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疫情時代裡,相互為難的人民》
想活,是不是一件錯誤的事?
近期由於我們國際疫苗採購不足,加上全球疫苗短缺,於是疫苗遲至今天,仍然嚴重缺乏。
雖然這個現象與事實,在今年一月早已經清楚浮現:但在當時零疫情的情況下,反對黨、專家、媒體皆靜悄悄。
專家看到了危險,但不想説真話。因為他的預言不只不會被重視,甚至可能被扭曲的台灣媒體生態再扭曲,也被政府網軍辱罵霸凌。
於是,他們選擇沈默。
媒體記者、製作人、主持人,被老闆、長官要求收視率,對於這一類硬國際新聞,避之唯恐不及,惶論深入了解。他們只想生存。
於是他們選擇吃喝八卦、或是炒作無聊議題。棄守告知民眾正確新聞的角色。
*六個月過去了,一切不能重來。於是人性的扭曲,開始出現。
先是今天我們的行政院長表示:由於國際情勢困難,所以我們的國際疫苗才會如此有限。
如果是BNT疫苗,這是事實。
如果是Moderna ,這絕對是藉口。
世界上只有若干不可思議的人,才會相信美國國家衛生院投資的美國疫苗,會受中共干擾。
Moderna 疫苗不足,純粹只有一個原因。我們買太少,二月十日訂購只有505萬劑:由總統高調宣布,但它只夠全台灣250萬人施打。(醫護人員不含家屬已經48萬人)
以人口計算,日本1.3億人口,BNT加Moderna 買了2億四千四百萬,AZ疫苗1.2億劑。下單都在去年。近期更加購針對變種病毒的蛋白質次單元Novavax 疫苗,從5000萬劑加碼至1.2億劑。一方面為了爭取Novavax 在日本代工,一方面看到了去年教訓,大家都苦無疫苗,於是紛紛學以色列,先搶先贏:日本、澳洲如此,加拿大也如此。
只有我們的政府,尚未行動。Novavax 是美國公司,它的疫苗先買與不買,純粹是政府一念之間。中共擋不了。
合理而言,當今年一月份,我們政府已經知道沒有BNT,也絕不讓民間買BNT避開主權問題時,我們的Moderna 就得涵蓋全體人口。超買至少三千萬劑。
但是我們的政府沒有這麼做。
結果,我們只訂了約10%人口可施打的最高防護力疫苗。
*至於第三疫苗AZ,從去年2000萬洽談合約,降至500萬,最後約加訂至1000萬:一人兩劑,分批到來(國際各國大約去年九月至遲十一月已訂購),雖夠500萬人,但訂的又少又晚⋯⋯所以每次來總是11萬,20萬,41萬劑。⋯⋯好不容易加上了日本慷慨捐贈的124萬劑。
亞細亞的孤兒,在空中如此感恩:我們終於多了60萬人可以施打:免於死亡。
*亞細亞孤兒的下一個悲劇是爭議施打疫苗的優先順序。除了醫療人員、第一線防疫人員包括救護車、警察之外,沒有爭議外:誰該先列優先?
這個順序的意思等同告訴人民,誰的生命,此刻比較危險,也比較重要。
*在歐美,除了醫療人員之外,第一個施打的對象是老人,尤其八十歲或是養老院的老人:其次重大疾病患者。因為疫苗接種的最大目的不只是防護力,而是防止重症及死亡。
*但在台灣,重大疾病包括正在化療的病人,被放在第九類:金管會等中央某些機構,卻被放第二類。洗腎患者放在前四類。
這些分類順序,如何制定?
在疫苗不足之下,疫情嚴重之下,等於製表彙整的官僚們,對於人民有間接的生殺大權。
誰可以活?
如果疫情更嚴重,或是變種病毒入侵,誰可能必須被迫不幸染病即死亡?
那冷冰冰的排列順序,排列的是人,每一個人,至高無上熱騰騰的生命權。
過去我們沒有恐懼的活著,是理所當然。疫情嚴重之下,擁有疫苗,可以活下去,在台灣突然成為奢侈品,甚至特權。
此時此刻人民的生命權,被分好幾個階層,而且不是等兩個禮拜就輪到下一類:可能是下一個月。
只因為「疫苗不足」,「疫苗姍姍來遲」。
還有誰打Moderna ,誰打AZ⋯⋯眾人如此聚焦,因為我們內心皆恐慌自己是被國家疫苗政策的被拋棄者。
我們忘了,這些計較、憤怒、嫉妒、皆來自一個前提:疫苗太少:而且是高保護力的疫苗太少。
我們在恐懼中,也瞬間忘了,是誰造成這種現象?
我身邊有權有錢的人,自己國外打了疫苗,還説風涼話,何必急呢?政府總有他們的難處,尤其對岸杯葛。
至於匆匆去美國的,決定不浪費唇舌,他們只是自救。他們沒有錯!
一個島嶼,形形色色的人們,形形色色的命運,如飢荒中的人性,赤裸裸,當然也如飢荒下的動物農莊不容理性討論。
但我們的政府真的採購不到國際疫苗嗎?
Moderna不是,AZ不是。
不過,這是六個月前的政策錯誤。或許多説巳無意。
但近日疫情如此嚴峻,連日本是否在捐贈124萬疫苗之外,我們可不可以從日本至少以商購方式緊急買更多AZ疫苗,都成為羅生門。
我看到6月5日的日本共同社新聞,很悲傷:
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組長佐藤正久在BS東京電視台的節目中透露,日本政府正在朝著向越南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向展開協調。如果實現,將是繼6月4日無償向台灣提供124萬劑後的第2例。佐藤說:“與越南也啟動了協調。開始形成良好潮流。”
他説越南一度遏制了新冠疫情擴大,但4月下旬起感染人數激增,還發現了新的變異毒株,但越南的疫苗採購工作沒有進展。有意見認為,日本將提供的是在越南已獲得批準的英國阿斯利康公司生產的疫苗。
在同一個節目中,佐藤被主持人要求解釋關於向台灣提供疫苗為什麼是124萬這個數字時,佐藤説5月下旬台灣方面正式請求提供100萬劑。他強調,在政府和自民黨相關議員的協助下,最終增加24萬劑並實現了提供。
「而台灣政府認為,六月臺灣可能還會有200萬劑AZ,七月自己可以生產疫苗」,已經夠了。
影片:https://youtu.be/EdhoEFbghGI
文字:https://t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6/79ae5db040ec.html
對外:政府説已經夠了,台灣的疫苗足夠了。
對內:政府說請體諒台灣國際處境艱難,因此我們沒有足夠的疫苗。
留下脆弱的人性,繼續互相撻伐。
人民被分化成十幾類。
熬不住恐懼時,開始痛恨那些「自己超前佈署」施打疫苗的人。
特權!下台!咒語四起。
我們只是忘了,他們如果生在一個半年前超買國際疫苗的國家,他們如果生在一個半年前已開放全民自篩快篩的國家:他們願意打疫苗,他們是那個國家的良好公民。
在新加坡,他們還可以有機會中彩券呢!
但我們是亞细亞的孤兒。孤兒不只被世界拋棄,也被自己的父母官!
同時也有25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0的網紅ボンボンアカデミー,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ボンボンアカデミーは、保育士や教諭といった教育の現場で働く視聴者の方々にとっても役立つ、歌やダンス、昔話や読み聞かせ動画がいっぱいの教育系YouTube公式チャンネルです。 また、ご年配の視聴者の中には、公開されている季節折々の歌や踊りに、昔懐かしく思う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かも知れません。 さらに大人の...
京 急 500 形 在 陳建仁 Chen Chien-Jen Facebook 八卦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京 急 500 形 在 田馥甄 Hebe Facebook 八卦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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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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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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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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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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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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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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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京 急 500 形 在 ボンボンアカデミー Youtube 的評價
ボンボンアカデミーは、保育士や教諭といった教育の現場で働く視聴者の方々にとっても役立つ、歌やダンス、昔話や読み聞かせ動画がいっぱいの教育系YouTube公式チャンネル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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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大集合(1)新幹線:東海道新幹線/山陽新幹線/東北新幹線/上越新幹線/長野新幹線/九州新幹線/山形新幹線/秋田新幹線
■登場する路線・鉄道会社:東海道新幹線/山陽新幹線/東北新幹線/上越新幹線/長野新幹線/九州新幹線/山形新幹線/秋田新幹線
■登場する駅:東京駅/福島駅/鹿児島中央駅
■登場する列車:つばさ/のぞみ/あさま/つばめ/0系/100系/200系/300系/400系/500系/700系/800系/E1系/E2系/E3系/E4系/N700系
列車大集合 シリー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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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急 500 形 在 がっちゃんねる★TheGacchannel Youtube 的評價
京都鉄道博物館に行ってきました^^
パート3です。
パート1
https://youtu.be/6CRTlkIVGm8
パート2
https://youtu.be/TBeqo2W2a5s
がっちゃんは念願の京都鉄博に行けて大喜びでした♪
パート3では、がっちゃんが大好きな運転シミュレーターやたくさんの蒸気機関車が見れて大喜びでした♪
テラスやレストランからは東海道本線や東海道新幹線がとてもよく見えるのでビュースポットとしてもおすすめです。
梅小路蒸気機関車館の扇形機関車庫にはたくさんの蒸気機関車が保存してあり転車台での車両の入れ替えはとても迫力があ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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プラレールの京都鉄道博物館スペシャルセ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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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系新幹線 TYPE EVAラストラ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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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駅に新幹線を見に行ったら幻のドクターイエロー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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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M「線路は続くよどこまでも」「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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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宅の分割式レイアウトシリーズ第47弾!
Nゲージ E217系 (KATO) 横須賀線 走行シーン集② 2017.4.16です。
ということで、横須賀線のE217系は2回目の撮影です。今回の車両はTwitterのアンケートで決めさせて頂きました。ご投票頂いた皆さん、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横須賀線は、東海道線からの戸塚乗り換えで結構よく乗ります。E217系は個人的に凄く好きな車両です。強化形スカートと新色になってからよりカッコよくなったなと思います。もちろん旧色・旧スカートの仕様も好きでした。
自宅の分割式レイアウトで撮影しました。
いつもと同じ撮影用のモジュール配置です。
Windows ムービーメーカー2012で編集しました。
手ぶれ、ピンぼけ等はご了承ください。
★★★ 友情出演した車両たち ★★★
☆255系 房総特急(KATO)
☆E231系500番台 房総色 フリーランス車両
☆113系 横須賀色 内房線 (KATO)
☆E231系1000番台 湘南新宿ライン (KATO)
☆E233系3000番台 東海道線 E-02編成 (KATO)
☆E233系5000番台 京葉線 (KATO)
★【自宅の分割式レイアウトシリーズ第9弾】Nゲージ E217系 横須賀線 走行シーン集 の動画は下記URLからどう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C5EzPmQF4&index=38&list=PLr6zIPbiZur9Sz-kjksNGgr5fb4l-AMAa
★自宅の分割式レイアウトシリーズの走行シーン集は下記URLからどうぞ!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6zIPbiZur9Sz-kjksNGgr5fb4l-AMAa
撮影日:201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