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香港這反面教材，與全球對中國「銳實力」覺醒之路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綱上線為「港獨」，即使是影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毛澤東、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國內極左氣氛，而冒進「提前收回」香港，隨手一甩，就把「反英抗暴」青年變condom，繼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至於中美建交，迎接批判了數十年的「美帝國主義頭目」尼克遜訪華，理應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群眾卻也不見反感。
然而在今日，微信世界充滿文革式批鬥，但比文革更微妙的是，這夾雜了「銳實力」的商業利益。一個普通港商、台商就算沒有政治表態，要到大陸做生意，競爭對手只要找幾個小粉紅抹黑為「港獨」、「台獨」，商人要麼要大張旗鼓表態、得失本地市場、變相減低品牌效應，要麼就被政治標籤。這除了限制商業彈性，也嚴重制約了中國領導人的政策選項。無論是內政、外交，本來一手軟、一手硬、忽左忽右，是現實主義國家的常態，而在正常網絡社會，多元聲音十分平常。但有了與牆外切割、自成體系的微信世界，自由主義聲音被長期邊緣化，「銳實力小粉紅體系」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最高層就是有心改變，在風險規避前提下，也無能為力。香港走向極左的覆亡之路，正是前車可鑑。
未來發展，邏輯上只有三個可能：中國改變路線；中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全球化世界斷裂為兩大陣營。選項一看不到曙光，選項二就不要說笑吧。未來大趨勢，呼之欲出。
明報，202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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