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隻恐龍一個秘密組織誕生的八卦，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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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許靖華和他的兩本書

薛原


《讀書》一九九四年第七期「文事近錄」欄摘錄了台灣《遠見》雜誌上許靖華對
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的質疑，因我剛讀完許靖華的《大滅絕》，讀到這則摘錄，
彷彿感到了一種回應，欣喜之餘，引起許多關於許靖華的聯想，尤其是他對達爾文
主義的質疑和批評。

許靖華，一九二九年誕生於南京。十五歲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十九歲獲理學士學位
，以優等生資格獲獎學金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深造，得碩士學位。二十五歲成為
理學博士。他在美國生活、求學和工作近二十年，於一九六七年移居瑞士，任瑞士
聯邦理工大學教授至今。

許靖華在地質學、海洋學和環境科學等許多科學領域都有卓越貢獻。從一九六九年
到一九九○年間，他共參加或組織了十多次大型國際科學合作研究項目並擔任重要
職務。他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一九八五年中國科學院授予他名譽教授稱號。他
還致力於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溝通和融合，以通俗的文筆介紹地學領域的重大成
果，使能影響人類思想的地學新發現新觀念為社會大眾所認識。

一九九三年秋，我在南京中科院古生物所短期工作，十月十二日，與幾位友人參加
了南京大學授予許靖華博士榮譽教授授職儀式。那天逸夫樓學術大廳裡座無虛席。
許先生接受聘書後的答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生存
環境和未來的憂患意識，是一位智者經歷多年艱辛的科學活動所得到的頓悟，尤其
是他對自身以及科學本質的反省，至今在我的耳邊迴響。

科學發展到今天，正經歷著嚴重的危機，一方面，社會上的大眾對科學和科學家
懷有一種尊敬和羨慕；另一方面，社會上對科學家又有著一種鄙視。造成這一現象
的原因非常複雜，一方面是科學政策，而更主要的是科學界內部的一些人搞壞的，
這就是所謂的「科學崽」。許靖華把那些不是真正獻身科學的人稱為「科學崽」。
科學崽敗壞了科學的形象，從而使得科學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在國外，某些搞技術
、物理的，只顧向大公司出賣自己，去掙錢，而不管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只顧
眼前利益，不考慮將來。在國內也存在這種現象，一些科學家為了某種目的甚至於
說假話，更是違背了科學家應遵循的科學道德。

對目前科學界存在的問題，他講了一個「呆子找鑰匙」的故事：晚上很晚了，警察
看到一個人低著頭在廣場上走來走去找東西。警察忍不住過去問他在幹什麼，這人
講，我正在找鑰匙。警察便幫著他找，又細緻地找了一遍。還是沒找到。警察便問
，你在哪裡丟的鑰匙？這人指著廣場邊一條沒有路燈的小巷說，我在那裡丟的。
警察感到疑惑：那你怎麼在這裡找呢？這人答道：因為這裡有亮光！許靖華感歎
現在有許多科學崽就像這個呆子找鑰匙一樣，只在容易出成果的領域從事研究，
只是去證明著，而不是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許靖華於八十年代中期曾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工作了三年，在二十
名成員中只有他是地質學家。在討論一項提交聯合國大會批准的議案時，他與其他
十九位成員產生了分歧。議案是有些物理學家建議將核廢料傾倒入大洋洋底。在論
及核廢料是否會對人類和環境帶來危害時，有的物理學家講，原子能給人類帶來的
利益遠大於危害，醫學家也持這種觀點。討論了三天，主席最後宣佈，雖有一些危
害，但全體一致通過同意在大洋底傾倒核廢料。許靖華注意到這一點，發表聲明：
「這是除我之外的『全體一致』」。就因許靖華的反對，這項方案沒能通過。「在
我所從事的科學活動中，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沒有這次反對的意義重大」。
許靖華如此說。他最為關注的是全球的生態環境和人類的生存，「我並不認為現代
科學的發展一定給人類帶來美好的前景，火箭、原子能的發展，帶給人類的也許將
是毀滅，人類的自我毀滅將比恐龍的滅絕更為悲慘。」許靖華入世的態度是積極的
，「科學家應具有社會參與精神，當代社會，科學家已不可能封閉在純粹的科學王
國中。」

使我震撼的是許靖華最後的發言，他自以為近年來所從事的另一件有重要意義的
科學活動就是對達爾文的質疑尤其是對達爾文主義的批判。在談到達爾文主義時，
他用了「邪惡」一詞。直到讀完他的《大滅絕》，我才理解了他何以用「邪惡」
一詞。

我對許靖華的「認識」緣於他的《地學革命風雲錄》。

一九八五年夏天，當時的深海鑽探計劃（DSDP）主席來青島訪問，在他做的有關深海
鑽探的報告中，配以數量頗多的照片，其中就有關於許靖華的「特寫」，他介紹說
「許上船前是一個固定論者，下船時成了板塊學說的擁護者。」」他還介紹了許靖華
寫的一本記述深海鑽探的書。後來我得知，這就是《地學革命風雲錄》。我五年以後
才讀到這本書。

這本書敘述的故事，都是圍繞一艘船、一場革命以及在船上從事這一革命實踐的人物
的。這艘船，就是「格洛瑪‧挑戰者」號；這場革命，就是起始於六十年代末的地學
革命。許靖華以「格洛瑪‧挑戰者」號考察船的大洋鑽探活動為主線，通過他的親自
經歷，介紹了深海鑽探計劃（DSDP）的全過程，反映了六十年代末開始的「地學革命」
及板塊構造理論的發生和發展，是一部內容豐富而又生動的書。

「格洛瑪‧挑戰者」號自一九六八年夏天啟航，開始了深海鑽探計劃，至一九八四年
結束。如果不是數以千計，至少也是數以百計的人參加了它的航行。各航次的報告加
起來超過八十卷，每卷厚達千頁以上。許靖華描寫了一批在地學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
，包括他的老師、朋友、同事和學生，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本書是傳記性的。尤其是他強調了他在思想演變過程中的失誤。

他在中譯版的「寄中國讀者」中寫道：在科學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某種誤解。有人
認為科學「真理」是絕對的，而科學實踐只不過是觀察、測試和數據處理的總合。我
寫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說明，科學本身也是人類的一種實踐。科學研究是一個
思考過程。科學行動則是推行某種思考過程的活動，其目的是為了檢驗這些思考過程
的有效性，進而修正和改善這些思考過程，以期達到更高的認識。像一切科學實踐
一樣，科學的判斷力取決於個人的經驗、信仰和情緒。我們中間的許多人，或者說
我們全體，在我們的專業經歷中，都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科學工作者應當有虛
懷若谷的精神，敢於摒棄先入之見，敢於擺脫對錯誤思想的感情上的依附。

當然本書最主要的還是反映了給人類思維以深刻影響的地學革命。在地球科學的發展
史上，有兩個重要的里程碑，即十八世紀末葉地質學的奠基時期和本世紀六十年代後
半期的地學革命。在地質學奠基以前，人們對地球歷史的解釋充滿著《聖經》的神秘
色彩。《聖經》上的洪水成了一切疑難的最終答案。十八世紀末，詹姆士‧哈頓的
地質學是在觀察事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的均變論強調物理規律的不變性，宣佈
了與以《聖經》為最後依據的傳統觀念的決裂。在近二百年的時間裡，加上萊伊爾的
均變論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這種所謂的現實主義的均變論所向披靡。哈頓的理論
本來是根據地質旅行建立起來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卻逐漸滋生了一種教條主義的
傾向。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前半期，地質學家們用自然狀態（或條件）的永恆性替代了
物理定律的不變性，從而引伸出「海陸永恆」的統治性科學思想體系，這就是所謂
「固定論」。

在地學革命以前，地質學爭論的焦點是大陸漂移說。魏格納的大陸漂移說認為：陸地
曾經連接過，但不是通過後來沉沒的陸橋，而是大陸間的直接連合，永存的不是個別
的海盆和陸塊，而是整個海陸的面積。魏格納在他的《海陸起源》中，從大西洋兩岸
的地質的吻合性出發，復原了地質歷史時期的海陸分佈，說明大陸向西和離極漂移的
兩種趨向。如果沒有「格洛瑪‧挑戰者」號，如果沒有深海鑽探，那麼這一學說不會
得到驗證，地學革命也就不會有成功的一天。

許靖華曾是傳統固定論的信徒。在一九六八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登上了「格洛
瑪‧挑戰者」號，得以置身於隨船科學家的行列。正是經過這次航行的實踐。他接受
了魏格納的大陸漂移說，完成了「從梭羅到保羅」的轉變。由於這一觀念的轉變，
他被一些同事指責為傳統固定論的叛徒，甚至有人把他說成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
科學的良心促使他面對事實，接受了確鑿無疑的證據，大踏步向新的目標走去。

這並不是一本海洋地質學教科書，而是記敘了人類的一次偉大的實踐，並催生了認識
自然的新思想。正是由於許靖華參加了這次帶來地學革命的實踐，在大量事實和發現
中，尤其是關於恐龍滅絕原因的新發現，使他產生了對達爾文主義的懷疑。在書的最
後，他寫下了一段富有哲理性和預見性的結語：

格洛瑪‧挑戰者號的成就，證明了海底擴張，促成了板塊構造學說的誕生，結束了
一場地學革命。那麼，我們是否正在目睹生物科學的一場新的革命呢？達爾文在總結
他的進化論時，受十九世紀英國社會哲學的影響很大。在那弱肉強食的年代，他目擊
了工業革命時期的「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然而，如果恐龍滅絕的天外原因是
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考慮演化的速度和方式。加拿大渥太華國立自然史博物
館的戴爾‧魯塞爾告訴我，恐龍的滅絕是在它的極盛時期。如果不是由於地球與一個
天體的偶然相撞引起了突然的出乎意料的環境變化，它們本來是可以繼續發展，贏得
這場生存競爭的勝利的。今年（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訪問了魯塞爾，他給我看了
一個假想的塑料頭蓋骨，那是由他的助手製作的。如果恐龍不是由於白堊紀末期災變
而為哺乳動物所取代的話，這個頭蓋骨也許能成為一種具有當代人類智慧的動物的
頭蓋骨呢。

在《大滅絕》一書中，許靖華用通俗活潑的文字介紹了生物演化的科學事實。他描寫
了自十八世紀末恐龍化石出土以來，直到深海鑽探計劃，一切有關古生物演變及環境
變化的研究歷程，揭示出因深海鑽探計劃的成功，改變了人類對地球生命史過程的
瞭解。

縱觀地球上的生命史，就會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地球上現存的物種雖然數以百萬計
，但是曾經在地球上生活過的物種卻幾乎都滅絕了。因為在五億多年的歷史長河中，
雖然某一時代的物種總數變化不大，但物種的平均壽命是短暫的。現在還活著的種，
大約只佔地球上曾經有過的各種生物的百分之一。

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任何一種生物演化理論，不僅要解釋物種的新生，而且必須
解釋物種的滅亡。對達爾文來說，生物滅絕的機制與生命產生的機制毫無二致。每種
生物個體都在某些方面有別於其他生物，而其獨一無二的特徵是可以遺傳的。在如此
難以勝數的生物個體中，自然界進行著獨具創意的選擇，只有那些機能的特徵最能
適應其生活方式的種屬，才能倖存下來並不斷繁衍，將優秀的品質傳給後代。反之，
不適應者只有滅亡一途，其弱點亦將從種群中消失。當某種變化中的種群因為某種
原因與主體的演化趨勢隔絕，而無緣發生混種時，就會變成一個迥然不同的新種。
爾後遇到有親緣關係的種屬時，其中的一種將在生存鬥爭中獲勝，無情地撲滅競爭
對手。達爾文如此解釋他的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

我想，生物界將無可避免的遵循這一規律：在時間的長河中，新的物種通過天擇應運
而生；而另一物種則日趨減少，乃至滅絕。起源相近的生命形成，同一種群的各種
變體，同一屬或相關屬的物種，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結構、素質和習性，通常會陷入
最激烈的競爭之中。結果造成每一個變種在演化進程中，勢必對最接近的宗族施加
最大的壓力，但求置之於死地。

現代生物科學已證實了達爾文在百餘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預言。在達爾文
的時代，人類對基因或DNA還一無所知，所以他的思想十分不同凡響，並引起激烈的
爭論。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沃森和克裡克破解了DNA分子結構的共同語言，重新發現
了十九世紀後期孟德爾關於基因的研究之後，達爾文的預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證實
，也昭示了達爾文的遠見卓識。

許靖華質疑的其實是達爾文的「天擇說」。即從生物滅絕現象出發來對其提出反證。
對許多學者來說，達爾文天擇理論的核心缺乏根據。生物演化的動力可能是自然選擇
，但是選擇者並非競爭對手，新種的誕生也絕不是對老物種的死亡宣佈。許靖華對
達爾文質疑的根據主要是恐龍和其它古生物的突然滅絕。按照達爾文的學說，這些
橫行在六千五百萬年以前的怪獸之所以滅絕，是因為它們失去了生存競爭的能力。
動物生存競爭的競技場是自然界，達爾文把它比作一個「由成萬個楔子緊密排列的
彈性面，受著連續不斷的敲擊。有時敲到這個，有時打著那個。」每一個楔子好比
一個生物種或變種，而每一次敲擊就是天擇的驅動力。由於每一個楔子可以往裡擠
的空間是有限的，所以要打進去一個就非擠出一個不可。因此，一個適應能力較強
的物種想必會排斥適應能力較弱的物種。

許靖華在書中所描寫的正是有關恐龍滅絕的探根究源，如同副標題所示「尋找一個
消失的年代」。他以一個個獨立而又連續的故事，揭示了探尋恐龍滅絕秘密的過程
。在地質歷史中的白堊紀末期，即距今六千五百萬年前地球曾受到隕星（彗星或小
行星）的撞擊。正是這次撞擊，導致地球上生物種屬大規模的滅絕，其中最主要的
是恐龍。製造這種滅頂之災的「殺手」是來自宇宙中的「天外來客」。「天外來客」
撞擊地球何以具有這樣大的殺傷力？當隕星撞擊地球時，造成漫長與黑暗的「核子冬
天」降臨，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引起生物鏈的瓦解；另外，巨大的撞擊甚至
可以誘發火山爆發、大陸分裂等，使全球氣候與環境產生巨大災變，從而引起大規模
的生物滅絕。當然，地球還遭遇過多次隕星的撞擊，而以這次為最。（一九九四年
夏發生的「彗木」相撞，無疑給此說提供了新的「證據」筆者。）

通過這種「對一個消失年代的尋找」，達爾文提出的生物演化的規律從根本上發生
了動搖。許靖華指出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失去了意義，因為大多數物種的滅絕
是由災變引起的，那麼決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將是機遇而不是優越性。正是這種大自
然的災變促成了生物演化的巨變。

這本書的另一特色是充滿激情和對人類處境的憂患意識，他的某些觀點和語言也許
是偏激的，但這源於他的科學良知。在中文版序言中，他寫道：

……我們如今愈深究生命歷史的記錄資料，適者生存並非自然規律的事實就愈明顯
，它只是英帝國的邪惡政治哲學。愈鑽研史料，就愈發現達爾文主義主張的自然選擇
並非科學，而是宗教信仰。……適者生存理論被奉為自然規律，順應了十九世紀資本
主義擴張的需要。正是為了對這種「宗教信仰」的質疑和批判，許靖華才寫了這部
《大滅絕》。他指出地球生命歷史過程並非殘酷的爭鬥，而應是共演，花無蜂不能
傳種，珊瑚無共生藻類不能存活，人類最後消滅了我們的自然環境，也會滅亡。在
十億年的自然過程中，互助共存是通則，互鬥而亡才是特例。地球的生命史上根本
沒有生存競爭這回事，更沒有保存優秀種族的自然選擇。這就是近二十年來地質學
和古生物學研究得出的新解釋。

造成達爾文思想錯誤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固然他受制於當時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
發展水平，但更重要的是他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得到的「靈感」。達爾文的種數
空間有限論，源於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空間有限論，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

一八三八年十月，就是在我開始進行自己有系統的問題調查以後十五個月，我為了
消遣，偶而翻閱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書；當時我根據長期對動物和植物的
生活方式的觀察，就已經胸有成竹，能夠去正確估計這種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生存
鬥爭的意義，馬上在我頭腦中出現一個想法，就是：在這些自然環境條件下，有利
的變異應該有被保存的趨勢，而無利的變異則應該有被消滅的趨勢。這樣的結果，
應該會引起新種的形成。因此，最後，我終於獲得了一個用來指導工作的理論……
（《達爾文回憶錄》，７８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

這樣我也就理解了許靖華何以把達爾文主義歸入邪惡的政治哲學。「發明達爾文
主義的不是達爾文。他只是給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學煙幕，促成霸權主義如野火燎
原席捲世界」。這部書最主要的就是告訴讀者：達爾文主義並非科學，其實是以
傳統英國社會哲學為基礎的錯誤的科學解釋。

許靖華的思想深受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道家的影響。他否定了物競天擇，用與
達爾文迥然不同的觀點觀察生命。在本書結尾，他寫到：「根據我們從地球生命史
中學到的更古老的格言，我相信人類必須真誠相處，不要假裝明天誰是適者，誰又
不是適者。相反，我們倒應當對各種生命形式和滋育生命的各種方式採取兼容的
態度。回顧長達數十億年的生命演化史，我感慨萬千。這就是我對道家生存哲學
的認識。」我記起在我那次難忘的海上考察中，我帶上船的書中還有一本《老子》
，在如搖籃般的艙室裡，我曾躺在床上，聽著湧浪撞打舷窗的聲音，讀著這本薄薄的
小書，「道可道，非常道」，我記住了這句話，但我不知道是否理解了老子。對
許靖華，我是否又真正理解了呢？

此文完稿後不久，我收到西安西北大學友人寄來的該書的另一中文譯本《禍從天降—
—恐龍滅絕之謎》，信中講此書多堆集在書庫中，增訂數極少。我發現此譯本的序言
與台灣版的有較大的差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於青島匯泉灣畔
　　　　　（《地學革命風雲錄》，何起祥譯，地質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版；
《大滅絕：尋找一個消失的年代》，任克譯，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
四月版；《禍從天降恐龍滅絕之謎》，翦萬籌、王媛譯，西北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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