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齊家意思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世道人生：數典忘祖（李怡）

冬至，是華人「冬大過年」的家人團聚日子，明天的平安夜是西方人的家人團聚日子。從古到今，東方西方，都重視家庭，儘管破碎家庭、不幸家庭常令人嘆息，但嘆息中正含有對家庭價值的珍視。家庭是社會的組成單位。

家，不是房屋，而是父母子女所形成的聯結。抗戰後期我從淪陷區逃難到後方，難民群儘管都流離「失所」，但家人還扶老攜幼、拖家帶小地維繫在一起。那時候沿途有住家願意收留難民暫住。有一副對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國是破了，但家仍然在，而且處處有家。

《孟子．離婁》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民為本、家為本，有家才有國。當然，有「身」才有家，因此《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長順序與邏輯。

中國專制主義長達二千多年。專制帝王雖然世襲和享有絕對權力，但有兩樣傳統一直維持着對帝王的制約，一是敬天，一是敬祖。

從公元前1100多年的周朝以來，就有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儀式。秦建立專制王朝的壽命很短，秦以後的西漢，由董仲舒提出「尊君」以鞏固王朝統治，他雖主張「抑民而尊君」，卻也提出「抑君而尊天」，也就是說，在君主的絕對權力之上，還有「天」在監察着「君」。所以皇帝稱「天子」，要定期祭天，若遇天災要視為「天譴」，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詔」以改善施政。

帝王時代的尊天，一直延續到清末，北京仍然保有祭天的天壇舊址。

尊天，實際上也是基於要善待人民。唐代醫神孫思邈說：「善言天者，必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意思是：善於講天道的，必須應驗於人，善於講人的，必須本着天道。

中國的另一傳統是敬祖。祭天是帝王的事，但祭祖就是平常百姓的事。自周朝宗法制以來，「孝」就是宗法制的重要部份，「以孝治天下」是古代帝王治國的基本思想。

在忠孝難兩全的情況下，是孝大於忠。戰國郭店楚墓的竹簡《六德》上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是不能夠為了君主去拒絕父親。孔子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 ，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不能舉報。

楚國的伍子胥因父親和兄長遭讒害，被楚平王所殺，他逃往吳國，被重用，其後率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他掘開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這樁復仇故事，先秦史籍如《左傳》、《國語》等都加以讚美，《史記》的司馬遷稱他做「烈丈夫」。 有這種孝大於忠的民眾精神氣質，在司法不公的社會，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惡政。

在無神論的專權政治橫掃中華大地後，敬天、敬祖的傳統已不復存在。在人定勝天和國家主義的思想治下，中國不斷戰天鬥地，為實現「高峽出平湖」而破壞水土，包括建三峽工程。近十多年不斷出現地震，不知是否與改變地貌的「與天鬥」有關。

由家庭觀念而延伸的敬親敬祖傳統，也被「沒有國，哪有家」，和「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的統治思想消滅了。只要看每年春運的人次有十幾二十億，就知道「有了國，沒有家」已經是普遍現象。

敬天、敬祖這兩個傳統的消失意味着甚麼？意味着絕對權力沒有了最起碼的制衡。沒有對天的畏懼就無法無天；沒有對父母對祖先的敬重，社會就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崇拜，即使父母過去被鬥死，即使為了權力要舉報父母，在黨大於國、國大於家的觀念指導下，就甚麼都做得出來。敬天、敬祖是中國的典與祖，拋棄了就是數典忘祖。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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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