平等的城市學校,還是要把原住民學生另外管理。部長,不好意思!但這不就是『殖民文化』嗎?而原住民的健康不均等的處理,也差不多是這個狀況?表面上要讓我們和全民的健康平等,但一切都由你們來決定我們該解決的問題?決定該如何解決?』
部長低頭一會兒,抬起頭說:『從以前到現在,我們一直霸凌原住民太自然到,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在霸凌……』。
部長的回應,讓我驚訝。心中想起,小英剛上台之後,對原住民的道歉文……。
接著,大家更踴躍繼續討論未來該如何解決和改進……。
2020急診醫學會的聯合忘年會,部長有來參加,就在我唱完歌之後,他突然有感而發,拿起麥克風說話:『有人問我,為什麼不下台。今天看到田知學醫師在這邊,我想到我們一起共同努力的台灣原住民健康不均等,還有很多很多需要努力改進的空間……,原住民才是台灣最早的主人,可是他們卻處於弱勢的、健康不均等的狀態…….,我們需要一起努力!…….』。
部長一直說,我忍不住一陣鼻酸,感動。之後,我說:『部長!我代表全國的原住民給您一個擁抱!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那晚,一樣穿著白襯衫和黑西裝褲的部長沒有唱歌,因為母喪。
很快地,台灣進入新冠狀病毒的防疫,除了白襯衫和黑西裝褲,部長每天穿著團隊背心坐鎮指揮。
已經算是跟部長『共事過』的我,現在在急診第一線做防疫把關,因為有這麼棒的指揮官,心中覺得踏實、有信心!
即便在這個時候,比較遙遠的原鄉防疫的工作,衛福部也沒有輕忽。
今天剛好是情人節,部長是大家的防疫情人!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嗎!?部長辛苦了!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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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中學人數 在 秋天剩旅行【cts.travel】 Youtube 的評價
【鼻頭角步道】新北市步道票選第三名,台灣版萬里長城輕健行
鼻頭角步道位於瑞芳區,號稱東北角小萬里長城,一眼即可收藏海天一線絕美景觀。其實共有3條串聯的步道,包含濱海線、燈塔線以及稜谷線。但是目前(濱海線)步道僅供學術公務申請進入。此外,鼻頭角步道燈塔線因地勢陡峭、目前岩層石風化龜裂嚴重,有土石崩落之危險,為維護遊客安全,暫時封閉不開放通行,鼻頭角燈塔亦不開放參觀。
本次第一次使用4K拍攝,各位山友可以開啟4K解析度觀看喔!開設頻道即將滿兩年,訂閱人數也即將突破10000人。感謝各位山友的支持與鼓勵,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讓Danny慢慢地從每一次山岳、步道、剪輯中學習。
這次希望透過「丹健行」的拍攝方式,可以讓更多還沒有勇氣走出戶外的山友們來一趟說走就走的輕健行。也希望透過這種拍攝模式,可以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與聲音多跟大自然對話。於是會將步調放慢、聲音放輕,讓我們一起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吧!
▶鼻頭角步道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鼻頭路
開放時間:全年開放
電話:886-2-24991115
票價:免費參觀
服務項目設施:停車場、公廁、無障礙車位
步道類型:郊山步道
海拔高度:7~102公尺
路面狀況:水泥階梯,石板
難易度:低
里程:約3.5公里
高度落差:約95公尺
所屬園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申請入山\入園:否
交通資訊:
基隆客運台灣好行黃金福隆線856(瑞芳火車站-福隆遊客中心)→鼻頭角站下車。
基隆客運791(國家新城-福隆)→鼻頭角站下車。
基隆客運886(瑞芳-和美國小)→鼻頭角站下車。
國光客運1811(台北火車站-羅東)或1812(台北火車站-南方澳)→鼻頭角站下車。
新巴士F805(瑞芳-和美國小)→鼻頭漁港站下車。
▶旅遊參考資料
鼻頭角步道(健行筆記)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trail&act=detail&id=194
全台縣市步道大票選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15857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https://www.necoast-nsa.gov.tw/Attraction-Content.aspx?a=183&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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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中學人數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評價
歡迎收看范琪斐的寰宇漫遊,中國的華為被美國總統川普視為科技間諜,我們已經談很多了,今天的琪斐大放送,我們就要來談談什麼是”教育界的華為”。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逼近,川貴人現在動不動就拿中國開刀,三不五時、抗中及時,每隔幾天就能聽到他對中共的大動作,而且兵分多路,繼7月底美國突然關閉中國在休士頓的總領事館後,日前又放話要在美國境內,禁用中資的短影音app TikTok和通訊軟體WeChat,連中國電商平台阿里巴巴都可能倒楣,最新一招就是連「名義上」的學術機構都遭殃了,為什麼說「名義上」呢?因為這個機構就是近年爭議滿點的「孔子學院」。
美國國務院8月13日宣布,把負責管理全美國孔子學院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Confucius Institute U.S. Center,CIUS)列為「外國使團」(foreign missions),指控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出資營運的大外宣機構。
你以為中美關係已經蕩到谷底了嗎?想太多,平常我們說一山還有一山高,中美關係現在是一谷還有一谷低!「外國使團」是什麼呢?我們先前介紹過,現在幫大家複習一下,簡單來說,就代表這個組織是被外國政府實質上擁有或控制的,像是美國在台協會,雖是民間組織,但是由美國政府擁有並完全控制,所以就是美國在台灣的外國使團。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規定,你只要被認定是外國使團,你旗下的機構就必須註冊在美國擁有或租用的房地產位置,你要租或買新的房地產,都必須獲得華府許可,而且不論裡面的員工是不是美國公民,都必須向美國官方報告所有的名單和個資,人事變動也要報告。
美國這就是在說,欸,我沒有要求你們滾出去,我只是要你們說清楚講明白,你們在美國都住在哪裡,用了哪些人,這不過分吧?總之呢,美國指控中方用孔子學院「掛孔頭賣習肉」,欸…這樣講好像怪怪的,總之美國就是在說孔子學院「以文化交流之名,行大外宣之實。」中國當然也不甘示弱啦,馬上請出「戰狼」趙立堅反擊,
這次趙立堅不一樣喔,領帶顏色不一樣。 其他跟以前都差不多啦,連口水噴的方向都差不多,就是批評蓬佩奧無中生有啊,把教育政治化啊,不排除未來可能會有報復性措施之類的。其實早在今年2月和6月,美國國務院就分兩批,把9家中國媒體列為外國使團,這其中就包括《新華社》、《中國日報》等等。媒體被視為大外宣很合理,但孔子學院不就是個教中文的機構嗎?怎麼會惹來統戰爭議?我們先來介紹這個機構到底是什麼。
孔子學院是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的非營利性的教育機構,主要是為了增進全球對於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瞭解,2004年試辦後非常成功,短短幾個月內就進駐三大洲。到了2018年的全盛時期,中國一度在全球15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500多所孔子學院(548),上千所中小學孔子課堂(1193),學員總人數達到187萬人,差不多是一整個台南的人口(188萬),累計培育過的學生更上看千萬人(900+萬)。
他們主要和各國教育機構和學校合作,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學院,都能看到他們的蹤影,主要是教授漢語、中國文化,還有一些特色課程,例如太極啦~茶藝和書法等等,乍看之下很正常,但最近幾年頻頻爆出爭議,主要疑慮有三點:
第一是言論審查。學院的教材是由中國的「國家漢辦」所編寫,但漢辦又是由北京當局資助的,而且孔子學院的教職員大多從中國招聘,是由中國教育部訓練出來的,嗯…大家應該可以想像他們會灌輸學生怎樣的思想。三年前美國提出報告,指控孔子學院會刻意避開中國政治歷史、人權問題,聲稱台灣、圖博(西藏)是中國一部分,而且絕對會避開六四天安門事件,如果真的要講到「天安門」,只會拿出圖片說「大家看~天安門的建築很美喔~」,當然也不允許老師提到「法輪功」或是新疆再教育營,總之這個機構只會教一些中共點頭的價值觀。兩年前美國一位主講人獲邀前往一所美國大學演說,甚至被金主爸爸孔子學院施壓,要她把有關台灣的經歷和背景刪除,否則就是挑戰中國主權。另外,美國還指控孔子學院與中共的統戰部門合作,創辦獨立組織「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在全世界有150多個分會,這個組織美其名是「聯絡學生情感」,但實際上他們與駐在國的中共使領館有密切關係,主要工作任務就是監控海外留學生並介入當地學校活動。
第二就是保密協議。基本上中共對孔子學院的經費資助,當然是絕對不會讓外界知道,而且和他們合作的學術機構,必須簽署保密協議,這就讓人覺得莫名其妙啦,如果只是單純的教育單位,保什麼密呢?這就造成牴觸當地法律的問題。孔子學院要求中國選派的教師和學院負責人,就算在國外,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這就妙啦,你跑去人家家裡,還堅持自己的法律才是法律,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共意識形態跟大多數西方國家是不同的,中國的「人治」和西方憲政擁護的「法治」和民主自由不太一樣,孔子學院以及他們的老師,不可能兼顧兩國的法律,因此摩擦在所難免。
第三就是黑金疑雲。根據美國方面的報告,漢辦通常一開始會向美國大學提供15萬美元的辦學基金(450萬台幣),之後平均每年會撥款10幾20萬美元(300-600萬台幣)。至於中學則是提供5萬美元的辦學基金(150萬台幣),之後每年是1.5萬美元(45萬台幣),「人財兩得」,這麼好康的事情哪裡找呀!十幾年前加拿大BC理工的孔子學院盛大開幕,後來校方被指控,透過孔子學院收了北京當局資助的40萬加幣(888萬台幣),媒體三度前往學校採訪,結果完全沒有課,連孔子學院的櫃台都沒人顧,那筆鉅款到底流去哪,怎麼花的,受制於保密協議,沒人知道,也讓校方捲入黑錢疑雲。澳洲也有13所大學被踢爆,在接受中國資金之後,同意接受中國對設在當地的孔子學院,進行教學審查。
總而言之,各國指控孔子學院的做法就是,我給你一大筆錢,我叫你教什麼你就教什麼,而且噓!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我叫你這樣做~種種跡象讓許多國家的學者擔心,自己的學校裡如果有孔子學院,恐怕影響學術自由,讓學校的聲望下滑。
其實先前北京當局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就曾經明白表示:「孔子學院是中國海外宣傳機構中重要組成部分」,人家都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了,各國還是溫水煮青蛙,完全沒有感覺,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陸陸續續有一些西方國家驚覺,嗯?好像哪裡怪怪的,從2013年起,孔子學院陸續在歐美國家踢到鐵板。在美國,包括芝加哥大學、賓州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以及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等,十多所大學的孔子學院,接二連三地被關閉。在歐洲,荷蘭知名學府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也宣布孔子學院不再符合校方的中國策略及方向,不願再跟他們合作。萊登大學是公認的漢學研究重鎮,東亞研究可追溯到19世紀前期,歷史悠久,它關閉孔子學院極具指標意義。法國里昂第二和第三大學、德國斯圖加特傳媒學院,都陸續關閉孔子學院。而瑞典當局更因為中方逮捕了瑞典籍華裔書商「桂民海」,一怒之下把境內所有跟孔子學院沾上邊的機構全數趕走!
這逼得北京當局在今年7月,把孔子學院總部「漢辦」改名為看起來很中立的「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接著又把原本隸屬於「漢辦」的孔子學院,轉到一個基金會(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 )底下,似乎是想稀釋掉孔子學院的「深紅背景」。早在1955年,前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就曾經喊話說:「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但中國也明白,光靠軍事武力沒辦法稱霸天下,轉而用「軟實力」來征服全球,用科技洗腦,用文化統戰,向外輸出「中國特色價值觀」,孔子學院也被戲稱為「教育界的華為」。原本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希望中國經濟起飛後,可以加入民主的行列,結果西方國家卻因為高度開放透明,結果反而被中共反滲透。
究竟民主國家該怎麼阻止這種大外宣的侵略呢?其實就是要牢牢記住,孔子學院出錢出力出人,讓你白白有個中文部來收學生賺錢,怎麼可能沒有所圖?要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孔院是外宣
#教育界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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