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結構轉變原因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販賣部恩仇錄：電影院爆米花的故事】#葉郎電影徵信社 #舊文重貼

距今整整100年前，電影院和爆米花首度交手。

這個會帶來滿場噪音和滿地毯垃圾的零食，從一開始被電影院老闆強力取締，到陰錯陽差拯救岌岌可危的電影院產業，並成為觀眾100年來難以戒斷的健康危害，爆米花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版的電影史。

如今電影院產業再度面臨十字路口，爆米花有沒有機會再度披上披風扮演超級英雄角色，拯救存亡關頭的電影院體驗？

▇ 電影院的寄生上流路

「裝高材生，靠的是氣勢」《寄生上流》中的阿萬說。

1920年代是美國電影院產業的轉大人階段。他們急欲擺脫過去十多年在路邊擺攤的nickelodeon五分錢電影院的窮孩子形象，想要成為有氣勢的高材生，以便跟真正有錢、有文化的上流觀眾們往來。

他們心目中的高材生是——劇場。

於是192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被稱作「Movie Palace 電影宮」的豪華電影院。這些電影院積極模仿歐洲的劇院建築，浮誇的設計風格、華麗的大廳、水晶吊燈、迴旋梯、包廂等等劇院特色一應俱全。

電影宮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1912年愛迪生信託輸了專利官司之後，原本愛迪生一直抗拒的長片總算慢慢成為主流。問題在於默片時代要說越長的故事就要用越多張字卡，識字的門檻就會開始排除中下階層的觀眾進電影院。電影院企圖寄生上流是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因此1914年全美第一家電影宮——紐約曼哈頓的Strand Theatre開幕時的宣傳標語正是強調奢豪體驗：「給小市民的皇室貴族體驗（make the average citizen feel like royalty）」。

接下來電影宮的風潮開始在全美各大城市湧現（雖然建築風格很快就從歐洲宮廷風慢慢轉變成比較容易控制成本的Art Deco風格）。當時的好萊塢五大片廠也爭相跳下來興建自己的電影院，搭配片廠制、明星制等工具將他們的權力擴張成為無所不包的電影托拉斯。華麗的電影宮就是好萊塢片廠的無限手套上的最後一顆寶石。等到1929年時，美國的電影票房中已經有高達70%是出自五大片廠旗下的電影院賣出去的票。

早年的五分錢電影院中的觀眾會自帶各種零食進場，電影院吵雜髒亂的環境、隨地亂丟的煙頭都是上流觀眾不能忍受、但電影院老闆可以忍受的事。對老闆來說只要有門票可以收就心滿意足。

然而新的電影宮老闆們可不這麼好相處。

掛上水晶燈，鋪上紅地毯之後，過去五分錢電影院不會有的「禁止飲食」標誌也隨即被掛上。設備豪華的電影宮當時也被稱為“dream palace”夢幻宮殿，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像夢一樣不真實。然而來自街邊的小吃零食會打破這個幻覺，破壞電影院的高級格調。不僅進食的聲音非常惱人（而且默片時代還沒有對白音效可以遮掩），又會弄髒老闆剛鋪好的名貴地毯。

電影院要寄生上流，就要有上流社會的樣子，才能全面推翻過去被上流社會認為「電影是粗俗娛樂」的社會認知。於是電影院門口寄放大衣的櫃檯員工，便被老闆交付一個全新的任務——檢查觀眾的大衣或包包裡有沒有偷帶零食，一律扣押在寄物處，不准帶進場。

說的就是你藏在包包裡的爆米花呢～


▇ 爆米花的貧民百萬富翁

「你知道什麼計畫絕不會失敗？就是沒有計畫」金基澤說。

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讓爆米花和電影院的衝突白熱化，但雙方當事人也因爲這次不打不相識，意外結成百年盟友。

當時年僅17歲的中學生Kemmons Wilson因為相依為命的媽媽在失業潮中丟了牙醫助理的工作，不得不主動輟學、負擔起養家的責任。

Wilson臨時想到的打工構想扭轉了整個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命運：他決定去電影院門口擺攤賣爆米花。

爆米花在19世紀從玉米的原產地南美洲傳入美國。美洲原住民認為把玉米加熱的時候會導致住在玉米粒裡頭的神靈生氣膨脹，直到把玉米粒撐到爆開之後，神靈才化作一陣煙消失無蹤。實際上讓玉米粒爆開的原因是玉米粒中的水份經加熱膨脹產生的壓力。加熱到約200度的時候，玉米粒裡頭的壓力可以達到大氣壓力的9倍，使玉米粒的外皮終於挺不住、瞬間爆開。台灣小吃爆米香也是類似的原理。

爆米花這門古老技藝一直苦苦等待的轉機出現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美國甜點師傅 Charles Cretor發明的第一台用蒸氣驅動的爆米花機。

1930年，17歲的Kemmons Wilson借了50美元買來一台和世博會那台原型機所差無幾的爆米花機，開始了他的爆米花小攤。爆米花機的革命性在於它提供任何其他小吃攤都比不上的「行動力」，一個中學生的力量就能推著它上山下海，並且還不用花心思攬客，因為製作過程中的濃烈氣味就足以擄獲滿街的客人。不需要任何廚藝或特殊技術也不受到空間限制的爆米花瞬間碾壓另外一個美國國民經典零食——洋芋片。

Kemmons Wilson的爆米花小攤很快就大發利市，使他一週可以賺到40~50美元之多。相對之下，當時的電影院已經受到大蕭條的衝擊而使票房收入下滑中，有時候一週甚至還賣不到25美元的票房。惱羞成怒的電影院索性趕走Wilson，甚至還卑劣地沒收他的爆米花機。

「只因為我的業績比電影院經理的還好，我的爆米花機就這樣被沒收。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立刻告訴媽媽說我發誓以後一定要蓋一座自己的電影院，確保誰都不能奪走我的爆米花機。」Kemmons Wilson後來受訪時回憶道。

Kemmons Wilson真的說到做到。他日後仰賴爆米花機、雪茄販賣機和自動點唱機等機台累積財富，再把賺來的錢投入進軍房地產和旅館業，並且投資了11家電影院。他正是名下擁有1300家旅館的Holiday Inn集團的創辦人。

另一個在電影院老闆之間流傳更廣的故事，主角是一名奧克拉荷馬州銀行家。老先生在股市崩盤時散盡家財後，和17歲少年一樣選擇在電影院門口賣爆米花維生，結果生意好到讓他短短幾年內買了房子、買了店面甚至還買了一家農場。這個故事迅速成為電影院老闆口耳相傳的鄉野奇譚，並在1930年代中期終於觸發第一個決定自己跳下來賣爆米花的電影院老闆。

雖然「經濟越不好，電影賣越好」說法的源頭正是大蕭條期間的經驗，但實際上大蕭條期間電影院的流量也曾曾劇烈震盪，比如初期從每週80萬人次迅速下滑到60萬人次。

這時候電影院經營者才因有聲電影的設備升級而負債累累，加上票房顯著下滑，每個老闆都焦急地嘗試各種方法想要吸引新觀眾進來。所幸默片的字卡閱讀門檻已經不在，電影院的大門現在已經開放給任何買得起電影票的觀眾。有的電影院推出了專門吸引媽媽的dish night（看電影送碗盤），或是形同賭博的bank night（看電影抽現金）等行銷方法，甚至還有直接把電影票打對折的激進做法。但實證結果通通比不上直接開賣爆米花帶來的業績，更能彌補大蕭條期間損失的收入。

爆米花像病毒一樣快速在電影院之間蔓延，從大蕭條前全美幾乎沒有任何爆米花的消費是發生在電影院裡，到1945年後已經有超過半數的爆米花消費是在電影院裡被吃掉。影響之大，美國玉米的種植面積甚至因此上升。

同樣在1930年代發生的變革是紙杯的問世，讓電影院老闆更願意在販賣部賣汽水來搭配爆米花，因為再也不用顧慮容易打破的玻璃杯很難清理的問題。

結果大蕭條變成一次殘酷的電影院淘汰賽。那些願意放下身段設置販賣部和爆米花機的電影院業績開始回升，那些鐵了心走高級劇院定位而堅拒爆米花進門的的電影宮陸續破產關門。

爆米花和電影院都不在對方的人生計畫中。是大蕭條的強風驟雨讓他們躲在同一個屋簷下求生。

而從中成功生還者的經驗，直接定義了接下來90年電影院產業的核心經營方針：信販賣部者得永生。


▇ 好萊塢不能沒有你

「錢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燙平了」金基澤說。

接下來的歷史中，電影院和爆米花的親密關係並非一帆風順。許多第三者的出現增加了緊張的壓力。但爆米花仍然對電影院持續貢獻大量收入，從未中斷。是錢把這段關係中的一切皺褶都燙平了。

二次大戰期間因為來自菲律賓的蔗糖短缺，使得爆米花的主要敵手——各式各樣的糖果、巧克力都嚴重缺貨。爆米花的消費因此翻了整整三倍。於是不安分的爆米花產生了異心。

1950年代電視開始普及、1960年代微波爐開始普及，讓爆米花產業開始大作廣告，向消費者推銷在家裡自己做爆米花配電視吃。

另一方面，1948年最高法院的派拉蒙判決切斷了片廠對於電影院的控制之後，電影院不僅再也沒有片廠的財團資源撐腰，也更無法像過去一樣輕易確保大片片源供應。戰後嬰兒潮的新家庭紛紛搬離市區之後，電影院的觀眾人次再也沒有回復到大蕭條前的榮景，財務風險很高的豪華電影院能拆就拆、能改裝就改裝。電影宮正式走入歷史。

但驅動電影院產業的基本動力仍然不脫爆米花。1950年美國汽車業商人Richard Hollingshead, Jr.想到了一種讓電影院保持現金流，而不需要大幅舉債投資的方法，就是混合用餐、看電影和加油站三種機能在一體（稍後加油站被拿掉）。這種不用再盛裝打扮，也不用擔心吃東西吵到別人或弄髒老闆的地毯的新電影體驗很快就紅遍全美，最高峰有高達4000家之多。1960年代AMC則嘗試興建經濟效應更高的雙廳電影院，開啟了日後多廳電影院模式的序曲。這些成功的創新模式完全遵照這句電影院業老祖宗留下的箴言：

找個賣爆米花的好地方，然後在旁邊蓋電影院。

多年來，觀眾對爆米花不離不棄的理由是未經思考的本能習慣。2011年美國學者的研究就發現即便提供給受測者已經放了14天、變得很難吃的爆米花，那些過去習慣一邊看電影一邊吃爆米花的受測者仍然會不自覺地吃光光。觀眾全都被「看電影配爆米花」的習俗給制約。

電影院對於爆米花不離不棄的理由是則是經濟因素。片廠對電影票的抽成比例高達40~60%，幾年前Disney在發行星戰電影時甚至還對電影院開出苛刻的70%比例放映合約。無論電影院如何賣電影票，都只是淪為替片廠打工的小螞蟻，更何況片廠一點都沒有想要分攤蟻窩中各種工程——Imax、3D、雷射投影、Dolby全景聲等等永遠更新不完的設備投資成本。唯獨只有販賣部賣出去的所有零食飲料，電影院可以獨享收入。

這就是為什麼大趨勢上電影票價罕有調整，但販賣部的訂價卻很容易水漲船高的道理。漲票價之後電影院仍然只能留下40%收入，還會因為嚇跑觀眾而損及真正的賺錢金雞母——販賣部。

電影院因此採用了類似Xbox等遊戲主機採用的價格補貼策略，不求在主機銷售中賺到錢，而把賺錢的機會留在消費者買了主機因而進場之後，在市場裡買下更多遊戲的機會。低入門門檻的便宜電影票就是Xbox主機，剪票、關門、放狗之後，才是販賣部剝削觀眾荷包的真正時刻。

多年來不少人留意到這種價格結構，並開始呼籲影迷應該多多購買爆米花。理由是：從頭到尾根本都是爆米花在支撐電影院體驗的經營成本，而不是杯水車薪的票房拆帳。


▇ 販賣部的王者歸來？

《寄生上流》：「我們都是有困難的人」

100年後的電影史又倒帶到等同於（甚至更甚於）大蕭條的經濟危機，電影院面臨另一次的危急存亡之秋。

同樣導致上千萬美國人失業，但大蕭條從未曾發生的是像現在這樣幾乎全世界的電影院都停擺的狀況。頓失收入的電影院一再傳出可能破產的謠言，尤其是屬於中國萬達集團的全世界最大連鎖電影院品牌AMC。

時窮節乃見，急需收入的片廠隨即背叛了電影院，投靠了電影院的21世紀死敵——網際網路。NBCUniversal第一個打破空窗期的慣例，同時在電影院（其實一家都沒開門）和VOD市場推出動畫電影《Trolls World Tour 魔髮精靈唱遊世界》，並聲稱未來將繼續在更多電影上採用這種「電影院+VOD」的同步發行模式。怒火中燒的AMC電影院馬上宣佈未來將抵制Universal發行的電影，並指控他們破壞了發行和放映業幾十年來透過「空窗期」的默契建立起來的緊密合作關係。

電影院變成了片廠用過即丟的免洗餐具。再一次，他們必須靠自己救亡圖存。

許多經濟學家預測疫情過後會是比1929年大蕭條更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也意味著大蕭條時期的經驗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長期而言經濟越不好，觀眾越有動機進電影院逃避現實。此時此刻汽車電影院在社交禁令中大受歡迎，顯示大家仍然有強烈的動機出門一起看電影。這個動機是電影院的最後一線生機，意味著疫情過後觀眾仍然有機會回到這個殿堂朝貢，只要票價的門檻沒有擋住他們的朝貢路線。

驗票之後，就是販賣部上場戰鬥的時候。

美國獨立電影院品牌Alamo Drafthouse電影院創辦人Tim League近日宣佈要讓出執行長的位置給專業經理人Shelli Taylor。Alamo Drafthouse經常在電影院內設有餐廳和酒吧，努力想找回找回那種晚上盛裝出門用餐加上看電影的獨特體驗。引人注意的是新執行長Shelli Taylor來自Starbucks星巴克，過去是星巴克在中國擴張版圖的主將，一手將中國星巴克從500家擴展為3000家。這個新人事透露了同樣的線索：餐飲會是電影院的救生圈。

問題是100年後爆米花仍是販賣部的主將嗎？

爆米花的健康負面影響在過去十幾年一再浮上檯面。NATO美國電影院經營者協會努力政治遊說下，連鎖電影院被排除在連鎖餐廳卡路里標示的法令之外，所以不必在爆米花菜單或是外包裝揭露它的高鹽、高油、高熱量和各種人工香料和色素。你始終無法在自己家裡做出一樣好吃的爆米花的真正原因是一種名為聯乙醯 （diacetyl）的人工香料，被電影院用來替爆米花增加假的奶油香味。直到2000年科學家才發現大量吸入聯乙醯的爆米花工廠工人會產生一種閉塞性細支氣管炎，並被暱稱為「爆米花肺」。

多年前紐約市政府也曾鎖定另外一個販賣部明星，推動禁賣超過16盎司（約470cc)的汽水，而電影院業者也出現在極力反對的聲浪之中。

於是，搶救電影院體驗變成了一個忠孝難兩全的難題：在販賣部多多消費來撐電影院的同時，我們如何兼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用大份甜鹹綜合口味爆米花毀傷的道德責任？

To pop, or not to pop, that is the question......


（原載於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

值得一讀，正是現實生活中接地氣的寫照

來講一個剛退流行的話題，問了一群產業界的前輩，不然很多東西我自己也沒那經驗。

5k字，超長慎入

==========

終於要處理工廠管理輔導法，這個台灣最大的坑了，為何說是坑？因為這是幾十年的歷史累積，馬政府時代給了十年改善，不過法案沒有、執行手段也沒有，想也知道就是什麼都沒有的過十年。也好啦，總是要處理這個問題，面對總比逃避好。

工輔法整套看下來，重點大概兩個，一個是輔導原先的違章工廠低汙染的合法化，第二個就是中高汙染的，協助降低為低汙染後納管比照處理。這兩個若在時限內做不到，就會斷水斷電改善到拆除為止。不過今天又多了一個落日條款20年，明擺著是受到壓力去制定的，理由後述。其實還有兩個極重要的點，一個比較明顯的已經有人提，就是對於低污染工業的認定標準，這還有得吵。另一個不明顯的還沒看到人講，最後面再提。

有跑過傳產的應該都知道，現行的高汙染產業，像是電鍍、化鍍類的，大致上都在工業區內，不會在路邊一片農地上。現在講的農地工廠主要兩種，一種是在農地上鐵皮搭建的小工廠，雇傭人數沒幾個，像是在台南、嘉義土地比較開闊的偏僻鄉鎮。另一種是早期城鎮擴張，多餘勞力吸引工業，農地搭建鐵皮屋後出租為輕工廠，長期以降成為產業聚落，例如新北的五股、樹林一帶。其他較少的像在產業道路邊，或是地圖上沒有的小路轉進去，整片樹中間有一棟工廠的，這數量也不少，像是桃園的龍潭楊梅之間。

這種工廠的汙染形式，硬要切開有兩大類。粉塵類的只需要集塵設施，酸洗類的通常都會有一個小儲存槽(坑)，定期叫車來抽走。這兩類的汙染程度都不高，就算需要改善，也都在可以負擔的範圍內。這類工廠為何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不純粹是和氣生財的理由，以前亂七八糟的年代，地主隨便收租金是一回事，近年新的工廠，要不是農地地主繼承後不想耕作，就是產業聚落擴張後，耕作農地的價值差太多。

會被檢舉的高汙染小工廠，其實你法令也管不到。這大概也分兩種，一種是農地租一間鐵皮屋，然後堆積大量高汙染廢棄物，堆到廢水外流或是臭味太重被抓，老闆反正早就跑路。另一種是擺明就是要開非法的，接高汙染也高利潤生產流程的單，跑去租便宜的農地鐵皮屋，用很簡陋的設備，也不安裝任何處理設施，賺幾年是幾年。利潤很高，也懂得用人頭，被檢舉後關廠跑到隔壁縣市繼續租，看這次可以撐多久。這些老闆沒在管你法規的，真要比喻就是超大型跑給警察追的攤販，要拿這種案例去指控其他工廠，只不過證明自己對工業的完全無知。

關鍵在哪？在用電量，後面會提到。

說到底，農地會有這種問題，就是相對務農來說，改建或是出租作為工廠，還比較有利可圖。出租者想多賺一點，自然不會去舉發，附近的鄰居比照辦理，也沒多少理由想去舉發。幾十年下來，形成一個多重疊合的奇怪結構，然後沒有人能夠處理。

在你罵非法就該關掉前，有些數字要冷靜點看。
閒置工業區大概沒有2,000公頃，而根據政府正式的統計，農地的違規工廠佔地約14,000公頃，若非正式的統計，我個人了解應該是超過30,000公頃。

簡單說，你要他搬家去合法工業區，先不管他有沒有錢應付工業區超麻煩的規定，光看土地面積就知道，要輔導全部工廠都搬家，這一點都不現實。除非你認為，現在開始規劃新的中小工業區，然後就近要求他們搬家，不過這是另一回事，而且這其實鍋更大，連住宅區都要一併處理，經典案例就是整個桃園市的發展軌跡，(不懂我在講什麼的，可能很難理解這怎麼回事)。

因為，之所以形成產業聚落，通常都是有區位優勢，設想一下你家住在新莊，卻要跑去汐止的工廠上班，在二十年前沒有捷運的狀況下會有多痛苦。沒有鄰近高速公路，隨便在一塊空地規劃工業區，是有哪個天才老闆會進駐啊，台灣的代工型態，太多加工的半成品，體積根本不適合長途運輸，大概只有像是電路板，高雄的楠梓電會下單給樹林的晟鈦去做，畢竟表面處理之後，板子還是薄薄一片，體積小裝載密度大而且單價高。然後你去看表面處理後的上件廠，幾乎無一例外都離港口較近，想想就知道為什麼，還是不懂的想一下塑膠射出廠，新北跟台南一樣叫做塑膠射出，做的東西一樣嗎，多想想會想通的。

簡單說，大型工業區的出現是政府規劃，給大型工廠進駐用的，但是一家大工廠很難有全製程的能力，多半都得要發包出去給其他廠代工。若此產品有運輸跟勞工成本的問題，那麼不意外的中小型的代工聚落，就會出現在交流道附近，或離人口密集區不會太遠的地方。這些地方，也早就因為人口擴張需要住宅，農地被蓋的亂七八糟，各位知道新莊輔大附近一圈的加工廠嗎？當年響應謝東閔「家庭即工廠」口號，三層透天厝一樓變身為小工廠，後來成長為三層代工廠的有幾間？這些都是蓋在原本的農地上喔，現在你經過新莊，會知道這邊原先全是良田嗎？

另外，政府的推估現行違規工廠大概有38,000家，我個人了解應該多個兩成跑不掉。每一家的平均雇用人數，小間的應該落在7~10人上下，產業聚落中大一點的大約30-50人，也就是說扣掉老闆，大概有約保守估計近100萬的就業人口，而且這些勞工平均都算是學經歷較弱勢的。

這些勞工，我不客氣說都是過去被政府放生的，年輕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們當年有分A、B段班的年代，多少B段甚至是被稱為放牛班的同學，學校完全是放置不理，畢業後跑去你聽都沒聽過的高職高工就讀，三年下來也沒學到什麼技能，人生的出發點就是活在這種被放棄的環境，他能幹嘛？幾乎都到這種工廠去，男生當學徒，女生當行政跟倉管，三十年過去熬成主管，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之低。

也就是說，今天你把這些工廠全部都關掉，先不提經濟上的損失，瞬間有幾十萬的失業人口，而且都是弱勢勞工，沒有學歷也沒證照，技能只能因應這一行。我想很多人對這類人的認知不夠清楚，弱勢勞工的能力真的不好，但花時間熬出的經驗，至少在這一行可以混的下去。見過那種到水果攤幫忙削水果，時薪有夠低，還要天天被老闆罵的那種嗎？因為真的連削皮的技巧都學很慢，十年前金融海嘯掃到一堆工業區的低層勞工，有些連開計程車的能力都沒有，世界上是有這種人存在的。

更不要提，其中不少工廠，老闆跟勞工之間是一路拚上來的戰友關係，也許才十幾個人，常常要在大廠之間被砍價，但至少在產業鏈上有一個位子，接單養活員工一家老小沒問題。對這些老闆來說，員工不僅是下屬更是親友，年輕朋友的同學就不少這種家庭出身，父母拚了一輩子買了房子，把小孩拱去大學，房貸還沒清，小孩還有學貸，老闆不是不知道員工的辛苦，但自己也不是慈善事業，你真的逼到他要賠本經營，幾乎都是收掉不幹。

那些還有貸款要繳的員工呢？各位，你們真的認為50歲失業，還有10年以上貸款要繳的勞工，有多少能力接受轉業訓練？訓練了，就有與年輕20歲的少年仔同等競爭力？別鬧了，真的別天真了。

另外，這些違規工廠，其實肩負台灣代工大國的重責大任。產業聚落的意義我就不提了，不理解產業聚落的優勢者，跟他講再多都沒用。這邊要說的是，許多代工是大廠轉單小廠，一層一層的轉包出去，把多餘的產能吸收掉，有些甚至會轉到很偏僻的小廠。若沒有這些鐵皮小工廠，很可能有連鎖效應，小廠會因為產能不足，接不了大廠的臨時單，景氣很好的時候就罷了，不景氣時利潤很多都靠這種急單來撐。

此外，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是，這些所謂農地蓋違規的工廠，該繳的稅都有繳。已經形成產業聚落的，政府其實是裝死不管，因為不同的用地跟需求，能申請到的電就不一樣。怎麼解決？一種辦法，把三四塊農地合成一塊，中間蓋一棟工廠，等於把電集合起來使用，但這也不能裝置太高用電的設備；另一種是當初申請時就以輕工廠的名義，不然電根本不夠用，也就是說這都限制的工廠的營業種類跟規模，想像的那種超高汙染工業，很難出現在這種地方。

高汙染往往等於高耗電，新聞上趁颱風天亂排廢水的工廠，幾乎都在工業區，農地上蓋一間電鍍廠，然後亂排重金屬廢水到田間？你開玩笑喔，一甲地給你併用都不夠電啦，還排廢水勒。跟文青想像的完全不同，高汙染工業的廢棄物，經過處理設施後通常剩下很小一桶，只要處理廠不要黑心拿去山裡面挖洞埋了，高毒性廢棄物沒那麼多。反倒是低汙染工業甚至就是農業，汙染物毒性低但是量很大，處理起來才夭壽麻煩，只是因為不會偷排一次整條溪變紫色，才會覺得好像沒汙染，這一塊納管後才能想辦法。

至於，違規工廠怎麼繳稅？就十家工廠共同租用一間商辦啊，接單出貨跟會計都在這一層樓，國稅局才不會管你工廠在哪，只看你註冊地以及營業額來收。換句話說，幾十年來政府都是放任不管，但該收的稅都要收，有些微妙的法規邊緣地帶，甚至是黑白道尋租的空間。要解決？好啊，以後收稅用工廠所在地收，違法不違法公務員親眼見到，沒有裝死空間，超棒的。但台北市稅收剩下三成不到，如何？(那種已經變成產業聚落的，就是大家都裝死啦，假裝沒看到一起踩在農地上)

這還不提，查緝工作是地方政府的權力，中央只是設置法規，並沒有多少辦法直接干預。你選了一個不會查的首長跟議員，再來靠么政府都不管，會不會太機車？不然就下次大選，堅持合法的民眾，請逼議員表態，我們來看最後得票數如何。國民黨是知道這爛掉了，根本上就不想管，反正裝死沒看到，出事再去表態查緝就好，民進黨從賴清德開始，一路堅持要推工輔法，對幹黨內左膠覺青到1124翻船，直到蘇上來還繼續到完成，為的是什麼，只為了要讓非法變合法？

經濟部的公開說帖，太過冠冕堂皇，但雖不中亦不遠矣。

不用擔心合法工廠權益受損，因為比例上低的可以，理論上違法但實際上跟合法沒兩樣的工廠一大堆。真正因為違規可以降低成本的，反倒會因為合法化後墊高成本，降低原先的競爭力。合法的工廠，也會因為產業鏈全線都合法可查後，列入生產履歷跟碳足跡，未來要銷售到歐洲之類的機車國家，難度也會比較低。

除此之外還會有受益的產業。

法條修正的第一個受惠產業，就是顧問業。

不用懷疑，這些工廠老闆並不是想一輩子違法下去，很多人是真的不曉得怎樣合法，因為當年就是「大家都這樣做，我也這樣做」，然後政府裝死沒管，就跟中國這十幾年的狀況一樣。幾十年後的今天，有機會合法的話，多數是願意的，最大的門檻是在「不知道怎樣去合法」。

也就是相關文件跟工廠需要改善的點，大部分老闆是不清楚，就算政府講了，細則部分也需要人去盯。地方政府只需要提供資料，顧問業者就會去把輔導合法的工作做到好了。

第二個受惠產業，是被創造出的環保商機。畢竟大部分這些違規工廠，最多的汙染就是廢水跟粉塵，因為工廠規模不大，高價的環保設備買不起，低價的拼裝版效能沒有很好，所以輔導轉型的這幾年，應該會有不少小型或是微型的污染處理器，甚至是回收業者都會獲利。(跟貸款有關)

第三個受惠的，是這些輔導轉型的工廠跟金融業，從非法轉為合法，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卻沒人提到的，叫做「銀行貸款」。合法才能跟一般銀行，或是政府提供的專案去申貸，這是多數人都沒想到的一點。這些老闆不見得是不願意出錢，而是因為工廠非法的狀態下，想去貸款購置新的機器或是汙染處理設備，都是不可能的。以往只有面臨倒閉危機，才有去二胎或是地下錢莊冒險的機會。

提供數千到數萬家業者，有合法申貸的機會，才能讓他們申請到足夠添置新的機具跟污染處理設備的經費，不管是要後續的擴張還是發展，這都至關重要。

你說，違法的關掉就好，多找一些人去檢查不就得了？

呃，勞基法那時候也是一樣的講法，完全昧於現實。你要關掉一家違規工廠，可不是去開張條子，人家就乖乖的關門大吉。你得要有常設人力，緊盯關廠進度，甚至是拆除時也得要人盯著。你有看過就曉得，絕對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搞定的，出動三五個人，費時十天八天，才可能弄好一家。請人搬家到合法的工業區，時程也是一兩個月起跳，絕對沒有鐵皮工廠三天蓋好這種事。(還不包括遇到黑道，需要找警察來一起處理的狀況)

推估超過三萬家的工廠，想要一兩年內就全部幹掉，想也知道你不可能有足夠人力，也不會有夠多經費去增聘。再說，兩年後全部取締完畢，多餘人力怎麼辦，開除？做之前麻煩想一下後果。

我是覺得，後面的關鍵在於經濟部、環保署相關單位，能不能對低汙染有個明確的定義，因為標準訂出來，後面的環保產業才會知道該怎麼做，學術單位也才曉得怎樣幫忙把機器小型化。

以往對污染的定義不夠清楚，一般人在意的都是金屬類的廢棄物與紡織類廢水汙染，但各位知道像是食品加工的有機廢棄物，以及小型金屬表面處理工廠的廢水，看似無害其實蠻高的，但要處理也不需要太高價的設備。眼見不見得為真，請相信專業，但這就是下一次的法案攻防了，在意環保的覺青請去注意這一塊，一個污染標準沒列好，後患才是無窮盡。

另一個重點，就是要儘速納管，這樣才能讓工廠有合法去貸款的空間，想要轉型合法經營的老闆，才有動力去改善自家的環境。把這三萬多家工廠的老闆，都看成只想破壞地球賺錢的王八蛋，無助解決現狀問題。

其實到頭來，就是一個怎樣具體解決的老問題。

我也知道違規就抓啊，但你看違章建築拆了幾棟？台北市當初信誓旦旦講了那麼久，現在誰還記得這些事？你訂了一個不可能做到的高標準，弄了一堆理論上很棒的措施，但全部是逼人走絕路，他們一定在政治上懲罰你。

順便說，去年1124執政黨大敗的主因之一，就是賴院長想要處理這塊，但一堆小清新進步派堅決反對。等到選舉崩掉，檢討原因之後，蘇院長上台才去忽略這些反對意見，堅持要納管再說。

有實務經驗的執政者，很清楚政府解決問題就兩種。一種是直接依法抄掉，另一種是納管輔導。違章工廠這個超大的歷史問題，第一種絕對沒有用，有用早就做了。你只剩下納管輔導轉型這條路，在我們可以做的範圍內，慢慢去轉變，反正現在這種不告不理不管的狀況，也不會更糟了。

當然你有第三種選擇：繼續擺著，吵著不可能做到的全部抄掉，每天詛咒這個世界沒有照自己想的運轉。

「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Lucy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Lucy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Sally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反問道。

Sally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Lucy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Lucy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Protestors這個字更精確。

Lucy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和Sally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50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孟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和Sally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象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和 Sally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Lucy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