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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聽不見孩子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聽障。」

觀看《無聲》時，我不禁想起陳昭如的這段話，即便電影已拿掉了許多真實事件中的暴行與隱匿惡行，我卻仍不禁為這些孩子們的遭遇心疼落淚…

不論是電影或評論，許多的聲音都在期盼，台灣社會應該要更加重視電影帶出的議題及其原型——「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以下簡稱本起事件），我也整理了一些相關想法與資料，希望能與大家共同討論， #讓傷痛不再無聲：

　
1️⃣ 這些讓孩子「無聲」的老師、主任、校長最後怎麼了？有被懲處嗎？

勇敢站出訴說的傷痛，真能換來等量的公平嗎？

有時事實，遠比電影來得殘酷許多⋯⋯
　
2011年12月，教育部公布本起事件的懲處名單，人數高達33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藍順德也名列其中。這次懲處被認為是台灣教育界高層官員最嚴重的一次懲處；但實際上，這些懲處記過影響的，只是考績及獎金，而非工作職位，且未來還可功過相抵。
　
2012年7月，監察院公布調查結果，查出164件性平事件，彈劾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科長、督學、以及該校多位校長、主任、組長等共16人，創下台灣教育史上的紀錄，同時監察院並糾正教育部未盡督管之責，中部辦公室直到媒體揭露報導後，卻仍未積極查明事實，

#明知學校未依法處理卻放任不管 #致使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案件持續發生。
　
然而，2013年8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布懲戒結果，被監察院彈劾的16人中居然有6人「不受懲戒」，其他10人則只受到「降級改敘」、「記過2次」、「記過1次」等懲戒。

此遠不只是 #輕輕放下 的決議，立刻引發社會 #反對包庇 的抗議呼聲。
　
更嚴重的是，除了該校數位校長被調離、退休（順利領到退休金）、轉任他校外，

其餘該校被彈劾或懲處的正職教職員 #沒有任何一位被解聘或調離該校

校方並透過「功過相抵」，#讓被懲處人員的獎金考績完全不受影響。

甚至，校方還特別霸凌在性平調查過程中擔任調查的D老師（大家可想成是電影中的王大軍老師），

#在所有失職人員都考績甲等的情況下
羅織罪名 #將依法調查的他變成全校唯一乙等的老師
　
這樣的處置真的公平嗎？

我不這樣認為，更覺得其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釐清。所以，即便這件事離現在已超過七年，我仍會要求教育部必須公開相關資料，並針對當年各種 #不當處置 進行全面檢討，不再放任不公義繼續沉默無聲。
　
其他更多資料，歡迎參考 人本教育基金會 的貼文：https://bit.ly/2InyMDx
　
　
2️⃣ 為什麼學生不向家人求救呢？為什麼他們願意繼續待在這間學校？

在討論為什麼許多受害學生未向家人求救前，或許我們可以先把問題中的「家人」換為「信任的大人」。

這些孩子真的沒有向他們身旁信任的大人求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不論是電影或真實事件，我們都清楚地看見，其實孩子都有求救，但 #他們的懇求與眼淚卻被最信任的大人強迫化為無聲。

當孩子被一個信任的大人如此對待時，他將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他有辦法繼續相信其他大人嗎？還是會認為自己講了也沒用，反正 #事情永遠不會改變，只好獨自忍耐到畢業？
　
在許多校園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受害孩子常因「擔憂」而選擇自我忍耐、不再訴說，這些擔憂包含：

(1) 擔心自己的話不被相信或事情不會被處理。
(2) 擔心講了自己會被處罰（因為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導致受害的孩子認為自己髒掉了、自己做了壞事）。
(3) 擔心家人會因此擔憂難過。
(4) 擔心講了後，對方（行為人）會受處罰，他們平常都是「好人」，不想害到他們。
(5) 擔心講出來後，對方（行為人）或其他人會生氣，不再跟自己相處。
(6) 擔心講出來後會遭到對方（行為人）的報復、恐嚇、威脅或攻擊，特別是當對方是學校裡具有權力，可直接影響自己的人時。
(7) 雖然自己覺得不舒服或怪怪的，但因缺乏正確的性平教育而不知道這是性侵害，不知道該如何求救，只能忍耐。
(8) 之前講了都未被正視，被當成玩笑、誤會、亂說或謊言，再「多嘴」只會遭到更多責罵。
　
這些狀況不只發生在聽人小孩身上，在聾人孩子身上同樣適用，甚至可能因其身分而更加強化，更難求救，更難離開這個他既熟悉、既喜歡卻又極痛苦的地方，就像是電影中貝貝讓人相當心痛的一句話：

#我更怕被丟在外面的世界

對於聾人學生來說，特教學校和外面可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學校內的人更為相同、更能交流，就像張誠說的：「我常覺得我多餘，認識貝貝，我覺得我是有用的人，我可以保護她」。張誠和貝貝在「外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阻礙、偏見與歧視，相信讓大家清楚看見這落差的存在。電影開頭王大軍老師對張誠說：「他們都是笨蛋。都很同情你。」以及後續多次「好人」、「壞人」的對比：

放心， #這裡沒有壞人

都在強調，「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平等及隔閡高牆，可能遠比許多聽人自身想像的還要巨大。「我們」何嘗不知道這些「在玩」很痛苦，但這些玩的人，他們其他時候都是「好人」，都是和我平等的人，都是會好好看見我的人。

這面牆來自我們社會對身心障礙仍有太多的不瞭解及偏見，不只是社會大眾，也可能包含部分學生的家人，從張誠反問媽媽「為什麼要一直比較？」，以及張誠爸媽不斷為其爭吵，到貝貝的爺爺奶奶曾因不知道怎麼照顧聾人小孩、又怕小時候的貝貝受傷，而將其鎖在家裡。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面對學校裡最信任師長的不願處理，想到說出實情後，不僅可能會和大家關係破裂，甚至被迫離開學校，並讓「不見得那麼理解自己，但長期為自己辛苦付出」的家人更添困擾與傷心，孩子們的掙扎及無奈，完全可以想像……
　
　
3️⃣ 這些小孩不都受過這種痛苦嗎？會什麼會繼續傷害其他人呢？
　
🗣：以前同學也這樣對我

🗣：學長都說這是在玩

👩‍🏫：他們只是在玩而已

🧑‍🏫：他們都是好孩子，不會傷害彼此的
　
這些孩子及老師的話語如此殘忍，卻隱約道出了為何有些持續被迫受害的孩子，最後逐漸成為加害人。
　
轉變的因素很複雜，每個孩子的都不同，光我所了解到的因素就包含：

▶️ 覺得自己以前都被這樣「玩」、也沒人制止，現在玩其他人也是自然且公平的。
▶️ 因為其他人都說這只是在「玩」、沒什麼，包含老師也是，所以覺得這樣「玩」是自然的。有些學生是直到事情發生許久後，才知道這些「玩」其實是性侵害。
▶️ 覺得自己受害很痛苦，但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人相信自己，無法發洩，只好模仿性地繼續重複。
▶️ 只是想更加靠近對方，看別人都這樣做，以為是可以的。
▶️ 自己也這樣做．就比較不會被欺負了。
　
這些因素不僅反映出性平教育未真正落實的嚴重問題，更帶出制度面上的嚴重缺失。

看到電影中寶弟怒吼： #你們為什麼這麼晚才來

我腦海裡不斷浮現過去看過本起事件報導中（https://bit.ly/34GAPcC）的這一句話：「為什麼我這麼倒楣，法院判我的刑責，以前對我性侵的大哥哥大姊姊都沒被警察抓」

對我來說，該為這些事情負責的，該好好檢討這些事情的，其實是我們這些大人們。
　
　
4️⃣ 特教學校特別容易發生這類案件嗎？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希望非常鄭重地請大家幫忙一件事：
在討論《無聲》或本起事件時，請避免 #標籤化 特教學校、特教老師及特教學生。
因為標籤化無法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與其將某些場域標籤化為容易發生這類案件的地方，或許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去檢視為何這些場域會發生這類性侵害案件？
　
不論是本起事件，又後來爆出類似案件的社福安置機構，我們都可看見這類集體性侵害案件常發生的三大關鍵：

(1) 弱勢孩子：這弱勢包含：年齡、身心障礙、脆弱處境，以及被貼上各種汙名標籤的狀況，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觸法兒少、家暴家庭等。因為這些孩子的「弱勢」，因為社會對這些孩子的 #異樣眼光及偏見，造成他們的求救困難，甚至勇敢求救、說出後還被「大人」質疑及處罰，這問題在《無聲》中一再被強調。

#弱勢不是錯誤，#造成弱勢的常是社會上的不夠平等及友善

但這些孩子卻常因此受害，愈弱勢不僅愈難求助，也愈容易因此被挑上。
　
(2) 封閉且缺乏外部監督的環境：這關鍵導致事件發生後，只要場域管理者沒有「主動」通報或處理，案件就會被「隱匿」、甚至「吃案」，即便有人願意站出、就如《無聲》中的王大軍老師，但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支持，反而是被噤聲、被阻礙、甚至被霸凌，因為這類場域管理者可能認為：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比跟本性解決問題要來得快且簡單得多。

在傷害被如此忽視、甚至默許的情況下，被害人愈來愈痛苦，甚至被迫轉為行為人．時間愈長，傷害愈廣，就像是我們每一起我們所看到 #過很久才被爆出 的案件一樣。
　
(3) 社會給予的資源及關注不足：雖然這些孩子都是弱勢，但其實社會給予的資源及 #真正關注 遠遠不夠，這點不論在本起事件的特教學校或安置機構的回應中，都可持續看到。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一點中我會提到，對有些場域管理者來說，跟本性解決問題說不定更難。就像是《無聲》中校長所說的：

「該做的我都做了，若學校關了，剩下的孩子該怎麼辦？」

這句話看起來有些推卸責任，但實際卻也道出台灣特教資源長期不足的問題，而安置機構「超收」更早已不是新聞，在嚴重超時工作（如本起事件中的宿舍生服員）、社會歧視偏見、專業培訓不足（特教老師不見得都熟悉每種障別的教育方法以及相關性平教育的落實）等狀況下，面對「可能會讓整個學校/機構關門」的聲音出現時，裡面的人到底會選擇保住自己的工作，還是為了孩子持續和體制對抗呢？
　
　
5️⃣　為什麼這些老師都不願處理？他們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嗎？

每當有集體性侵害案件爆出時，我們總會聽到民眾驚訝地說：「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好人啊」、「他們看起來不是那麼冷血殘酷的人呀」，這些我相信都是事實，而這反映的正是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
　
「我們也要賺錢養家，沒有太多選擇……大家為什麼要苛責老師？」類似的話語在本起案件的訴訟及爭論過程中不斷出現。面對被性侵害女學生的求救，導師回覆：

「如果老師幫你，誰幫老師啊？」

另一位生輔員也提到：「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跟車，學生很多我很難管。……我曾經制止，但他們不聽，我告訴ＯＯＯ，但他說是小事，叫我不要寫在紀錄簿上」

這些話語不僅反映了教職員內心的為難，同時更顯示了「漠視」、「服從」、「維持和諧」已成為這所學校當時的普遍氛圍。也難怪這麼多的傷害不斷被曲解成「在玩」，甚至有老師說出：「你們不懂這些小孩子，他們就是『那樣』啊！」的話語。
　
　
6️⃣ 打手語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跟案件隱匿有關嗎？
　
「校長，你會打手語嗎？​」

​王大軍質問校長這一幕讓許多人印象深刻，但現實中，被質疑的對象居然反了過來，實在令人覺得相當諷刺。
　
面對人本基金會持續開記者會砲轟學校及教育部處理有問題，校長居然指派一位會手語的教師 #公出 去記者會以人本基金會人員不會手語，質疑調查有問題的，相關事情始末，人本基金會已寫得很清楚 https://bit.ly/3naSQIe
　
在此我只想補充說明，啟聰學校的教師如果不會手語，確實會對教學造成影響，且老師用的是自然手語還是文法手語也影響很大。台灣至今相關師資及溝通資源仍舊相當不足，光特教學校就已不全，更別提實行融合教學的學校。對此我會盡力督促，務必讓教育部針對不足之處盡快改善。
​　
　
7️⃣　小光：「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小光最後的自白，留給我以及現場的大家，更為沉重的無奈。
　
如果我們連最基本的性平教育都未曾推動，如果性侵害案件都只能持續無聲，如果我們的社會仍在要求「完美被害人」，那我們怎麼能協助孩子正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們要怎麼讓孩子逐步釐清自己的情緒、情感、感受及慾望？
　
「我覺得很丟臉。」
「我恨老師，可是畢業典禮那天，我看到老師...卻有點開心。」
「我不要喜歡他，我要恨他。」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變態？」
「老師，像我這種人，值得活在這世上嗎？」
　
當校園性平機制能真正落實，當學校能好好教導學生破除社會對於性、同志及被害者的污名，當學生真的能完整學習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時，我想，小光就不會痛苦到必須靠自殘及傷害他人來自我求救，且將會有很多人告訴他：你不是變態，你值得活在這世上。
　
　
8️⃣ 性平教育真的有用嗎？

《無聲》中有一段在討論為什麼硬體改善了、性平教育教了，性侵害案件仍然持續發生？有些朋友看了可能會疑問：這是不是指性平教育教了也沒用？
　
答案恰好相反，這正點出台灣性平教育常只停留在表面 #真正落實仍然不足。
　
這個落實，首先教學內容要正確、充足且符合學生的需求，就像只談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不去談根本的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是不會有完整成效的，但無奈的是，許多學校至今仍未完整落實性平教育，包含特教學校也是。
　
此外，教育部雖然持續有在推特殊教育中的性平教育，但我們卻收到障礙者的持續反映，因為不僅內容有些過時錯誤，且仍舊不足，像教育部出的「性別平等教育手語畫冊」中的「手語圖示詞彙」沒有「陰莖」、「睪丸」、「插入」、「陰部」、「下體」、「陰道」等詞彙。此外現有教材更嚴重 #缺乏障礙者的觀點，例如以明眼人的預設去看全盲的生活，居然是提供沒有觸摸教材或相關說明的投影片來進行教學。
　
最後，性平教育的落實不是只有一個老師教就好，更需要整個學習環境的一起落實配合，像是黃俐雅去本起事件的學校進行性平教育演講時，雖然學生反應相當熱烈．但共同參與的老師不少都低著頭打電腦、玩手機，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甚至講座結束後，有學生去和老師反映自己被性騷擾，老師居然叫學生不要再講，都已經有在處理，如此將學生「打發」離開。
　
以上這些問題正是為何這所學校「即使進行了幾場性平教育」，整體狀況仍無法快速改善的根本原因。
　
　
當時不是都已經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了嗎？為什麼還有學校會這樣吃案？
　
本起事件其實並非特例，雖然《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年就已公告施行，但說實話，直到現在仍未落實，到現在仍有學校幾乎未推動性平教育，甚至持續進行違反性平的教學內容或「隱匿吃案」。這些問題雖然已逐漸減少，但真的太慢太慢，我會堅持要教育部加緊補全。
　
回到這所學校，其問題根源不是只在學校本身，更在於教育部的未盡責任，這也是為何監察院糾正教育部、彈劾許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官員的原因。舉例來說依法該成立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所學校直到人本基金會不斷追蹤、為學生發聲，且都請立委出面後，這所學校才終於在2010年正式成立，遠比法定的晚了6年。且即便成立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這些案件也開始被調查處理，但調查告一段落後，人本基金會卻赫然發現，涉案70多名學生，居然只有2名接受輔導，這些問題，教育部不僅未曾監督，甚至還放任不管。
　
《特殊教育法》第4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辦理一次評鑑。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卻以「還沒有訂出合宜的評鑑指標」為由，不願對這所學校進行校務評鑑，且自2003年後 #連續九年不曾進行評鑑，等同放任該校繼續發生問題。

更誇張的是，這所學校在2012年1月到2013年8月，其實仍繼續發生30多件校內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包括數件校外性侵害事件。但對此，教育部居然堅持，通報到教育部的32件性平事件中，沒有一件是性侵害，顯見該校的性平狀況已比過去改善甚多。如此 #欠缺教育理念 的發言，實在令人為之氣憤！
　
對於以上教育部失職的部分，我會繼續監督改善，同時，我也會要求教育部確實掌握全台學校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狀況，防止類似問題再發生在任何學校中。
　
　
9️⃣ 聽人距離聾人的距離有多遠？

《無聲》其實已算是相當靠近聾人文化的電影，但其實我仍收到聾人朋友反映一些「因為劇情考量而與現實有所落差」的情節，像是：

▶️啟聰學校其實幾乎沒辦過舞會，因為聽障朋友的狀況其實差距很大，對於部分聽障朋友來說，除非是能透過地板震動清楚感受到音樂節拍（像是林靖嵐），否則是有難度的。
　
▶️ 助聽器是聽障朋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價格也很高，所以多數聽障朋友都會保護助聽器不要淋到大雨，以防止受損或壞掉。
　
我收到這些意見時其實也有些訝異，這也正反映出我們社會聾人文化仍不夠了解，且不只是聾人文化，其他各種多元文化與樣態也是，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認識、包容及同理，想想張誠和貝貝的看電影經驗，我們可以更加友善。
　
　
🔟 這起案件我記得有申請國賠，現在狀況是？

其實，本起事件共有兩次國賠求償，求償案件內容詳細可看人本基金會的文章：https://bit.ly/3nfBSsq

我想強調的是，在第一次國賠，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偉寧居然同意校方 #不代位求償（https://bit.ly/2GL5zSk），造成所有違法教職員皆未做出任何賠償、以致全民買單後，第二次國賠的結果，教育部至今仍未公開對全民交代。對此，我會堅持立場，要求教育部必須盡速公開相關資料。

此外，我並會要求教育部針對第二次國賠協議過程中各種官員及校長的離譜作為，進行全面的檢討與懲處，包含：將這些案件說成是「學生要處理，學校校譽也要迴護」，私下去找家長「溝通」、要求撤回國賠請求，語帶威脅地警告生輔員不得說實情等，這些體制內的問題我們仍舊要面對，需修法之處我這也會研擬提出。​

感謝 吳思瑤 委員的包場，讓我和許多教育及文化界的朋友一起觀看這部無聲 The Silent Forest。這部電影很沈重、很複雜，甚至最後柯貞年導演也未曾給予一個簡單正向的答案。但我想，這正是我們需要去看的原因，因為其中許多結構性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事件所留下的傷痛，不該隨著時間逐漸遺忘與無聲，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正視與實際改變。

我將持續在立法院內監督特殊教育、性平教育以及校園性平機制的落實，#不再讓特教成為性平的缺口，#不再讓孩子的傷痛繼續沈默無聲。

昨天上午我與陳宜民委員、李彥秀委員、許淑華委員與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聽障人協會、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聽協輔具小組、伊甸基金會附設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中華民國自閉症權益促進會代表們就「長照2.0 身心障礙者需求『照』不住」舉辦座談會。

與會代表對於長照2.0已經上路，但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能量仍然遠遠不足提出看法，例如：對於嚴重情緒障礙無處安置自閉兒，造成家庭及社區無法承受之負擔；助聽器價格居高不下，很多聽障者及家庭面臨到經濟困境，很希望現行補助政策能改採實物發放；現有巷弄長照站人力配置未能量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政府應針對身障者提供長照服務與協助等等。

我仔細聆聽協會代表及身障者家屬提出的訴求，也認為這些問題是政府推行長照政策上沒有注意到、或是做得不夠好。未來我也會在衛環委員會與其他國民黨委員一起努力，督促衛福部等相關單位，積極的解決問題，讓長照2.0也能夠照顧到有需求的身心障礙者，除了讓家屬喘口氣，也讓身心障礙者能夠被好好照護！

【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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